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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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并不如烟- 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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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不假年,病魔还是夺取了魏征的生命。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魏征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日李世民命文武百官九品以上者必须参加魏征的葬礼,同时赏赐羽毛仪仗队和军乐仪仗队,陪葬昭陵(李世民百年以后的寝陵)。

然而李世民的安排却遭到了魏征夫人的反对,其妻裴氏说:“魏征一辈子节省惯了。现在他的葬礼却要受到顶级待遇,只怕他死也不会瞑目!”随后将一切赏赐固辞不受,只用篷盖围幛之车载柩而葬。

悲痛中的李世民登上皇家禁苑西楼,望着送葬的队伍流泪哭泣,随后亲自撰写碑文,并亲自书写。

随后的几天,李世民对魏征思念不已,对侍臣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斯人已逝,音容永存!



古人说,盖棺定论,其实盖棺未必定论。

魏征的身后定论在李世民的手中遭遇了反复。



魏征定论的反复起因是因为两次推荐。

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因与太子李承乾阴谋谋反被诛,与侯君集有过联系的人都受到了调查,这一调查就调查到已经过世的魏征身上。原来魏征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过侯君集,建议由侯君集出任尚书右仆射,同时掌管长安的禁卫部队。这个建议当时就被李世民否决,现在侯君集被诛,魏征这次推荐被当做旧账翻了出来。

如果仅仅推荐侯君集也就罢了,偏偏魏征还有一次推荐。那一次推荐的是杜正伦,遗憾的是,杜正伦因为泄露李世民的话被贬出长安,一路被贬到了越南。

两次推荐,一个被诛,一个被贬,难道是巧合吗?

心胸很大的李世民同样疑心很大,由此他怀疑魏征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正直,连续推荐两人都出了事,莫非这两人都与魏征有私交?莫非魏征结党营私?

就在李世民冥思苦想没有答案时,一封针对魏征的小报告呈递给李世民,这个小报告的内容更惊人,“魏征居然每次将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

这个小报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魏征沽名钓誉。

魏征将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而褚遂良恰恰是负责纪录李世民起居的官员,李世民的一言一行褚遂良都会纪录,这些纪录都会成为历史。魏征展示进谏书后,褚遂良也会同样纪录,这样历史上就留下了魏征的进谏,而这些进谏书也在不经意中暴露李世民的若干缺点(没有缺点就无从进谏),所以说魏征展示进谏书是沽名钓誉,增加自己的名声,却在无形之中损害了李世民的名誉。

是可忍,孰不可忍!

魏征去世三个月后,第一次盖棺定论被李世民用行动推翻,李世民宣布解除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约,同时命人推倒自己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这就是魏征得到的第二次盖棺定论。

第一次盖棺定论是荣耀,第二次盖棺定论是屈辱,那么还会有第三次吗?



两年之后,九泉之下的魏征等来了第三次盖棺定论。

贞观十九年十月,李世民用兵高句丽受到挫败,此时的他又想起了魏征,不由叹息道:“如果魏征还在,他不会让我有这次行动。”

叹息之余,李世民派出使节亲临魏征墓前,用少牢(羊一只猪一头)祭奠魏征,同时下令将两年前推倒的墓碑重新树立,从今之后,你依然是群臣典范的魏征。

一次去世,三次盖棺定论,饱经折腾的魏征一家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往日辉煌。尽管李世民为魏征重树墓碑,然而仅仅是做个姿态而已,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再也没被提起,显然在李世民的心中,魏征这两个字,已经打了折。

世事浮云,魏征带给这个家族无限荣光,同时也带走了家族荣光的最后一片云彩。

伴君如伴虎,生死不轻松。

风暴之中的李承乾

魏征走了,李世民为李承乾竖起的挡风墙又消失了,此时的李承乾并没有意识到魏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不过走了一个迂腐的老头。实际上,走的不仅仅是一个老头,更是一堵挡风遮雨的墙。

如果魏征健在,李世民还能长时间拿魏征说事,如果有人对李承乾不利,那么职责在身的魏征一定会拼着老命维护李承乾,他,说到做到。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如果,不是结果。没有魏征挡风的李承乾注定要把自己的软肋一一露出,然后在浑浑噩噩中等来致命的一击。



过早成人化,双面人,叛逆期,不良嗜好,这是李承乾的四大软肋,而不良嗜好恰恰是李承乾作为太子的最短的那块木板。

一只木桶储存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著名的短板效应。



李承乾的不良嗜好有很多,比如酷爱突厥文化,比如同性恋,比如喜欢列阵厮杀。

酷爱突厥文化放在一般人身上不算不良嗜好,隋文帝杨坚就有一个儿子酷爱佛教差点直接出家当了和尚。但问题在于,你,李承乾不是一般人,你是大唐的储君,一言一行都需要合乎法度,要有储君的风范,而你,偏偏都没有。



