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学派的经济理念才有意义。如果遍地都是盗匪，再奢谈什么经济学派或者任何经济理论都是惘然，根本不可能在社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谈经济发展因为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成功经济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条件，这就是俗话所说“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在目前社会大环境逐日恶化的大前提之下，只谈经济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同样的逻辑，单纯在法学范畴里奢谈建立法治化社会也是枉然。
在当前中国，要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的问题就必须先系统性的解决社会问题，例如有人明火执杖抢夺私人财产，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例如社会道德标准失范，例如缺乏信托责任等等。但很不幸的是学术界现有两种怪现象。第一种怪现象是相当一批学者忽略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在一些枝节话题上喋喋不休。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局促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每每看到这些人把精力智力花在为个人虚荣心而论战，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甚至人身攻击的时候，我只能认为这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偏执学者的悲哀。第二种怪现象是很多学者根本有意忽略了社会环境恶化的现实情况，这种掩耳盗铃的背后原因在于缺乏社会良知。这种偏执和缺乏良知的现象也是网民批评这些学者的主因。这些学者不理解自己是偏执或是无良知的，面对网民批评的时候每每勃然大怒。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奇怪思维正显示了这些学者还沉溺于大众传媒时代主导舆论的幻觉，而浑然不知个人传媒（网络）时代已经将话语权转到社会民间的巨大转变，这真正是我国学术界的悲哀。
但是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目前却是由上述这批专家学者主导舆论的时代中成型的，基本上而言，部分专家学者的改革思维仅仅是抄袭西方一些表面肤浅的名词，例如市场化和民营化，再通过自己的一知半解设计改革路线。这些改革思维之浮浅以及结论之随意让有识之士感到震惊。这种现象就好比医学界移植活体器官必须先考虑排异现象，引进一种新品种必须先考虑是否有天敌，否则环境立刻遭到破坏。举例而言，澳洲引入兔子，由于没有天敌而泛滥成灾，美国密西根州随意丢弃了几条黑鱼，由于没有天敌，造成了五大湖的黑鱼成灾。这些自然现象说明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随意引入一个活体制度，例如民营化和市场化，就要先统筹考虑排异或天敌等等配套因素，否则社会环境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也正是我国第二阶段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在没有有效配套措施的土壤上囫囵吞枣的盲目引进西方时髦的经济学概念，从而破坏了社会环境，败坏了人心。
为了端正进一步深化改革思维理念，五年来我的第一步做法就是透过案例分析让全国老百姓深刻的理解他们所熟悉的公司如何透过不法手段侵吞属于全国百姓的资产，以社会大众的反应来看，目的达到了。
第二步的做法就是透过案例分析寻找规律性在其他改革问题上寻找相同的规律，例如教改和医改。我竟然发现惊人的类似性。例如教改图利大学，而改革成本由最贫穷的农村子弟负担，医改图利民营医院，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病人负担。其他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少数人得益呢？例如股改，房改，金融改革。。。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大家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小康社会？那绝对不是人均GDP多少美元就能说明问题，而应该是老百姓能住房，能看病，能上学，以及能够退休养老。可是现时第二阶段的改革结果是什么呢？房改之后老百姓住不起房了，医改之后看不起病了，教改之后小孩上不起学了，国企改革之后竟然被迫下岗，不但吃不起饭，甚至无法退休了你叫老百姓怎么想得通，怎么能接受。但是我认为这个阶段最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是非原则被完全破坏殆尽。举例而言，国企改革之中，总有人强调“东西是自己的才做得好”这类糊涂逻辑，这是不是表示民企的职业经理人就可以不做好呢？那我们的民营企业又要如何发展呢？推而广之，政府也不是政府官员个人的，那么是不是政府官员就可以做不好呢？此外，如果我们接受了荒谬的“冰棍理论”，那么做得好的国企老总什么都得不到，做的坏的国企老总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伦理判断和是非标准吗？道德伦理是非标准迅速沦丧的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土壤变坏了，人性变质了，社会变贪婪了，这种荒谬的土壤能培养出好干部，好企业吗？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
