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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串门的乡亲还没来，宋长玉掏出三千块钱给爹，让爹办年货。
爹没有接，说：“年货已经办齐了，钱你自己留着吧！”
娘说：“你儿给你的钱，还不快接着！”
爹这才把钱接过去了，说：“这钱留着翻盖房子。”
宋长玉仰脸把房子看了看，说：“房子是该翻盖了。这钱你只管花，翻盖房子的钱我回到矿上再给您寄。两万块钱够了吧？”
爹说：“两万块钱用不完，咱们这里盖四间砖瓦房，有一万多块钱就够了。”
宋长玉说：“要盖就往好里盖，争取一步到位。您要是不想盖老式的起脊房子，盖两层子楼也可以。”
爹和娘互相看了看，知道这孩子在外面真是发财了。娘说：“村里还没人盖楼，咱可不敢盖。能盖四间浑砖到顶的瓦房，就好到天上去了。”
宋长玉打开带回的一只下面安有四个轱辘的大箱子，往外掏衣服，他给父亲、母亲、弟弟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说：“爹，这是您的。娘，这是您的。过年了，换身新衣服吧！”又说：“这都是金凤让我给你们买的。”
娘的眼窝子又湿了，说：“我有十来年都没穿新衣服了。你看我，只顾高兴了，忘了给金凤烧茶喝。我给金凤烧鸡蛋茶去。”走到灶屋门口，娘又转了回来，说：“长玉他爹，快把咱给儿媳妇准备的见面礼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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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显得很不好意思，说：“太少了，拿不出手啊！”
娘说：“多少是咱对孩子的一点心意，给见面礼也是咱们这儿的规矩，咱们不能坏了规矩。”
爹到里屋把见面礼拿出来了，是三百块钱。爹把钱递给金凤，说：“孩子，让你见笑了！”
金凤说：“爸，我不要！”却看着宋长玉。
宋长玉说：“收下吧，见面礼一定要收下，这是规矩。”
金凤只好把钱收下了，说：“谢谢爸爸妈妈！”
说话间一些乡亲们陆续来了，宋长玉赶紧给男人们拿烟，给妇女和孩子们拿糖。有人问这烟多少钱一盒。宋长玉说了价钱。问话的人有些惊叹，说一颗烟不是顶六七毛嘛，这哪是吸烟，跟烧钱差不多，六七毛一会儿就烧没了。有个妇女说，有买一颗烟的钱，够称二斤盐的。另一个妇女纠正说，称二斤盐可不止，能称待好三斤呢！那些人吸着烟，吃着糖，说着话，眼睛过来过去在金凤脸上看。宋长玉的一个堂嫂说：“他婶子长得怪洋气呀，跟电影里边的人差不多。”“他婶子”指的是金凤，金凤不知是指她，没有什么反应。宋长玉只得对金凤说：“嫂子说你长得洋气呢！” 金凤吃了一惊似的，脸红了，笑着说：“说我呢？我洋气什么，一点儿都不洋气。”
一个在村里小学校当老师的人问宋长玉：“听说你现在当矿长了，不简单哪！”
宋长玉说：“没什么不简单的，要是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你也能干。”
当老师的人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可干不了。”
宋长玉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那位老师，说：“给你一个电话。”
串门的人都没见过名片，伸头乱看，乱问，啥？啥？有人把名片当成了电话，问：“这电话怎么打呀？”
那位老师说：“什么电话，这是名片。连名片都不知道，还电话呢！这上面印的有电话号码，现在当干部的出门都带名片。”
这个说：“给我一张。”那个也说：“给我一张。”他们大概把名片当成了烟和糖，好像谁不要一张谁就吃了亏。
宋长玉把名片一一发给那些向他伸手的人。
还是那位老师指着一个不识字的妇女说：“你连一个字皮都不识，要名片干什么，你以为名片是扑克牌呢！”
那个妇女恼着脸子说：“不识字怎么了，不识字我当画看。兴你要，就不兴我要！”
“好好，要吧要吧，谁敢不让你要！”当老师的转向继续跟宋长玉说话：“听说你原来不是在乔集矿上班吗，怎么又到红煤厂矿当矿长去了？”
