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 第38部分

柯子炎说：“抓紧搜查，他们跑不远。”

当晚特务连在涂营驻地附近村镇行动，四处搜捕。王鹏则在县城请柯特派员一行吃饭，等待消息。这顿饭一直吃到半夜才散，特务连的搜捕一无所获。

柯子炎说：“再找吧。”

柯特派员和行动组人员下榻于师部客房，师部住址在县城外围，征用了当地一所学校，学校周边一些民居被用为营房，其中一个老宅作为临时客房，旁边就是特务连驻地，有哨兵警戒。客房本是民居，宅内没有厕所，大小便得出门到外头茅房。此间乡村民居茅房非常简单，多直接建在大粪坑边，茅房地上横有两条木踏板做蹲位，四边用石块垒三堵矮墙，留一面空墙供如厕者进出茅房，空墙边钩一支细竹竿，竿上挂一块麻布为遮拦物，设施堪称简陋。

行动组当晚暂住于临时客房。由于饭吃得晚，天气又热，喝酒喝汤较多，晚间免不了要起身解手，凌晨时分柯特派员出门去茅房，解完手返回房间时意外遭到暗算：有两个人埋伏在近旁，没留神间突然一跃而起，当头将人击昏，用一条麻袋整个套住，抬上一辆板车，拉着就走。

这是三哥他们干的，所谓“逃兵归队”为三哥一手策划。三哥说过，柯子炎在涂营等他，他也可以在那里恭候。柯子炎试图通过抓这几个逃兵追踪抓捕三哥，三哥就通过他们回敬，把柯特派员套进了麻袋。

一捆麻袋神不知鬼不觉拉出营区，送到附近村里，解开来一看不对，麻袋里套装的这个人个头矮胖，却是刘树木，行动组刘组长。

“柯子炎呢！”

柯子炎有事，饭后连夜离开晋江县城赶回厦门，刘树木留下来，准备第二天带人继续查索两个逃兵，他住进安排给柯特派员的客房，代替上司成为三哥的俘虏。

三哥感叹：“柯特派员不好抓，跟我有一比啊。”

刘树木供出了一些内情，听来非同寻常

被柯子炎这伙特务在同安那所乡下中学杀死的中年人大不一般。中年人来自台湾云林，是个乡村木匠，日据时期曾被征召入伍，以日本兵的身份驻扎印度尼西亚，战后回家重操旧业，是个非常平凡的草根人物。一如无数乡间百姓，其生平经历没有特别显眼之处，包括被迫入伍参战，都是当年许多台湾人所经历的。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台湾人怎么会不吭不声突然扔掉他的锯子和凿子，坐着轮船跑到对岸一所中学去跟闽南地下党接头？因为他接到了一个指令，一句暗语。事实上该木匠早在日据时期就是地下反日人员，后来奉命停止活动。当年他得到一个暗语，一旦暗语传来就恢复活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木匠始终像在睡觉，直到暗语忽然传来，他带着久藏身边的一枚“觉醒”印章到海峡对岸那所中学去接头。整个传递过程为预先设计，其中有若干环节，每个节点上的人只须向预定方向传递消息，不需要知道其上下线是谁，也不知道所传暗语代表什么内容。如此隐秘的联络为何被特务发现？云林县这位木匠的上线是台东县一个会计，同样休眠了近二十年。接到恢复活动指令后，会计把上线传来的暗语下传，同时报告了特务。这会计早已变节，为特务控制。

按照特务掌握的情况，这些人员当年暂停活动，是因为台湾地下抗日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日本人加紧镇压，为保存力量以备东山再起而暂行隐蔽。隐蔽指令是从上海传递过来的，在上海作具体应变安排的是钱以未。钱以未落入日本人手里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想从他嘴里把情况弄出来，钱始终不说，这批地下人员得以保存。

三哥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安排还有用？”

情况确实大有变化，所以中年木匠“觉醒”而联络失败。但是钱以未还有第二手、第三手安排，总有一条可能联系上。刘树木供称保密局对这一部分隐蔽于岛内的旧日抗日地下人员非常警惕，因为与共产党相关，而且尽是台湾本地人，多在民间草根，埋藏很深，时间很长，基础厚实，有号召力。如果他们逐一“觉醒”，并且与大陆恢复联系，会成为很大威胁，为此必须深挖，切断这条连线。

“除了这个木匠，你们还发现其它‘觉醒’者吗？”

“目前还没发现。”刘树木说。

如此看来，找到大舅家的台南那位客人躲过了特务。

还有不少疑点需要了解追查，但是三哥没有时间了——赵尚义派人送来紧急情报：涂营奉命准备调防，情况异常，清阿康速归。

刘树木被捆成一粒粽子，塞回麻袋秘密押送游击区。三哥赶回涂营。

涂营平静如常，不显异样，实际上无比紧张，营部大门紧闭，里边乱哄哄的，都在擦枪支收行李，烧纸张弃杂物，电话铃一遍又一遍响个不停。

一见三哥回来，涂万冈赵尚义两人松了口气。

“阎王怎么下符？”三哥问。

师部命令涂营明日开拔，出发的具体时间等候命令。

“去哪里？”

