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看见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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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看见我了-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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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杀人事件背后的卑微人生:鸟,看见我了 作者:阿乙
给活人 我比我活得久
这是我的奢望。前几天一位朋友说:几百年后小说就没了,或者很多年后人类也没了。我循着他的思路想,凉意袭来。就像有一天我跟一人说,如果明天车祸死了,会留下什么?他好像也被什么袭击了一下。这些问题既严肃又可笑。被我说的人照旧去经营他的地位,被人说的我照旧写着小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贪欲就是意义。
  我的贪欲是我活得比身体久点。哪怕只活到一季稻子那么长。
  但我觉得自己是献身的。倘若什么希望也看不到,或者什么回报也不到来,那么我还会写。我已经感受到一些东西在阻碍它和我的关系了。比如一次路途遥远的饭局,或者一次耗时数天的旅行。我坐在无望的车辆上,感受着被绑架的痛楚。就像情人待在原地,自己被解送去西伯利亚。这种不能写的痛苦在芥川龙之介的《戏作三昧》里有刻画,我自己也写过一篇《一个乡村作家的死》,我写一个民办教师被劫持着去喝酒,越喝越没有尽止,多次找话要走,被挽留。终于能走时,他骑着自行车在小道飞奔,就像家中书桌是茫茫孤海之上的星星,但车和人都摔坏了。天亮时,他回到家,灵感飘散得无影无踪。
  为安抚这巨大的遗憾,他打了一个手枪。这篇不成功的文章原型是我的舅舅。有一年我去吴村拜年,不小心走到他阴暗的居室,翻开抽屉,看到厚厚一叠写满字的稿纸。我就像在无尽的江南山脉看见一望无际的冰川,极尽震撼。在我们印象中,舅舅在教育一拨又一拨的小孩子,课余便碎步跑回家喂猪,退休后发挥余热,在自家院内搭了一个幼儿园。但是我终于是知道他强悍的秘密。他的另一半生命在写作。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一半的生命是坐牢,一半是挖地道。
  我保留着舅舅那样的羞惭。有很多年都不承认自己是写作者。我如果坚持认为自己是作家,就会像民哲、民科一样不自知。我这样劝导自己:你自己也踢球,可是为什么进不了国家队。同理,你自己也写作,凭什么就能当作家?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需要天赋和训练的东西。有一次我参加酒局,碰到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东家热情地介绍:“阿乙也是写小说的。”我脸臊得通红,觉得被出卖了。我不敢承认自己和对方从事的是一样的事业。在这本集子里,有一篇《先知》,寄托的便是自己的哀伤。我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民科、民哲和我这样的文青,便会触目惊心、五味杂陈。我写《先知》时已能洞见那位原型一生的悲剧,之所以热血澎湃地写,是因为此前周国平针对他写了一篇极度无理的文章。我觉得后者没有资格展露自己的高贵,我也不希望别人踩灭我的火把。
  为了让自己继续下去而又不至疯狂,我时刻调解自己。我说:你写作就跟你爸爸下棋一样,是个兴趣爱好,你吃饱喝足了,用你的工资养养它,无可厚非。你爸爸下的是臭棋,你看他也很快乐。我就这样也很快乐。我逐渐知道写作也好、弹吉他也好、发明火箭大炮也好,都是权利,一种独自与上帝交流的权利。它不需要牧师,不需要教堂,不需要旁证,独自等到天黑,上帝就会下来。
  我以为这一生就这样度过。我将自己掩藏得很好。直到今天我还害怕说我其实也写诗,我写的诗总是安上瓦西里这样的名字,有时还会加上括弧(1841…1886)。我想人们对死人特别是英年早逝的死人总是尊敬,而且他可能是一位盖棺论定的名人。我后来敢于以阿乙的名字大张旗鼓地写小说,是因为老罗(罗永浩)在看过我悄悄发去的博客地址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认为我是一个小说家。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成型的小说,是在那时,我决心开始正儿八经像一名职业作家那样写。后来有很多人也表扬过,我还会细细分析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以免落于城北徐公的圈套。但是这一切都在慢慢变化,我自己也在,我心理再阴暗,也不至于在今天认为这些人是完全出于爱心。
  我觉得我的文字稍许能打中部分人的心脏。
  我应该感谢秦轩、叶三、黄斌、北岛、杨典、楚尘、胡思客、何家炜、王小山、李敬泽、陈晓卿、王二若雅、彭毅文还有余学毅,还有很多。有一段时间,我会掐着指头算计这些飘进我耳朵里的直接的、间接的表扬。我以前怕借你们的名字自重,现在觉得适时感谢是起码的礼貌。我一直反复回味你们说给我的话,并以你们的姿态读我自己的文章。