宋长玉想到了，乡亲们一定会问到这个话题，他早有准备。他当然不会把在乔集矿的遭遇说出来，那个过程过于曲折。就是对自己的父母，他也不打算说出来，要保持给父母写信时的一贯说法。当着这么多乡亲，他觉得有点像新闻发布会，每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他把身子坐得端正些，说：“在乔集矿，我只能当一个采煤工，只能听别人的指挥。到了红煤厂我就可以指挥别人，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人才可以互相流动，北京的人可以到上海工作，上海的人也可以到北京工作。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在我那个矿当工人的，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只要干得好，我对他们一视同仁。”
当老师的人马上报名：“我去你那个矿干怎么样？”
这个问题宋长玉事前也想到了，村里人知道他在外面当矿长，肯定会有不少人要求到矿上工作。他把屋里的人扫视了一下，见不少人眼睛看着他，嘴巴已张开了一半。他不能答应老师的要求，他要是一答应，别的人会像跟他要名片一样，纷纷提出到矿上工作的要求，那样就麻烦了。答应给人家安排工作，可不像给人发名片那么简单。村里那么多年轻人，都急着到外面打工，他要谁不要谁呢？弄不好就会得罪人。于是他说：“教师的岗位很重要，你还是好好教书吧。”
“重要个屁，学校的老师已经三个多月没领到工资了！”
宋长玉说：“随后咱们单独谈谈。”
第二天，宋长玉要带着金凤到镇上赶年集，他对金凤说，他们这里的年集非常热闹。他要通过赶集让当地人知道，他就是宋家庄的宋长玉，现在的宋长玉不是以前那个一文不名的宋长玉了。他跟父亲说的是，他还要办些年货。父亲虽然把年货办齐了，但他对有些年货不够满意。比如，父亲买的鞭炮是两千头一挂的。他知道，父亲买这么长的鞭炮，已经鼓了很大的勇气，已经破了例。他在老家过年时，父亲一般只买二百头的短鞭炮。他说，两千头的鞭炮少了一点，至少要买五千头到一万头的。再比如，父亲买的红蜡烛是半斤一只的。宋长玉说，半斤一只的蜡烛太小了，他到集上看看，要把最长最大的蜡烛买回来。弟弟长山提着篮子跟在他们后边，准备提年货。母亲提出，她也要去赶年集。宋长玉能理解母亲的心情，母亲多少年没这么高兴过了，她要跟儿子儿媳一块儿到集上去高兴，去骄傲，去接受别人的夸奖。在集上，他们果然遇到了不少熟人。别人问一句，母亲就说：“这是俺大儿，这是俺大儿媳妇！”母亲兴奋得脸上一直放着红光。有妇女问：“你儿媳妇身上穿的那是啥衣裳，看着毛烘烘的。”母亲说：“我也不知道，听说这一件衣裳值六七千块呢！”问话的妇女惊叹道：“哟，我的老天爷，这样的衣裳只有城里人才穿得起，咱乡下人连摸都不敢摸，恐怕一摸还烧手指头呢！”母亲说：“那是的，啥人穿啥衣裳。”
来到卖鞭炮的摊位前，宋长玉问人家，最长的鞭炮多少头。回说，五千头。宋长玉问，有没有一万头的。卖鞭炮的说没有。宋长玉认为他太死板了，把两盘五千头的接起来，不就是一万头的嘛。卖鞭炮的人说，五千头一盘的就很难卖，接成一万头一盘就更难卖了。问宋长玉：“接成的一万头的你买不买？你买，我马上给你接。”宋长玉说：“我要是不买，问你干什么！你接吧，接好我一会儿来取。”卖鞭炮的人说：“好，我马上就给你接。你是宋家庄的吧？我听说宋家庄有一个人在外边当了矿长，是不是你？”宋长玉说：“你的消息很灵通嘛！”卖鞭炮的人很得意地笑了，说：“我看你这身打扮，就像是从外边回来的当官儿的。”
他们连看了好几个卖蜡烛的摊位，直到找到一对最大的蜡烛，宋长玉才答应请下。他们这里买蜡烛不说买，说请。过年期间，他们还习惯互相问一下，今年请的蜡大不大？若请的蜡大，就表明这家人日子过得兴旺，富足，过年高兴。同样的道理，他们还互相问买的鞭炮长不长？年初一起得早不早？久而久之，这样的问话就成了客套话和祝福的话。而答话的人都不会承认请的蜡不大，买的鞭炮不长，年初一起得不早，通常的回答是，请的蜡不小，买的鞭炮不短，年初一起得不晚。哪怕有的人家请的蜡一支只有三两重呢，答话时也会说请的蜡不小。今年宋长玉家要说请的蜡不小，称得上名副其实，因为一支蜡就有一斤半，两只蜡有三斤重，简直像两根红色的棒槌。母亲小声提醒过宋长玉，说他们家的房子太矮了，这样大的蜡烛恐怕点不起来。宋长玉说没事儿，坚持把整个年集上最大的蜡烛请了下来。