不知道。只是命令所有人员集中留待原地，不得离开营区。

附近几处驻军并没有接到调防命令，奉命准备开拔的只有工兵营。涂万冈担心命令里有陷阱：是不是逃兵归队事件出了破绽，或者本营有谁于不慎中忽然暴露，敌人准备下手？接到命令后，涂万冈和赵尚义两人紧急商量对策，觉得即便确属正常调防，也得提防。如果给调到陌生地点，不能得到游击队接应，很难独立支撑，如果敌人强化控制，甚至拆散涂营，结果难以料想，因此不如果断行动。涂、赵二人已经秘密安排各连排骨干做好准备，到时候一声令下，就解决对手，控制部队，把队伍拉走。目前还要等待正式调防命令，如果命令未下而本营开始动作，敌人发现异常就会群起攻之。

三哥说：“咱们需要有几套方案。”

三哥派人悄悄前去涂营驻地附近小镇，把老伙计和陈中搬到营部应急。

老伙计不是人，是电台，由孙力澳妹等人护送上山，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联络立下功劳的电台。这部电台跨过海峡，下过水井，与钱家人结有不解之缘，因而被三哥叫做老伙计。游击队已经有了解放军侦察小分队带来的新电台，领导让三哥带老伙计下山，潜藏在涂营附近小镇地下交通站，以便及时联系，迅速报告情况并接受上级指示。联络员陈中就是早先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的司机小陈，随三哥上山后改行当了电台报务员，因为山上不通公路，游击队暂时没有汽车可开。

次日开拔命令未曾下达，涂营官兵守在营房待命，白天连着黑夜，直到凌晨。涂万冈打电话询问究竟，师参谋长重复原命令，让工兵营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这他妈搞什么鬼？”涂万冈发牢骚。

三哥说：“沉住气，看他们搞。”

第三天上午有了新情况：工兵营开拔命令没有下达，周边几支部队却接到了命令，相继离开各自驻地，集结到涂营所在小镇。运兵卡车轰隆轰隆开来，荷枪实弹的敌军进驻涂营附近的所有山头，涂营被团团包围，置于数倍于己的枪口之下。

涂万冈和赵尚义非常不安。

三哥开玩笑：“把咱们当肉包馅啊。”

敌军调动异常，部队集结周围，肯定有其原因。会不会因为捉了刘树木，惊扰了敌人，涂营底细为敌所知，要用优势兵力包围解决？三哥认为不太可能，捉刘树木的计划十分周密，柯子炎确知是三哥所为，但是并无理由怀疑涂营。眼下涂营周围阵地尽被对方占领，却没有发动进攻的迹象。因此自己不要轻举妄动。

下午，师部的命令终于下达。不是命令涂营缴械投降，是命令立刻出发，与集结到小镇周边的其它部队一起开拔，下海。时海面上开来了几艘军舰。

三哥与涂、赵面面相觑。

涂营驻地临海，离开这里的道路分别向北、向西和向南，向东是大海，无路可走，因此他们预测的调防和撤退都通过道路。小镇靠海，有一处小渔港，却没有可供大型船只停靠的码头，所以他们没有考虑可能从海上调防。

此刻无法拒绝离开，海边到处是敌兵，工兵营这一两百号人势单力薄，打起来必被消灭。服从命令则将陷入困境，丧失了利用调防拉走队伍的机会。事发突然，已经没有时间向上级请示，只能自己拿主意，走一步看一步。

赵尚义很紧张：“想把我们拉到哪里？会不会去台湾？”

这不是没有可能。

三哥下了决心：“上船。”

他让联络员陈中乔装离开驻地，迅速返回游击队汇报情况，他自己留在涂营。此刻涂营面临局面非常复杂，不能丢给涂万冈和赵尚义，他必须在这里指挥应对，完成任务，他的任务是胜利。

由于大船无法靠岸，小镇周边这些部队必须乘坐渔船出港，到军舰停泊处靠舰，于海中通过舷梯登上军舰。渔船数量不足，工兵营人员分数批次登船，直到黄昏才全部上了军舰。军舰鸣笛出发。涂万冈和赵尚义透过舷窗眺望渐渐远去的陆地，直到大海和陆地被夜色笼罩，他们的表情都极其凝重。

三哥让两位不要紧张，有一句老话叫“车到山前必有路”，哪怕一万座山冈，也有一万条路。现在到了海上，除了海水没有路，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小时候母亲教他的，很简单，就是哭爹叫娘：“阿姆啊！”

他当然是开玩笑。

第五章　绝境穿梭

老三。25岁。中共赣南地下游击队敌工队长，国民党某工兵营火夫。

三哥从天而降

我总想三哥阿康靠什么呢？他这个人有本事，总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他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哭爹叫娘，或者好运气。

