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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拆迁户的手法更是令人发指。为了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的子女。在腐败的司法制度下，拆迁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竟然也被利益团体利用腐败的司法力量将其入狱，置于死地。中国大地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当老百姓投诉无门而转向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时候，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虚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团体勾结，侵害百姓利益。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因投诉无门而上街游行抗议冲击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是什么处理态度呢？军警围剿甚而对外宣布是国外恶势力操纵，民众因而被捕下狱。你竟然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解决百姓困难的情怀，那种人吃人的凶狠劲让人感到寒心。
其他少数既得利益者剥削社会大多数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上市公司剥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资等等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
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配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中国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家带到了这个绝境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
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土壤变坏了。第一，中国这一代人是五千年来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下地狱的简单封建理念，到了这一代荡然无存。我虽不主张迷信，但是当一个民族到了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的时候，人吃人的社会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举例而言，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谁做的呢？都是地主阶级。例如，以往被***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刘文采，最后也被***实事求是的态度翻案了，原来他是个大善人，他耗尽家产建立了闻名遐迩的文采中学。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山西几个大地主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包括乔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时候，农民不忍心占据地主庄园，所以才将这些古迹保存了下来。可是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礼教。
最后，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地方干部和恶霸在历史上一向为所欲为的传统到了新中国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样一个不敬鬼神、没有礼教束缚、无法治约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执政哲学使得中国这一代人更往「钱」看，但是不敬鬼神就无所畏惧，不知礼教就寡廉鲜耻，无法治约束就贪赃枉法，这不就是今天中国人的社会吗？
就是因为这些改革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现象太过严重，因此五中全会「国内和谐化」的理念就特别地具有时代意义。从我前面所分析的问题看，目前在这片坏土壤上以简单经济发展为唯一考量的发展观，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不和谐，而国内和谐化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停滞的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就充分说明，一个社会绝无可能在社会极端不和谐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而且不和谐的社会将使得政府的执政基础迅速沦丧，造成社会进一步的动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的不稳定、暴动的频仍以及经济的停滞发展，不正说明社会和谐的重要吗？在社会不和谐的危机之下，学者专家却仍然高喊着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的目标的理念将会如同菲律宾等国一样，使得中国经济体系迅速瓦解。
以法治挽回政府信誉
宗教信仰是靠历史的传承，礼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积累，绝对无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这套系统。透过长期的法治化建设形成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以规范每个个体的行为应当是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但在短期之下，政府必须利用严刑峻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败和三农等等问题。可是严刑峻法的推动脱离不了各级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的执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来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机构的嚣张气焰，不但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而且其作为已经开始动摇国本。有这样的地方政府，我们还需要敌人吗？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国内和谐化的改革越发艰难。在此我呼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以严刑峻法贯彻以民为本的思维，整肃吏治，因为没有一个廉洁有效率的政府就很难彻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问题，也无法推动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
其具体做法应重新定位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理念，何谓正确的政府职能。各级政府的职能不应以经济建设为唯一的目标，更不是像目前各级政府一样的大商贩的身份。协调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只有解决好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但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样的廉洁和高效的政府。中国各级政府的全面腐败与低效率曾经引发了大面积的体制改革的讨论。一些食洋不化的专家学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监督包括民主（议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是体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监督能否到位还遥遥无期，而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纲的错误思维已经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汤和不和谐。
