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但这就够了。做到这一点，你还怕跑了大厨吗？你甚至可以像“麦当劳”在世界各地开分店。
“麦当劳”就是这样累积手艺的，它的分店开到世界各地，谁都可以去做它的薯条。“微软”也一样，从WINDOWS95到2000，其产品也就相当于“麦当劳”的汉堡。然而，正是这一简单的思路，创造出西方辉煌的科技文明。
但在中国呢，企业流动最大的往往就是“大拿级”的关键人物，一个人走了就带走了一切。这就是标准的中餐馆式的经营思维。我所谓的工序思维就是用制度取代大拿，也就是前例所谓20道工序炒菜取代大厨。
传统文化不养高科技
我们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维也对高科技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我将东西方的文化思维与其对高科技的影响做一解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西方理念中，就不这么看，失败必然是决策或管理失误，是要负责任的。我们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在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中，有32。6％的企业管理者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成功与失败是可以理解的。而企业研发人员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失败是自然规律。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研发活动中，企业管理者放弃或淡化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目标的控制与管理，因此只有23。1％的企业认为控制与管理是重要的。企业研发人员追求自身能力的体现，谁都不关心和对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成功与失败负责，甚至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成功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
我们崇尚“杀鸡不用牛刀”、“以少胜多”、“四两拔千斤”。为什么呢？我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悲剧英雄”。我们的文学戏剧里所歌颂的往往是以少胜多的事例，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杨家将、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等。但我们历史上绝对不缺乏以多胜少、以众胜寡的事例。例如汉武帝时的卫青、霍去病，当这些大将军出征匈奴时，他们必定采用以众胜寡的策略，经常以20万大军吃掉匈奴2万之众。而且武器也是最先进的。当时的汉军使用的弓叫“钢弓”，这种弓涂上了一层黑漆后，变得更加坚硬，且能比一般弓多射出100公尺，成了当时塞外之战的决胜利器。可是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例呢？知道的人不多。
也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不重视“以多胜少”、“千斤拔四两”。在研发中，则形成了喜欢少花钱多办事的思维，多花钱就代表没水平，这是我们的思维。但西方理念崇尚遵守规律，如活动遵守规律，过程受控制。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中，追求最少付出，寄希望于小概率事件。例如许多企业宣传和奖励有那些条件不具备（如资金、设备或环境），储备不充分（如备有技术积累和经验），过程超常规（不按程序和规范进行），但获得成功的项目和个人。这些项目风险很大，成功率很低。这种宣传和奖励的导向，将引导企业进入风险领域。这些小概率的项目的成功是建立在大概率的项目失败的基础上。这也正是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短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有17。4％的企业研发投入仅占主营收入3％以下，这基本上就是属于小概率的项目。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什么叫水平呢？就是做出来的事没有错误，对工作的要求也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有这种追求完美的思维呢？我想可能与我们从小到大一到考试就追求100分的绝对完美心态有着直接关系。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过程就被视为一种资源浪费；而在西方理念中，完成的工作必定有错误，而且，高科技含量越大，错误也就越多，这不是无水平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然保证。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接受错误的思维呢？我想很可能与西方考试制度不同所致，基本上西方是以曲线打分，只要你在全班前30％，我就是A，虽然你考试犯了很多错误，但你仍然相对上是最好的。因此西方人勇于接受错误的思维远远的高于东方人。但表现在科研上就形成了西方重测试改正错误而东方人不重视测试。这个心态能在此次调研中被充分体现。有85。9％的企业测试支出占研发总费用比率是远远低于西方的40％水平。
我们的工作一般要求“内行领导内行”，高新科技企业尤其如此。我们的研发人员多透着这么一股味道：说我不行，怀疑我，你自己来，老子不干了。所以，我们的研发机构一般提拔什么样的领导呢？就是要提拔研发组中最好的研发人员当组长，否则，镇不住下属。根据调研结果显示，76％的公司是从技术部门的技术尖子中提拔，而只有24％的公司从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中提拔。但在美国，科研人员拿不了MBA的话就别想当“组长”。西方研发机构中，往往是学管理的“外行领导内行”。“内行领导内行”有什么错呢？比如评价研发人员工作，我没水平，怎么评价人家呢？所以要找一个最有水平的人来当“组长”，他才可以给下属“打分”，这里便有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但这一观念不利于企业研发的发展。再看西方的“外行领导内行”。当研发人员发明出一种产品的时侯，他自己须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好的，而不是由领导来评估。因此，他就写很好的报告，做出很好的模型，他还要对产品进行一遍一遍的测试，拿出数据，来告诉这位“外行”领导我的产品有多好。这位“外行”领导用什么眼光来评价你的产品呢——他是个普通消费者，这个“普通消费者”说好了，你的产品才OK。
由于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管理中，追求个人的能力和作用。例如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和企业奖励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但很少听到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团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导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更不要说当“鸡身和鸡尾”。这也正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长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是相信奇迹，崇拜奇迹的。根据调研结果国内有54。6％的企业倾向于期望某个研发人员突然间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能赚大钱。可在西方却不然；他们只相信规律，不相信奇迹。他们不会倚重于个人的创造能力，而更多的依靠制度的运作。