宋长玉原本没打算买鱼，可他们从鱼行走过时，金凤看见了一条大鲤鱼，顺手指了一下，说这条鲤鱼不小。那么宋长玉就在放大鲤鱼的木盆前站下了。还没等宋长玉问大鲤鱼有多重，多少钱一斤，鱼行里的经纪人已凑了上来，让宋长玉把鱼买下吧。经纪人把宋长玉叫成了老板，说：“老板，这条鲤鱼就是给您留的，我看了，您要是不买，全集上就没人买得起。”这个话宋长玉爱听，但宋长玉说：“你不要光说好听话，得先报报鱼多少钱一斤。”经纪人说：“不跟您多要，三块钱一斤您拿走。”母亲一听就有些急，说：“太贵了，人家卖的都是两块钱一斤，不买不买。”经纪人马上做母亲的工作，说：“大娘，大过年的，买东西买个彩头，几十块钱在您儿子眼里不算啥。”经纪人说着就用秤钩子钩住鱼嘴，把鱼提了起来。母亲说：“便宜点儿，两块五一斤卖不卖？”经纪人还没说话，宋长玉却说：“算了，三块就三块吧，我看这条鲤鱼挺喜人的。”
到除夕这天，宋长玉回老家已经三天。有一件事情，宋长玉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又在心里提着，老也放不下。这件事情像是一样活东西，一想起来就在他心头腾腾跳几下。这件事情又像是一样石头般的死东西，压得他心头沉甸甸的。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要不要到村支书宋海林家里看一看？他留意过，回家这两三天来，乡亲们几乎都到他家来过了，每天说话都说到很晚，香烟已吸去好几条，但他始终没看见宋海林露面。不但宋海林没到他家来过，连宋海林的弟弟和儿子也没到他们家来过。当然了，宋海林没到他们家是可以理解的，宋海林是长辈，年纪比他父亲还大，他应该叫宋海林叫大爷。而他是晚辈，长辈来看晚辈，不是不可以，但不大符合道理。更大的障碍是，宋海林是村里的支书，是有职位有架子的人，让他主动来看一个晚辈，他怎能放得下端了几十年的架子呢！然而，宋海林不来，他们家别的人也不来，这就有问题了，说明这几年他们家和支书家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疙瘩好像越结越死了。面对这样的疙瘩，宋长玉感到很别扭，无论如何，他绕不过宋海林的存在。如同唐洪涛在乔集矿的存在，和明守福在红煤厂的存在，宋海林在宋家庄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这样的存在，他装作看不见是不行的。他对自己说，你现在已经当了矿长，职位要比宋海林高一些，职位高的人肚量也要大一些，你应当先去看望宋海林。另外，你的岳父也是支书，支书也是人，不是不可以亲近，你对支书的看法应当改变一些。再说，他和宋海林从没发生过正面冲突，没有什么直接性的矛盾，两家之所以不冷不热，不怎么来往，都是双方父母之间的矛盾延续下来的。说得再明确一些，都是因为宋海林的老婆与他的母亲闹过不愉快，才引起两家长期不和。现在，他们这一代已经成家立业，他在外面这么多年，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觉得所作所为应该对自己的父母有所超越，把与宋海林家的关系改善一下。想到这一层，他脑子里一亮，思想仿佛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是的，父母都不识字，也没见过世面，他怎么能跟在父母身后亦步亦趋，甘当父母的附庸！他甚至想到，要改善与宋海林家的关系，目前正是时机。他的地位和身份的改变，等于具备了与宋海林对话的资本和条件。他在外面卧薪尝胆般的苦挣苦斗，不就是为了创造现在这样的条件吗，不就是为了壮大自己力量吗，不就是为了使他们家和宋海林家力量对比的格局发生变化吗！倘是他还在家当农民，或是在乔集矿当农民轮换工，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没有自信，没有底气，让他去找宋海林说话他都打不起精神。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回家期间，肯定会有不少人向宋海林报告他的消息，宋海林也会很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他若是主动去看望宋海林，宋海林会认为看得起他，当然会高兴。若他不去见宋海林呢，情况会变得很糟糕，只能会使他们家与宋海林家的矛盾加深，对立加剧。他问母亲：“您看我和金凤要不要到海林大爷家看一看？”
母亲的态度很坚决，说：“去他家干什么，不去！”
宋长玉说：“都是过去的事了，别跟他们计较了。”
母亲说：“不是我跟他们计较，是她跟我过不去。秋天割豆子时，那女人看见我还骂我呢，她欺负我快欺负一辈子了。”
母亲说的那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