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兵的大部队，还是在上海，1860年代，是个成全上海的年月，一面是洋鬼子看上这块地方，处心积虑在这里安营扎寨，一面是被太平军闹的，大批的长江沿岸的富豪都往这儿涌，托庇于洋鬼子寻个太平。当太平军威胁到上海的时候，所有这两部分人都有点急。鬼子急的结果，是他们宣布的中立有点名不副实，只要太平军逼进上海，他们出来干涉。而上海的富豪们的急，就急出了一支雇佣兵“洋枪队”。无论什么时候，雇佣兵总是出现在战场上钱和女人最多的地方，在中国也不例外，当时的上海，就是这么个地方。
洋枪队的首领是华尔（Ward；Frederik Twnsend），一个美国的海上牛仔。这个牛仔纠集了一批闻着战争腥味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再加上来自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人，拼成了这支雇佣兵队伍，直接雇佣这支军队的中间人，是上海著名的钱庄老板和洋行买办杨坊。雇佣兵刚组队的时候，命并不太好，不仅跟雇主之间因文化的差异时有抵牾，而且西方列强一时也没有想明白该不该支持清政府，在上海的英国人还逮捕过华尔，把这个美国牛仔关进了局子。不过，没过多久，辛酉政变后，清朝新政府的温顺，使西方想明白了自己的立场，不仅不再限制洋枪队，而且还低价供给他们武器，甚至授权华尔查抄没收走私给太平军武器，结果是华尔招来了自己的弟弟，专做军火生意，哥俩发大财。而太平军在江浙的扩张，也逼得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下定了借洋师助剿的决心，洋枪队在清政府和西方的双重扶植下，迅速成了气候，从洋官洋兵，到洋官中兵，队伍达到5000多人。（图16）
真正让这支队伍运转起来的动力，当然还是金钱，还有女人。洋枪队的军饷，即使是中国士兵，也要高出湘淮军，至于洋兵和洋官，则要高出中国军队十几乃至几十倍。每攻下一座城池，都有额外的赏金。华尔和副领队白齐文（Burgevine）都有了中国妻子，华尔还是杨坊的女婿（女儿也许不是杨坊亲生的，很可能只有个名义）。至于其他人，上海有的是咸水妹，以及不咸的校书和长三。不仅如此，华尔还被朝廷赏给“副将”，使得这个牛仔可以对他的国人宣称他是少将。当然，即便如此，清朝的皇帝和太后，还是会有点心理不平衡，生怕“借师”丢了面子。每当这个时候，操办此事的臣子们就会跟他们讲唐朝郭子仪借回纥兵的故事，或者强调华尔如何的“慕义”“向化”，对中国文化如何尊崇，除了没有剔发之外，穿了华服（其实是满服），而且还入了中国国籍（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国籍的概念）。
不管怎么说，清政府每个月6、7万两的银子没有白花，洋枪队在清军和太平军的对决中，还真是起了作用。洋枪队装备精良，不仅有先进的后膛枪，还有蒸汽动力的兵舰，和大量的开花大炮。关键在军事制度、训练和技术方面，都比太平军更有优势。步兵打起仗来会排西方的方阵，排枪射击，炮兵更是出色，可以借助仪器，间接射击，害得太平军还没有弄清炮在哪里，命就丢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洋枪队的缘故，李鸿章的淮军也得到了装备和训练两方面的改善，从而大大地超过了因西方武器禁运而处境艰难的太平军。华尔死后，接替统领洋枪队的戈登（Gordon），跟淮军的合作更加紧密，待到太平天国失败，洋枪队解散，洋枪队的所有装备连同训练方式，都进到了淮军里，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淮军的操练口令都是英语，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走起路来都横着。
外国雇佣兵的中国际遇（2）
不过，后来的淮军虽然武器装备换了若干茬，但训练却日见松弛，战术战法没有变化，制度和编制当初就没有改。这样的军队，对付一下国内的叛乱还凑合，碰到外国人，就不济事了。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1）
教案这个词，现今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却是困扰清朝官方的一个大难题，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几乎无日不在为教案头痛。所谓教案，就是中国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来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大到烧屋杀人，小到借贷纠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鸡飞狗跳，最后都要又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决。
教案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就是两类，一种是误会的，一种是不误会的。误会主要来自文化的隔膜。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仪式不理解，对于为什么出生要洗礼，临死要终傅，结婚也得去教堂，由红毛蓝眼睛的外国神父指指点点，比比划划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弥撒的时候，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更是让某些多事的人看着不舒服。这一切，足以激发我们在性方面思维特别活跃的某些国人的想象力。于是，有关教会和教民以及传教士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一个一个出笼了，从教民妇女初夜的奉献，到鸡奸、乱伦、群交。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污秽的文字，无论是出自绅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体的“雅帖”，还是一上来就操娘、半通不通的涂鸦，一涉及教会的活动，大抵都是在脐下三寸那点地方驰骋，显然，我们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观，除了肚子里力比多（libido）过于丰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里面起作用。有时候，这种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闭了人们眼睛，让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出现幻觉，比如在有的教案里，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证说，他们亲眼看到教堂里传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卧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发生在教会的育婴堂里。育婴堂（图17）本是教会的公益事业，这种公益中国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显得奄奄一息。西方教会大规模进入之后，在医疗、救济、抚养孤儿方面往往刻意下功夫，虽然目的不过是为了“中华归主”，但却也让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贫弱无助的弱势者得了不少实惠。只是天主教育婴堂的嬷嬷们，往往对弃婴的灵魂比对他们的生命更关心些，以至于收来弃婴之后，往往更热心给他们洗礼，而不是赶紧医治或者喂养。由于收的弃婴本来就很弱，往往一番折腾后，咽气者甚多，所以育婴堂的儿童死亡率很高。育婴堂不得不将他们集中掩埋，一个棺材多个死婴，或者一个墓坑埋一堆。
原本弃婴东一个、西一个地丢着，无论是狼叼去了还是狗吃掉了，谁也不会注意，可是这么多死婴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触目惊心”，于是各种“故事”由出来了。首先弃婴的来源受到了怀疑，有些人认为教会通过“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么地方出了一桩儿童走失事件，那么大家就会传的沸沸扬扬，好像出现了一支拍花的大军偷走了无数孩子似的，而这个大军就出自育婴堂。育婴堂偷婴儿干什么呢？这就需要国人的想象力了，好在国人在这方面一向特别擅长，于是故事出现了特别恐怖的情节，说是育婴堂偷走婴儿是为了挖心肝做药，还挖眼睛，据说是可以制成药水，点铅为银，而且只有中国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国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关天，这种隔膜导致的后果往往特别严重，那一时期，很多大规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时常有人拿着婴儿的小鞋狂呼乱叫，只要有人发现了育婴堂的墓地，就会出现一阵骚乱。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与此有关，不仅搭上了几十个嬷嬷和传教士，而且连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命也送掉了。当然，天津的事情跟别处有点不一样，那里的育婴堂，嬷嬷们特别热心，为了收弃婴，居然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手续费，就是为了这点微末的手续费，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传说中“拍花”的因果链，就这么连上了。