说起来,难以置信,大唐的储君居然喜欢偷民间的牛马。

可能是为了体验生活,李承乾私自命人铸造了高八尺的铜炉,六只脚的大鼎,这些物件是做什么用的呢?煮牛马用的。牛马从哪来呢?不是买来的,也不是自己养的,更不是皇帝赏赐的,而是李承乾安排手下到民间偷来的。

偷来牛马之后,李承乾毫无架子,亲自动手烹饪,然后与手下一起共享。或许在那一刻他已经忘了自己是太子,而只是一个普通的突厥人。

除了饮食,李承乾在语言上和服饰上也向突厥看齐,他最喜欢的服饰是突厥服饰,他最喜欢的手下身上都有一个共同标准:要么是突厥人,要么长的像突厥人。

李承乾把这些类突厥人手下五人分为一个小组,这个五人小组就相当于一个小型迷你突厥部落。这些人一律梳着小辫,身披羊皮,然后一起到草地上放羊。另外李承乾还特别制作了画有五个狼头的大旗以及裁成长方形的幡旗,在树立狼头大旗的地方搭建帐篷,他自己就住在帐篷之中。

这样,服饰、装扮、旗帜全部突厥化,饮食方式也突厥化。每次到了吃饭的时候,李承乾都会逮几只羊烹煮,然后极其平易近人地抽出佩刀与手下一起分割食用。

酒足饭饱之后,李承乾“导演”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戏,“现场都注意一下啊,我现在假装是可汗,我挂了,你们现在来参加我的葬礼!要注意你们的表情,预备,开始!”(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

说完“导演”僵卧于地,手下滔滔大哭,骑着马围着导演的“尸体”转圈,并按照突厥的传统,用刀割破自己的脸,以表示对逝去可汗的怀念与尊重。

许久之后,李承乾才从地上跳起来,发表一通感言,说道:“等我拥有天下之后,一定要率数万大军到金城(兰州)以西打猎,然后解开头发打扮成突厥人,去投奔阿史那思摩。假如让我当一将军,肯定不会落于他人之后。”

不愿意当天子,却愿意当突厥的将军,李承乾与明朝那位荒唐的正德皇帝有一拼。不同的是,人家正德皇帝愿意当的还是大明的将军,而他要当的则是突厥的将军。

咋想的呢?

或许可以套用某位至善文化大师的话,“因为文化”。



如果说李承乾酷爱突厥文化还只是个人爱好问题,那么同性恋,就是十足的离经叛道了。不用说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是在当代,同性恋依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从李承乾的表现来看,他应该属于双性恋。他有子嗣,这说明他并不排斥女人,他又喜欢一名姿容美丽的乐队男童,这说明他也不排斥男人,综合评定:双性恋。

李承乾喜欢的这名乐童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只知道李承乾称他为“称心”,称心,称心如意。

有了称心之后,李承乾与称心同起同睡,感情亲昵,如果没有意外发生,两个人或许还可以留下更多的“佳话”。

然而意外还是来了,意外的制造者就是李世民。

怒不可遏的李世民将称心以及另外几个受李承乾宠爱的旁门左道人士一网打尽,一个字,斩。

这次意外给李承乾的打击很大,“称心”已去,夜风冷冷,谁与共眠?

有情有义的李承乾在家中腾出了一个房间,供起称心的塑像,早晚焚香祭奠,感伤不已。同时又将称心的遗体埋葬在东宫的花园里,并且追赠称心官位,竖立墓碑,以示纪念。

有情有义,有爱有心,可惜用的不是地方。

电视剧《大明宫词》中有一个桥段:高宗李治的皇太子李弘莫名其妙暴死之后,一直与他相恋的男童主动来到李治和武则天的面前,承认自己与太子李弘的恋情,并主动要求为李弘殉葬,唯一的要求是合葬,最终高宗成就了这段凄美的爱情。

显然这是败家编剧恶搞的桥段,但这个桥段的取材应该就来自李承乾和称心的爱情故事。

或许在李承乾看来,同性恋不是罪,爱情更不是罪。



同生活突厥化和同性恋比起来,李承乾喜欢列阵厮杀其实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致命的恶习,这条恶习严格算来是充数的。

与李承乾一起玩列阵厮杀的是李承乾的叔叔汉王李元昌,这个李元昌是李渊的儿子,李世民的弟弟,并非出自窦皇后,很有可能是李渊称帝后与后宫美女在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前面我说过,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这是李渊与窦皇后精耕细作的结果,后面的多数都是工业化流水线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李承乾和李元昌有可能年龄相仿,甚至很有可能李承乾年龄长于李元昌,可没办法,见了李元昌还得叫叔,谁叫人家辈大。

不过这个李元昌实在没有个叔叔样,时任梁州都督(总部位于今陕西汉中)的他经常违法乱纪,已经多次受到皇帝哥哥的训斥,为此心里非常不爽,对李世民不免也有些怨恨,“牛什么牛,谁不知道你的皇位是怎么来的?”