我们家四个孩子里，三哥阿康最为特别。特务柯子炎曾经用“鹧鸪鸽子混一窝”表示过怀疑，他真是看出些区别，这里边的确别有缘故。

我一直记着三哥给我的第一印象：一头乱糟糟的黑发一根根竖起来，每一根头发似乎都在滴汗，湿漉漉满头是水，一对眼睛在眼眶里骨碌碌转，眼神很特别，很警惕很提防，还显出无助与紧张。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记住这个，初见二哥时他九岁，我才五岁，那个年龄的孩子很难记住什么，但是我留下了印象。

那天上午，大约九点来钟，有人打我们家门，大姐去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人，年纪不大，渔民打扮。大姐问来人找谁，来人问这家人姓钱吗？大姐点头。来人又问主人是钱周氏吗？娘家叫周菊花。大姐说那是我们母亲。来人点点头：“这就对了。”

“你是谁？”大姐问他。

那人没回答，转身走到一旁，拉出躲在柱子后的一个小男孩。

大姐跑到屋里，把母亲喊到厅里见客。母亲看到来人和小孩，心知情形异常，顿时沉下了一张脸。

来人是台湾渔民，他给我们带来的小孩也来自台湾。几天前这年轻渔民的渔船从台北起航厦门，有一个熟人带着这小孩跑到港口找他，给了点钱和一张字条，请他帮助把孩子带到厦门交给母亲。

年轻人拿出那张纸条。大姐拿着纸条左看右看，她已经读中学了，纸条上的字竟然一个也认不出来。母亲见了着急，喊道：“是你阿爸！反看！”

大姐醒悟，赶紧把纸条反过来，对着天窗透进厅里的光，从纸条背面读。这一看就明白了，纸条写的是我们家住址，母亲的姓名，还有小孩的名字，他叫做钱世康。

母亲知道这是父亲写的，父亲会刻字，印章上的字必须反着刻，印到纸上才是正的。父亲让人带一张反写纸条，不是存心不让大姐看懂，是告诉母亲纸条出自他手。

“这是谁家小孩？”母亲问来人。

“你们家的啊。”

“瞎说！”

年轻人茫然，称自己受人之托帮助捎带小孩，其它事情并不清楚，听说小孩的父亲吃官司，给日本人关在监牢里，小孩的母亲得了重病，前些时候死了。小孩的父亲从监牢里交代这个地址，吩咐把小孩送到厦门这边。

“阿康，过来认一认。”年轻人招呼小孩。

小孩不过来。从进门起，他就蹲在厅边一根木柱脚下，低着头不吭声，无论怎么招呼都一动不动，聋了一般。

年轻渔民说这小孩脾气倔，不像其它小孩乖巧听话。从台湾带过来让他费好大劲。小孩会咬人，像小狗，在渔船上闹腾过，他被小孩咬过一口。

母亲打断他：“小孩的阿爸是谁？”

“叫钱以未。”

母亲当即大骂：“死鬼！死鬼！”

年轻渔民吃了一惊，忙不迭起身，连声道别都没有，匆匆出门离开。

小孩给丢在我们家里。

那时候三哥钱世康个头瘦小，不像通常八九岁小孩。他死死蹲坐在我们家厅边木头柱子旁，一声不吭低头听大人说话，偶尔抬起眼，骨碌碌转着眼睛看屋里大人的表情，我们家和家里的人于他都很陌生，遇到陌生人他显得紧张。大人说的话他不一定都能听懂，对自己的处境却很清楚：他给丢到这个木头房子里了，这里的人让他感觉异样，他也让这里的人很不安。

年轻渔民走后，母亲在屋里抹眼泪，大声哭泣，口口声声痛骂：“死鬼！”骂的当然不是把小孩丢到我家，自己逃也似的跑掉的年轻渔民，她骂我们的父亲，在母亲的语汇里，“死鬼”多为我父亲独自享有。

三哥阿康进家门时，我们的父亲已经离家三年多了。三年多前大哥用自行车送父亲去码头，帮他逃往上海，大哥为此被警察抓去，吊起来差点打死，父亲则一去不返，杳无音信。一晃三年多过去，父亲居然用这种方式对我们显露踪迹，让我们知道他在台湾，被关进日本人监狱。他居然还给母亲送来一个台湾小男孩，这小男孩居然已经有九岁大，是他跟别的女人生的。

这件事对母亲刺激极大。日后她不许我们在家里提及父亲，似乎我们家从来就没有父亲的存在，其情绪之强烈，持续时间之长，与父亲的另一个女人，也就是三哥钱世康的生身母亲有莫大关系。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怎么回事，只知道她确实曾经存在，所以才会有三哥钱世康，才会有青年渔民的那张纸条。

所谓鹧鸪不是鸽子，三哥的长相跟我们家的其它孩子确实不太一样。但是他有一个高颧骨，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