  希望原谅我的可笑。
  我仍旧走在黑夜中。我仍珍惜这黑暗,即使黎明迟迟不来。我喜欢当牙医时的余华,我喜欢他在那时候的状态。那时写作者胆小如鼠。但当他写完,当他看到床上熟睡的女人,会充满前所未有的爱意。天下宁静,好像窗外飘满大雪。我想在大雪天,和我的兄弟阿丁一起继续谈论着这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这让我们注定活得比我们自己还久、笨拙而真诚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时间。
  阿乙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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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1)
假如我们是一只很大的鸟儿,当我们盘旋在1998年4月20日的雎鸠镇上空,就能看到这样一些事情:副县长李耀军意外擢升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实验中学老师陈明義跪在百货大楼门口磕头;良家妇女李喜兰的老公又去北京治疗不孕不育了;一支外县施工队在公园外的水泥路上挖出一道巨大的坑;而林业招待所的会计冯伯韬正追着信用联社经警何老二要去下棋。我们将这些信息分拣、归类,就会抹去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一件。
  这几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场景:冯伯韬躬着身子扯住何老二的制服下摆,而何老二背着双手走在前头,遇见熟人了何老二就向后努努嘴,意思是“你看看,你看看”。雎鸠镇的人们早已熟知两人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像月亮必须围着地球转,地球必须围着太阳转,可是这天他们的眼睛睁大了,心脏狂跳起来。他们觉得冯伯韬是拿着一把刀子押何老二进地府,他们看到冯伯韬刀子一样的目光。他们不能拦下何老二说你要死呢(就像不能拦下公路上的卡车说你要发生车祸呢),这不可思议。
  人们带着隐秘的骚动走开了,冯何二人走到湖边,一个将肥硕的身躯细致地安顿于一方石凳,一个将塑料袋里的棋子倒在石棋盘上,分红黑细细码好。何老二应该好好端详冯伯韬一眼,可惜他看到的只是温顺。何老二说:“你先”,冯伯韬便像得令的狗急急把炮敲到中路。历史上他曾无数次启用这个开局,也曾无数次否决这个开局,他总是信心百倍又惴惴不安,今天他的手缩回来时有些悲壮,他想这是最后一次了,轰你妈瘪。他看到何老二果然把马轻轻抹上来。下了几步,他分了心,他想自己正不露声色地走过人群,人们问他赢了么,他什么也不说,他等着何老二自己去说。可是面前的何老二纹丝不动,只是诡笑着,这带着同情的诡笑让冯伯韬涨红了脸。
  急不可耐地下了几十步后,冯伯韬将昨夜新记的秘招搬出来,他看到何老二的手顿住,面色凝重起来。他说:快点。何老二看了他一眼,忽而恐怖地笑起来,好像剪刀在轻薄的铁皮上一次次擦刮。冯伯韬这才猛醒,所谓秘招其实早在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用过,那次双方棋子出动的次序、兑杀的位置,乃至死子摞起的顺序都与这次重合,他好像走进时间的迷宫。
  永远的胜利者何老二行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子,冯伯韬的棋势便土崩瓦解了。何老二说:“最后一盘了,以后不和你下了。”往日冯伯韬又窘迫又讨好,今日却是漠然说:“好。”何老二有些失落,顺手走了几步,眼瞅着冯伯韬只是勉勉强强地应,没将军就走了,而冯伯韬好像头颅被砍掉了,僵坐于原地。
  何老二是个巨蛆式的身躯,慢慢蠕慢慢蠕,蠕过马路、小径,蠕到了家门口,正要掏钥匙,冯伯韬跟将上来。人们又一次留意到冯伯韬眼中可怕的刀光,不单人们看到了,转过身来的何老二也看到了,可是他不能问:你是不是要杀我呀?
  不行,你得再陪我下一盘。冯伯韬将塑料袋里的棋子抖得瑟瑟作响。人们看到何老二有些为难,找了好多理由推阻,最后又只能充当大度的赢家,被冯伯韬推进屋。
  有七个雎鸠镇的居民作证冯伯韬傍晚5点半进了鳏夫何老二的屋,但无人证实他什么时候离开。何老二的死是晚上9点被发现的,来找他顶班的同事发现路灯下排了一队长长的蚂蚁,接着闻到新鲜的腥气。何老二当时正一动不动地扑在餐桌上,脑后盖着一块白毛巾,毛巾中央被血浸透,像日本国旗。
小人(2)
晚11点,同样丧偶的冯伯韬轻轻打开自家的防盗门,看到黑暗中像有很多手指指着自己,便想退回去,但是那些冰冷的手指一起扑过来,顶住他的太阳穴、胸口以及额头。他手中的细软不禁掉落在地。
  冯伯韬说自己是在傍晚6点离开何宅的,何老二把他送到门口,拍着肩膀交代“下不赢就不要下”。6点以后他照例要到公园散步——冯伯韬就是输在这个环节的。
  刑警问:“有没有人能证明你当时在散步?”
  冯伯韬说:“我没注意到,我脑子里都是棋子。”
  刑警问:“你就一直绕着公园散步?”