与哥哥李世民关系紧张,而与侄子李承乾的关系却非常铁,两人经常一起游玩,他们经常玩的游戏就是列阵厮杀。

每逢此时,两人将所带领的手下一分为二,两人各率一队,队员们身披毛毡缝制的铠甲,手持竹枪竹刀,列阵扎营,呐喊厮杀。每次冲锋都得有挂彩的,不然没效果,不真实。

即便如此,李承乾还是觉得不过瘾,常常不无憧憬地说道:“我要是做了皇帝,明天就让两个万人军队相互争斗。我跟汉王一起分享,这不是件很开心的事吗?”

除了憧憬“战斗”,李承乾还曾经展望过登基后的生活,说:“我要是做了皇帝,就会好好享受。谁敢上谏的,我都给杀了。杀他个几百人后,就没人敢说话了。”

胡亥再世,商纣王轮回,这孩子没救了!



酷爱突厥文化,同性恋,喜爱列阵厮杀,三大不良嗜好叠加,李承乾的储君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尽管李世民还在用《礼记》维护着李承乾,然而《礼记》不是避风港,《礼记》不是防弹衣,只要再来一阵风,等待李承乾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风从北方来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相互倾轧还在继续,彼此都在给对方下套,此时的两个人如同纠缠在桅杆上去争夺顶端的彩球,那彩球就是未来的大唐皇位。

在这期间,李泰授意他人打小报告以达到诋毁李承乾的目的,同时李承乾也不是省油的灯,居然想出了一个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

这一年的某一天,有人自称为魏王府典签(管理信件收发的官员)向李世民呈递“亲启密奏”,在“亲启密奏”上历数李泰的种种罪恶,看得李世民触目惊心。惊心之余,李世民想与此人面谈,没想到一查找,这个人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生无对证。

只要稍有点智商的人都会推测出这是李承乾搞的鬼,可为什么李承乾还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没智商,尤其是政治智商。



屈指一算,李泰和李承乾的争斗已经进行了七年,这七年中他们表面和睦,暗地争夺,在父亲心中的那架天平上上蹿下跳,折腾不已。如果没有外力介入,这天平的两端的均势还会持续,现在,一股外力出现了,风从北方来。

这股北方来的风是从齐州(总部位于今山东济南)刮过来的,风暴中心是齐州都督齐王李祐,在李世民十四个儿子中,李祐排名第五。

李祐并非出自长孙皇后一脉,因此在皇位的争夺战中并没有他的份,不过无份参与并不代表与世无争,他其实还是想争一争,即使争不到皇位,也需要给自己争一争生存的空间。

基于此,他的舅舅尚乘直长(皇宫御马管理局副管理官)阴弘智游说他说道:“大王你的兄弟很多,等皇上去逝之后,只怕会有灾难。你应该找一些将士来保护自己。”

闻听此言,李祐不断地点头,是啊,兄弟十四人,个个都是白眼狼,一旦父皇挂了,这些白眼狼还不把脑浆子都打出来?不得不防啊。

随后阴弘智向李祐引荐了自己的大舅哥燕弘信,深得李祐赏识。自此之后,燕弘信就成了齐王府死士的头目,在他的手下,有一群誓死效忠李祐的死士。

死士归死士,效忠归效忠,说到底李祐招募这些人是为了自保,至于谋反,还是想都不敢想。

李祐之所以最终会谋反,都是被齐王府长史权万纪给逼的!

权万纪这个人,有能力,有忠心,有官德,就是少了一点人性。别人做官是既做官又做人,到他那里,变了,只做官不做人,说到底,这是一个能吏,同时是一个酷吏。

酷吏权万纪被作为正直的人派遣到齐王府做长史(政务秘书长),李世民交给他的任务是辅佐齐王,劝谏齐王,齐王有过失时及时向皇帝汇报。

二十出头的李祐跟李承乾一样,也酷爱打猎,这可能是李世民的遗传。然而频繁的打猎不仅劳民伤财,而且还有不务正业之嫌,为此权万纪没少劝谏,结果跟张玄素一样,他们的劝谏都成了一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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