我想当下应该重新探讨如何定义改革路径，什么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国利民？那就是应该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改善这个我们所深爱的土壤。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在此我呼吁全社会包括行行业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放弃门户之见，以及个人的虚荣心，尽其所能的发挥自己擅长的技能，共同为营造谐和的社会这一伟大目标献计献策，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为民族，为国家创造一个公平，公正进而和谐的社会土壤。又因为解决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需长期努力的大任务，只有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方可为之。而绝不能对于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违背良知，徒增社会大众反感。
建议监管资本市场关键在提高违规成本
资本市场最大的悲哀是什么？郎咸平答曰：中小投资者不再给钱。资本市场怎样监管？郎咸平简言之为：不能靠诚信，要靠成本。
昨天现身第四届高交会管理大师峰会的郎咸平不改往日锐利风格，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目前陷于危机边缘，中小投资者信心严重缺失。要挽回中小投资者信心，需增加上市公司管理者和大股东违规成本，仿照韩国的方式，用管理者和大股东私人财产作为违规担保。
民企在港圈钱比在内地更容易
记者：目前内地股市监管不力已为业内公认。香港市场是否也存在监管缺位问题？正在发生的香港上市内地民营企业集体跳水，是否表明这类企业在香港受监管难度更大？
郎咸平：香港市场监管缺位可以说更甚于内地。至于民营企业在香港受监管难度，在我看来区别不大，因为香港上市公司82％由本地家族控股，同属内地所定义的民营企业类型。
民营企业集体跳水，可以说直接由监管缺位所导致。我曾经测算过一家农业企业，按报表利润，这家企业每头猪价格卖到2000美元！你提出质疑，他居然还美其名曰是“高科技猪”！这种公然的谎言没有人去戳穿，一而再，再而三，股民不再对这种游戏感兴趣。哀莫大于心死，中小股民的绝望也就是股市的末日，这一点应该谁都清楚。
香港监管缺失严重，乃缘于监管机制设计不合理。香港联交所和证监会分别负责上市条例和公司兼并收购条例，可以说监管职责并未落实到这两个机构，处于真空地带。
所以经常有企业问我内地创业板迟迟不开，该怎么办？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建议他，可以到香港去上市，香港的主板和创业板门槛高度差不多，现在市道不好，上市费用几乎可以打对折。加上刚才提到的监管缺位，圈起钱来可能比在内地更容易。
市场监管不靠诚信靠成本
记者：在您看来，两地股市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强化监管？那些不具备操作性的所谓“诚信宣言”之类显然不在您的考虑之列。
郎咸平：唯有通过流量品质的提高来逐渐改变存量的品质，靠所谓“诚信”是无法阻止违规行为发生的。
3年前，韩国股市同样遇到中小投资者信心危机，同样处于崩溃的边缘。当局采取的办法是用企业管理者和大股东的私人财产作为违规担保，额度高达私人财产总量的一半以上。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将股市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
欧美市场由于法制体系较完备，违规成本极高。包括安然事件目前已经有人为之付出惨痛代价。香港和内地情况与韩国更接近，借鉴其做法应更具操作性。
不会去当独立董事
记者：由于您屡屡撰文揭穿上市公司骗局，听说包括“德隆系”在内的许多资本市场“搞手”都曾邀请您当面切磋，甚至请您出任企业独立董事。您是否愿意与他们直接接触？是否考虑过像内地一些经济学家那样出任某些企业的独立董事？
郎咸平：我在北京大学讲学时，我的学生中有许多是企业老板和高管，我有很多机会和他们交流。他们有些也希望我到企业去看看，提出任独立董事的要求的也有，但都被我婉拒了。在香港，我也没有和企业家进行这方面合作的先例。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不擅长生产制造业，去了也看不出什么道道，另一方面我更多的是希望维护大多数中小投资者利益。任何一个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才是真正的栋梁，只有树立他们的信心，上市公司和大股东才会有长期的稳定的融资机会，资本市场才有希望。
我们这个民族是追求卓越的民族
郎咸平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