  冯伯韬说:“是啊。”
  刑警问:“绕了几圈?”
  冯伯韬说:“有一两圈吧。”
  刑警说:“好了,你不用撒谎了,那里的水泥路被挖断了。”
  冯伯韬说:“对对,我看到水泥路被挖断了。”
  刑警说:“那你说哪里被挖断了?”
  冯伯韬回答不出来。此后的四五天,他在讯问室不停练习蹲马步和金鸡独立,有时还不许睡觉。他总是听到一声声呼唤,“你就交代吧”——这催眠似的呼唤几乎要摧垮他孩童般执拗的内心,让他奔向开满金黄色鲜花的田野,可他还是挺住了,他知道一松口就是死。
  审讯进行到第七天时,政法委书记李耀军走进来,理所当然地坐在主审位置,他说:抬起头来。冯伯韬缓慢地抬起头,看到一道寒光刺穿下午灰暗的光阴,直抵自己眉心。他重新低下头,又听到那不容置疑的声音(抬起头来)。他试图甩开这锐利的目光,却怎么也甩不开,他逐渐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注视、不能缩紧身子的光身女子。他的防线松动时发出可怕的声响,手铐、脚镣、关节和椅子一起舞蹈起来,他想你就给一声命令吧,爹。可是青铜色的李书记却只是继续看着,就像狮子将脚掌始终悬在猎物头上。
  冯伯韬后来终于是不知羞耻地开了口。第一遍发出的声音囫囵不清,像羞赧的人被请到主席台;第二遍就清晰洪亮起来。他看到李书记眼里的剑光一寸寸往回撤,最后完全不见了,只剩一汪慈爱的湖,他备受鼓舞地说:我杀了何老二,还贪污了公家三千块钱,还偷了算命瞎子一百多块,还有。可这时李书记头也不回地走了。等到刑警大队长坐回主审位置,冯伯韬索然无味。
  大队长说:你是怎么杀何老二的?
  冯伯韬说:就是杀呗,拿菜刀杀。
  大队长说:不对。
  冯伯韬说:拿斧头剁的。
  大队长说:不对。
  冯伯韬说:那就是拿棍子敲的。
  大队长说:嗯,有点接近了。
  冯伯韬说:锤子,我拿的是锤子。
  大队长说:你拿锤子怎么敲的?
  冯伯韬说:我拿锤子敲了他脑门一下,他就倒下了。
  大队长说:不对,你再想想。
  冯伯韬说:嗯,我趁他不注意,拿锤子敲了他后脑勺一下,他就倒下了。
  冯伯韬看到刑警大队长像个贪得无厌的孩子,便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但是有些地方实在满足不了,比如交代金库钥匙和作案的锤子丢在哪里。他发动智慧想了很多可能掩藏的地方,然后带他们去找,却找不出来。
  这件案子折腾半年(认罪、翻供、认罪),冯伯韬本来要死了,却先碰到良家妇女李喜兰的老公死了。这个男人第三次从北京归来后数度手淫,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就让火车碾了下身。无牵无挂的李喜兰跪倒在地区检察院门口,证明4月20日傍晚6点到9点冯伯韬和她在一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霸气书库
小人(3)
地区检察院当时正准备提起公诉,越想越不对,索性把案卷和李喜兰的保证书一起退回县里,说了四点意见:一是杀人动机存疑;二是凶器去向不明;三是陈述内容反复;四是嫌疑人出现不在场证明,不能排除是他人作案。县委政法委书记李耀军当晚带人找到李喜兰,把保证书拍出来,又把枪拍到保证书上。
  李耀军说:4月20日傍晚6点到9点你和冯伯韬干什么了?
  李喜兰说:那个。
  李耀军说:那个是什么?
  李喜兰说:戳瘪。
  李耀军说:你怎么记得是4月20日?


  李喜兰说:那天我例假刚走,我在日历上画了记号。
  李耀军说:作伪证可是要坐牢的。
  李喜兰说:我以我的清白担保。
  李耀军说:你清白个屁。我跟你说,婊子,案件本来可以了结的,你现在阻碍了它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受到上级批评了你知道不知道?
  李喜兰抵挡不住,小便失禁,李耀军说:带走带走。民警就将她像瘫痪病人一样挟走了。关了有一周,李喜兰大便失禁,方被保出来,她出来前民警跟她说:你就是作证也没用,没有人能证明你们当时在戳瘪,你说戳瘪就戳瘪,说不戳瘪就不戳瘪,天下岂不大乱了?
  李耀军是从乡政法干部做起的,一路做到副乡长、副书记、乡长、书记,又做到镇长、镇党委书记、司法局长、交通局长,平调很多年,四十五岁才混到副县长,本以为老此一生,却逢上老政法委书记任上病死了,上边考量来考量去让他补了这个缺,使他生出第二春,说出“我任上命案必破”的话来。现在却是如此,放也放不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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