当然，不误会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戏有关。那时节，农村的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请人唱戏要算最热闹的事儿。过年过节唱，办事情唱，有的时候为了求雨也要唱。中国人请戏班子唱戏，虽然都是为了给自己看，名义上却非说是给神看，因此戏台往往搭在庙宇的前面。可是，这种名为娱神实为娱人的活动，却让某些教会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经过敏，被视为“偶像崇拜”（显然是庙里的泥胎作怪），严禁教民参与，而且还特地为此从总理衙门讨来了一纸赦令，允许教民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子）。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着干，这样做，难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况且，在那时的中国乡村，平日的生活的娱乐活动，唱戏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们同样需要戏剧来排遣解闷，这种欲望有时甚至并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够恪守规矩，他的家人亲戚，在锣鼓喧天的时候，未必能抵挡得住诱惑，如果也跑出来看上几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会变成嘲骂。如果是求雨活动，唱完戏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这个雨当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参加求雨的人则不平衡——教民这个便宜占的更大了，由相骂进而开打，教案就这么闹起来了。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2）
因唱戏引起的教案，虽然多，但规模往往都不大，毕竟，两边的利害冲突不大，而一些庙产纠纷则冲突要激烈得多。中国北方农村的村头巷尾，都有庙，里面供着关公、观音、玉皇、水母娘娘之类的神，这些庙有很大部分是没有人经管的，里面既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而且庙产往往没主，弄不清那块地皮和地上房屋产权属于谁，实际上，它应该属于村民的公产。但是在教会的扩张过程中，教会在寻找建教堂地皮的过程中，往往冒出某些无赖，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骗说这些无主的庙宇是他家的产业，然后把它卖给教会。待到教会真的在自己“买来”的产业上拆庙动工盖教堂时，村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大哗。虽然这些破庙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没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将之拆掉，变做另外一种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经就都紧张起来，神庙的镇压作用，辟邪作用都从人们的记忆深处冒出来了，人们甚至还记起了这些神庙当年是如何的灵验，这些神佛是如何的神圣，如果听任洋人拆毁，将会给村庄带来怎样的灾祸等等。由于兹事体大，这种教案纠纷往往闹的时间特别长，争、闹、打、打官司，然后再争、闹、打，往往会闹上十几二十年。著名的山东冠县梨园教案，就是民教双方争夺该村的玉皇庙的庙产引发的。
当然，有的时候，误会和不误会往往搅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闹起来的时候，有四个根本不相干的俄国人在乱中被杀，可抓来的疑犯，每个人都供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闻说“外国人打官闹事，（指法国领事丰大业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门事），心生气忿”，因此前去救护的。其实呢，这些混混无非是在趁乱打劫。事变中，四个俄国人的财物都被抢走，其中一个俄国女人戒指被抢，连指头都被剁掉。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教案，其实就是由于某些匪类觊觎教会的财产，因此利用误会，制造谣言，说教会拐卖儿童，挖心摘眼，再举出“物证”一只童鞋之类的东西，往往就会闹出大事来。
无论误会还是不误会，教案的主导者往往都是乡绅或者其他乡社组织（包括帮会）的首领。像做过湘军将领的湖南人周铁汉这样、特别富有卫道情绪的乡绅，当然也有，不过更多的乡绅反教，主要是看不惯乡村崛起另外一个文化和威权中心，分享了他们的世袭权力。大多数教案，如果前台没有乡绅领头的话，追究下去，背后都有某些乡绅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档案和地方志，留下来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读书人之手，有的还是八股体，读起来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不过，乡绅毕竟要跟着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们的闹教打教行为，他们多数都会识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铁汉，官府要想制住他也并非难事。
但是问题是，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件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政府对这种在武力压迫下的开禁，始终耿耿于怀，对挟坚船利炮进入的洋教，往往怀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许像贵州提督田兴恕，广西西林知县张凤鸣这样对基督教持赤裸裸地强硬态度的官员，并不多见，但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暗中抵制，始终是清朝对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们对于教案往往有种说法，认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向着传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对县太爷颐使气指。显然，这种情况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档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开始官府几乎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于教方的证据，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绝不稀奇。一个案卷，看前面，整个官司一面倒地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证词是真实的，给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僧乱断葫芦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曲，好像也大有问题。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3）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