民主和民意监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低效率。我认为这一切应该归咎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解太过肤浅所致。举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政府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当时的香港有民主吗？有民意监督吗？有舆论监督吗？都没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体胆敢批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员就上门抓人以「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递解出境。这种威权体制下的港英政府竟然是最廉洁与最高效率的政府。清廉的新加坡政府也和香港类似。可是，亚洲其他地区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引进了民主与舆论监督，但是政府的腐败和低效依然严重而不能解决。而这也是我为何主张单靠民主与舆论监督不能解决腐败与低效的主因，因为民主与舆论监督必须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也是为何民主与舆论监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国家有效而在亚洲大部分国家无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政府的廉洁和高效来自于英国人建立起来的严格的流程式管理。那么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协议转让为例，如果规定要竞价拍卖，那么竞价拍卖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领导拍板决定。以往领导有很充分的空间去讨价还价，由于没有一个价格机制在，因此需求量是无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竞价拍卖就是一个规范的流程，减少了官员腐败的空间，而且由于价格的调整使得需求减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开竞价，港府官员没有贪污的空间。而如何补偿拆迁户都有一整套的程序，双方都没有议价的空间，因此大幅减少司法暴力和黑道威胁。
最后我想提出，五中全会的「三和理论」将是继「三个代表」之后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个代表」一样肩负着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毫无疑问，「国际和平化」及「两岸和解化」的推动，与「国内和谐化」的日益恶化，更显现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论」的迫切性，而解决「国内和谐化」是重中之重。在国内法治化的建设还未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应以严格流程化的管理解决各级政府的腐败和低效的现实情况，然后以严刑峻法解决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
警惕股市边缘化
导语：人们无法忘记两年前国有股减持给股市带来的灾难，16000亿的直接间接市值在那个煎熬时代被无情蒸发了。但苦难远远没有结束，早已七窍生烟的中国股票市场就像出了轨的列车，从早年淘金的乌托邦冲向了不远处的万丈悬崖投资功能边缘化。
而这可怕的列车上又承载着超过7000万的股民——银广夏，琼民源，郑百文，蓝田股份……一个个耻辱的名字早已让他们绝望；庄家陷阱、不法券商、商宦勾结……这接二连三的折磨使得千万中小投资者逐渐放弃了给予股市那“最后一根求生的稻草”；当媒体宣传中充斥着“崩溃论”“推倒重来论”“泡沫挤出论”等无聊论调时，也有人更同情股民的感受，郎咸平整是其中之一。2003年9月13号下午，他在北京第六届科博会上对在场传媒大声疾呼：“上市公司必须善待中小投资者。否则，当股民不跟你玩的时候也就是股市彻底边缘化之时！”
在这样一个困顿时代，恐怕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唤起股民们麻木的心。记者钦佩这样的学者，于是一封预约采访的电邮便在第一时间传到教授的邮箱中。
郎咸平教授跻身世界一流教授行列。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为财政系核心讲座教授，郎咸平要带大约50名学生，每次他都要把这些学生分为六七个小组进行研究学习，每个小组的研究方向都不同。他讲课生动活泼，极少抛出大量冗长的理论让人增加对他的敬畏。近年来，他在企业战略与治理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今年5月，郎咸平以筹建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课题代表中大竞争港府专上教育研究经费并进入最后一轮评审要知道这是十个最终候选项目中惟一的商科项目，也是中文大学惟一有机会竞争千万研究经费的项目。在港府债台高筑教育经费连年削减的今天，这无疑显现出郎教授在学术上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最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郎咸平的学识，而是他给人的那种“兴冲冲”的感觉。
正是这 “兴冲冲”。九年前他放弃了在纽约大学的金饭碗只身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按他的话来说是为了能给社会带来实质贡献而回亚洲搏一搏。
正是这“兴冲冲”。在2001年初，郎咸平参与制订香港证券期货新条例的时候只身犯难，向香港立法会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部由外国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操纵修订过程而出台的条例草案，无疑于官商勾结的产物。修订草案的目的在于保护股民利益，而没有中小投资者参与法案的修订过程，怎能推进草案向保护他们的方向发展？这“兴冲冲”的严厉批评很快引来了十大国际投资银行联合发表专文的强烈反击，连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也要公开出面表达对郎咸平的不同看法。然而一阵口诛笔伐之后，香港政府还是不得不聘任他为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正是这“兴冲冲”。3年前；他向香港和中国有关当局提出实施极富前瞻性的“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制度，因被人冠以不合国情而在两地被打入冷宫两年多。但今年以来，这两种带有美国色彩的改革方案在中国有了明显推进的迹象。而有趣的事；香港监管当局在月前也提出了学习美国监管制度的新思维。这就是一个有前瞻性学者的影响力。
今年刚47岁的郎咸平已经头发斑白，甚至有传言说他有失眠的习惯，但他总是给人以精力极为充沛的印象不仅担当中大财政系的教学骨干而且兼聘长江商学院讲座教授。前不久， 在长江商学院郎咸平教授办公室，本刊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面对股市的现状，大多数学者，政府及媒体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观点。请问你如何看？
郎咸平：面对股市很多学者提出了种种办法，但市场表现却江河日下。现在比较多的想法是股市已经触底，泡末已经基本挤出，大盘即将反弹。另一种想法就是觉得政府还是没有做什么事，鼓励当局要有所作为等等。对此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有着一个严重的误区，即我们对广大股民的心态还是不太了解。大多数人包括官方的想法是股民的素质有些问题，而我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今天中国的股民和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这表现出中国股民的一种特殊现象。我对当今中国股民的评价可以用四个字代表：追求卓越。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股民的“追求卓越”呢？
郎咸平：也许你认为这有些可笑。举个例子对比一下，就香港股民而言，他们大多数是急功近利型的人物。他们确实没有长期投资的打算，常常是做一天就走，往往不太在乎上市公司的素质。给一点短期的利好消息就好了，比如说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京沪粤公民香港自由旅行之类的消息便可以带动股市上涨。可是类似的消息在国内就没有作用，6月QFII的开始实施乃至追溯到国有股减持的停止，这一切都没有使股市的形势好转。归根而言，目前推出的政策与股民的愿望差距很大。股民究竟期望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明白，一切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无从谈起。在香港，股民期待短期利好利空消息，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股市也起来了。但国内股民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他们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与日俱增，这就是他们的“追求卓越”。
记者：股民的“追求卓越”与现在股市的难以复苏有着怎样的关系？
郎咸平：一旦股民感觉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他们就不跟上市公司“玩”了这种不“玩”的心态就是当前股市衰退的惟一因素。因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推出QFII没有用，为什么当局和媒体都号召股民振作信心没有用上市公司的素质太差了，没办法“玩”，一“玩”就被骗。我们目前抛出的政策没有效果就是因为没有打中重点。我们引入QFII就是要吸引更多的资金，但实际上我们的股市不缺钱，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