东方文化崇尚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以，一鸣惊人”、“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而西方文化崇尚现实目标。如“相对优势”、“阶段目标”、“综合指标”。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技术是否先进，水平是否领先，没有进度和时间观念，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把 “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作为新产品的研发的座右铭。因此，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延期，经费不断追加，状态不断更改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国企业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北京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将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收购系列上市公司的方法归纳为“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
这些言辞激烈的质疑给郎咸平带来了或明或暗的压力。
8月16日，郎咸平教授针对格林柯尔发来律师函一事在北京长江商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本报记者在会前对郎咸平教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专访。
“我敢讲就敢负责任”
记者：收到顾雏军律师函的时候，你觉得意外吗？
郎咸平：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律师函。此前，即便在对德隆等企业的研究报告发表后，也没有收到过律师函。
我觉他应该还是走法律程序好一点，像他律师函中所用的这个口气，让我更加火冒三丈。难道你还可以用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吗？那我就等着你。不仅我等着你，全国老百姓都等着你，看看你准备怎么做。
对于他的这个做法，我不仅不害怕，反而很兴奋。如果他像海尔一样低调，那么我反而会有失落感。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更加深了我奋战到底的决心。可能我是一个好斗的人吧。
记者：对于你挑战内地企业的做法，你的家人和朋友是怎么评价的？
郎咸平：对于这个事情，大家都比较关心。有人问会不会因此带来什么麻烦。我说不会。既然我讲了，我就会完全负责到底。包括和我一起合作的学生，我都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会一个人负责到底。
我敢讲就敢负责任。我研究所用的一切资料可都是格林柯尔公布的。
记者：除了记者会之外，你还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郎咸平：最近有相当多的律师来找我，建议由我牵头成立一个由律师和会计师组成的、民间发起的“保护中小股民委员会”。对不法的上市公司，通过类似的研究揭示出它们非法的本质来，然后就采用法律手段进行控诉。
我也在考虑这种方法的可能性。
“我希望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记者：请谈谈你做这些研究的目的。
郎咸平：我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能改变大家对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思维误区，保护国有资产。这是比保护中小股民利益更迫切的一个问题。从现在媒体和网民的反应来看是很积极的，我对前景也很有信心。
产权只是企业经营中的一小部分。不是解决了产权问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私人公司破产的比国有公司要多得多。把任何问题都归结于产权的人，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这种简单化的思维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我希望研究能够起到加速器的作用，让大家提早觉醒，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记者：有人认为你的这些研究是有利益背景的。你承认吗？
郎咸平：我是为理念而做事的。我希望出现一个寓富于民的中国社会，把财富还给老百姓。所以不允许大企业搜刮老百姓财富，保证老百姓的权利不被剥夺。
我现在衣食无虞，也有社会地位。为自己的理念做研究，我会得到更多的尊重。没有哪个上市公司老总会认为郎咸平是为钱做研究的，只有一些小人物会这么想。
国内的很多学者收入很低，但我不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否认我是很有钱的人，我在香港的房子也价值上千万。我还会在乎那点小钱吗？
“合法的操纵真是太可怕了”
记者：请谈谈格林柯尔报告的出台过程。
郎咸平：我本来就很想研究顾雏军，对他已经关注了很久。他很高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每当他完成一次上市公司收购以后，股价立刻大涨，业绩在几个月之中就突然变好。对于这一点，我根本就不相信。完全违反了金融原则。一个公司由亏转盈是非常困难的，公司的各方面都需要改革，这没有几年功夫是做不到的。
他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这其中一定有猫腻，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操纵。这就是我想研究他的原因。
正式的研究是从今年4月开始的。在我的指导之下，几个学生可以说是不眠不休，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耗时3个月，才把这个报告做出来。
研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所收集的资料都是公开披露的资料，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在里面。要用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来证明其中存在的矛盾，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记者：此前，你研究的重心都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人们称你为“郎监管”。现在有人把你叫做“国有资产守护人”，为什么你的研究突然转到了国有资产保护上面来？
郎咸平：不是我刻意转的。我做这些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是在研究中我突然发现，问题不是那么单纯。在收购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也大量流失。这是无意中发现的。
我本来是想通过研究来证明，被收购公司突然扭亏为盈是一种数字操纵的假象。后来，我们证明了顾雏军是通过费用的调整来实现扭亏为盈的。做到这一步，我们就不禁想：为什么顾雏军能够事先调高被收购公司的费用水平呢？随后才发现，原来调整费用的时候，顾雏军已经是上市公司董事长了。这让我们很好奇，再次的调查发现，在格林柯尔所有的上市公司收购中，顾雏军事先都已经是被收购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费用的调整是在顾雏军担任董事长的任内完成的。
调查到这，我们又想：是谁让顾雏军当上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呢？被收购的这些企业都属于国有企业，而且都存在大股东欠钱不还的问题。根据披露的资料，顾雏军通过各种方法让大股东不用还钱了，那么是不是有“投桃报李”的嫌疑呢？
这中间损失的就是上市公司和股民的钱。
通过同意原大股东以商誉抵偿债务等方法，上市公司就被用很低的价格收购过来了。而且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公司法没有规定不可以这样做。这一切操纵都是合法的操纵，合法的自我定价。这种事情真是太可怕了。
“国有资产合法流失”
记者：你能爬ㄒ幌抡庵址⑸谥と谐∩系墓凶什魇У奶卣髀皓t
郎咸平：这些事件都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收购者和褚时健不一样，他们都会寻找最好的法律顾问，保证所有的操作都是符合中国法律的；第二，收购者会采用各种方法，来保证收购的价格是由自己来制定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种类型的国有资产流失？
郎咸平：这种现象要比通常的上市公司圈股民的钱要复杂得多。它还涉及到民营企业和国企老总用国有银行和股民的钱去圈国有资产的问题。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股民，而且是国家。
这类问题在我以前对亚洲其他各国的研究中都没有发现。在以往的研究中，圈股民钱的情况很多，但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多的国有资产，所以不存在圈国有资产的问题。这种情况很类似俄罗斯。
记者：你在研究中发现，国有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