自击双面郎咸平：“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记者：截至2004年12月5日下午4时，您在2004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网上评选中获得投票数4142票，有17。82％的网民把票投给您，目前您获得的票数仅次于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他目前获得28％的选票。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个投票结果？
郎咸平：我想李金华和我本人在民众形象中都是敢言，敢批评，他还比我多一步，敢做，并且他以政府公职的身份，能够如此公正地去查案并且敢披露出来，很有勇气。他排在我前面，是实至名归，网民还是比较公正的。
他当选的话，我觉得不是他个人的成功与否，而是整个社会的成功，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偏向他这样的人，而不是偏向哪个有钱人、偏向影视歌星，说明我们的社会一点都不肤浅。当然我自己不好讲我自己，我所以能受网民的支持，也是一样，也是在这么多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我敢讲，根据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对些产权流失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虽然有一些企业想告我，比如格林柯尔之类，但是我毫无畏惧，因为我的思维很简单，就是要保护国有财产，保护中小股民。
看目前的这个榜单，可以感觉出来，这个社会需要什么？这个社会需要公正。这个社会需要揭露腐败。这是一个追求卓越的社会。
记者：您在2004年8月9日，发表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后，引发了一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这场大讨论至今仍余波未了。一直有批评说，“学者不能去迎合大众的心理情绪”，您接受这种批评吗？
郎咸平：我本人做这件事的目的，绝不是像某些专家学者说的那样，是为了哗众取宠，是为了媒体追捧，或者是为了讨好谁来做的。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政府会有什么反应，更不知道这些被我批评的利益团体会有什么反应，我是在一个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尽一个学者该尽的责任，把研究结果公布给社会大众。我的贡献其实很小，我只做了这么点事，事后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
我相信李金华做这么多事、揭露这么多腐败的案子也不是为了媒体来吹捧他。这是一个政府官员以及一个学者对国家的信托责任，这是该做的事情，很多人没有做，所以我们显得很特别，实际上一点都不特别。
假如社会多几个这样的人，你不觉得社会会有更强烈的正义感吗？你不觉得社会会更公正吗？这个社会的腐败能够受到更多的监督吗？
记者：我们发现，不但是网民和一些经济学家、企业家对你的评价有很大差别，而且媒体和媒体之间做的年度人物榜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在一些媒体的年度人物评选中第一轮您就被淘汰了，您怎么看这个事情，您失望吗？
郎咸平：有很多记者愤愤不平打电话给我，要我对落选发表看法，我不发表谈话。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只是尽一个学者该尽的责任，是以全民利益为主体，为了这个目标你肯定得罪很多利益团体，假如我有丝毫动摇的话，我有丝毫别的考虑的话，甚至我很在乎别人怎么想我的话，可能我的所作所为就失去了一个准则，失去了原则，反而得不到大家尊敬。
“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记者：到底有没有失望？您仍然坚持您最初提出的观点吗？您有没有动摇过？
郎咸平：我刚才讲，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我学公司治理，我作为专业学者，一生所戮力追求的就是这一点，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中小股民利益，因此我从2001年到大陆发言来，现在你回头你看我的东西，都是非常一致的，绝对没有东摇西摆的，那么这个目标到现在什么结果呢？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某一些工商企业，对我相当有意见，那有意见就有意见喽！
他们的意见给大家造成了混淆，但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用我的数据，在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全民利益的前提下，我发言了，至于得到什么结果，那是我不能知道的，也不能操控的，我更不期望媒体给我什么好的坏的评价。我只是尽了责任———我一再强调一个学者对国家社会的信托责任，如果到现在我还在乎别人的看法，那我太失败了！我从来没有在乎过。
记者：事实上有很大反应，对这样的反应你有没有感到压力？
郎咸平：我感到吃惊。
记者：你感到吃惊？郎咸平：对。因为我（沉默片刻），通过这件事情，我……我阅读最仔细的是网民的评价，因为我发现社会大众，姑且以网民为代表的话，他们发表的言论居然是如此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