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空白处》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历史的空白处- 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跟具有国粹意识的国人讲中国其实很久就没有贵族,是一种残忍,同样的话讲给具有崇洋意识的人,也许是一种鼓舞,两种效果都非我之所愿,但不讲却又不行,因为我就是吃历史饭的,有机会说话,必须说实话。

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国有贵族。天子之下,公侯伯子,诸侯、大夫、士,等级森严。爵位是世袭的,官位也是世袭的,除非犯了错,被废黜或者给烹了(这种事偶尔也有)。但是这种贵族的世界,经过春秋的乱世,让乱臣贼子们一通乱闹,给闹坏了(礼崩乐坏),中间出来个孔子做《春秋》,据说是让乱臣贼子惧,可惜没有人惧,越闹越大,到了战国,这个世界已经天地翻覆了。

秦帝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皇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按道理是没有贵族的,谁做官,谁是大爷。秦朝的官,属于昔日贵族绝少,西汉的官,更多是屠狗卖肉的。但两汉实行的察举征辟名目的选官制度,却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贵族化的变异,导致历史出现了一个时间段的“贵族复辟”。因为这个制度有两个特征,一是官员自选下属,一是选官的儒学化。结果是被选中的人,既是上司的属吏,又是上司的门生,而慢慢爬上去,拥有选拔能力的门生故吏的回报,往往使得官员的后代,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时间一长,就出现了世代容易做官,而且做稳了高官的门阀士族。这种门阀士族,在魏晋实行选官制度改革,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几乎垄断了政府所有的待遇优厚,地位清要的职位,做官,主要看血统,看家族谱牒。不过,跟春秋之前的贵族相比,此阶段的“贵族”被称为士族,也就说,他们多少要有点文化,读点书,写几笔字,涂几笔画,有几分儒学的素养,知道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

好在这种令平民不快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以考试的利斧,逐渐把门阀给削平了。当不上官,就没有地位,想当官,只有考试,再高贵的门第,再尊贵的血统,都没了太多的用处,不考试得的官,大家都看不上,人丢不起。几百年下来,到了宋代,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社会上没有了大门槛,就是说,没有了贵族,连形似贵族的门阀士族,也没有了。

没有贵族的社会,不意味着没有精英,精英是士大夫,或者说是读书人。不是读过书,识点字的人都叫读书人,如果读过书的人,像宋江那样做了小吏,就不叫读书人,如果去经商,更不叫读书人了。唯有像《儒林外史》里周进那样,不得已经商了,看见贡院就昏倒、对科举考试痴迷到骨髓的人,才叫读书人。当然,也有少部分读书不考试,或者不太热衷于考试,醉心做学问的,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是读书人。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2)




士大夫跟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系,跟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被人称为士大夫的,多半是科举考试的得意者(无论哪个层次),在明清之际,就是所谓的正途出身,不是两榜进士,就是大挑举人或者五贡中人。也可以说,士大夫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候补官员和退休官员。

士大夫跟读书更有关系。读书既为了考试,也为了让人认为他们知书达礼,当然,考试上有收获,会证明其知书达礼的程度比较高,类似一种文凭或者证书。事实上,这种证书的档次用不着太高,不似今人,动辄博士硕士,一介秀才足矣,很多有来头的人家的家训上,都写明,不愿代代出公卿,但愿每代出一个秀才。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家九代都有秀才,因此自豪地刻一印章,上书:有福读书。读书人最重家学,有家学的人,出来混,大家都高看一眼。已经到了民国,江南大儒俞樾的孙子俞平伯,进了北大,依然令教授们刮目相看,安排俞公子去英国深造,可是俞公子到了英国不到两周,就闹着要回家,也只好让他回家,回来之后,依然对他高看一眼。心高气盛的黄侃,在北大教书期间,任谁不服,偏对在政治上颇有污点的刘师培情有独衷,对之行跪拜拜师大礼,看重的就是他是仪征刘家的传人,而仪征刘家,治《左传》独步海内。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大夫的一种天长日久的标榜,也是他们实际的生活。(图9)有相当多的读书人,维持他们家计,往往一是耕田,二是教书。要教书,首先得读书。读书读好了,至少考个秀才,才会有人请你做西席(家塾教师)。进城谋生的读书人,档次高的鬻书卖画,如清代的扬州八怪,档次低的则编写科考的卷子为生,如《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这种活计,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考试复习资料的买卖。既便是那些有做官和经商收入的人,说起来,还是喜欢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耕和读两点上,当然,这已经属于标榜,也说明了在那个时代,耕读模式的吸引人处。

士大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开放的群体,里面的人可能被踢出去,外面的人可以挤进来。外面的人挤进来有难度,因为没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家里既没有什么书,家人亲戚知书者亦少,所以,读书不容易进步,非有特别的天赋,加上格外的用功才行。不过,在历史上,这样的成功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晚清最著名的状元张謇,就是从非读书人家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挤进士流的。向上爬难,向下滑却容易,公卿之家,如果子弟不争气,不读书,斗鸡走马,依红偎绿,一两代之间,就会滑落市井,刚落败的一代也许还识文断字,到了后来,往往比一般平民境遇更惨,甚至连字也不识。其中的关键,往往在于温柔富贵乡中人,不能坚持读书传统。《红楼梦》里《好了歌》所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盛衰转换,不尽然只有政治斗争的作用。正因为开放的缘故,所以,社会上家喻户晓的,往往是布衣寒儒经过苦读,最终致卿相的故事。凿壁偷光,悬梁刺股,饭后钟,划粥而食这样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代,而且仅仅在现在,才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成为人们恶搞的对象。

读书,有家传的读书,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之所以为士大夫,之所以为社会精英的唯一法门。有了书,有人读书,而且读得好,就会被人称为,诗礼之家,否则,即使富埒王侯,权势熏天,也不会真的被人看得起。至于一般的土财主,在人们的日常评价体系中,比农夫和工匠还不如。在那个时代,精英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藏书之富,比的是子弟读书之勤,比的是谁家子弟读书聪明,而不是谁家金子多,谁家排场大,吃饭用多少盘子。

士大夫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责任。在乡里社会,士大夫就是乡绅,不做公益的乡绅,不叫乡绅。做个士大夫,就意味着有了急难,别人不出头的地方你要出头,别人不担当的所在你要担当。无论婚丧嫁娶,年节祭祀,调剂纠纷,修桥补路,济穷救难,甚至为乡里百姓出头,对抗官府的暴政(不一定是暴力对抗,往往通过谈判的手段,迂回的途经,)。这里有荣耀和尊敬,也有物质上的好处,比如主持仪式,调解纠纷,张罗公益,往往处在人们的目光中心,万人瞩目,有享不尽的得意。但同时也担着责任,付着辛苦,操心费力不说,万一事情办不好,糟蹋了众人的钱财,辜负了乡亲的期望,必遭大家埋怨,甚至遭人唾骂。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3)




中国的士大夫传统,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美国人艾恺给梁漱溟做传,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也许有点夸张,应该还有几个,但梁漱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确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经过几番运动,几番烧书,禁书之后,书虽然有人还在读,但读书的过程,已经全然没有了书香萦绕的感觉,大家读来读去,无非是某些非常功利的目的,把来学些挣钱的本事,所谓的书,大部分都是教科书或者教学参考书,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绝大多数出版物都是教材,除开教材之外,凭自己兴趣买书看的,十个里头没有一个。书就是敲门的砖头,用完了就丢,没有起码的尊敬。过去士大夫也要做官,但做了官,依然要读点书,否则为同僚看不起,为上司鄙夷,现在的人,读书为了做官,做了官,就不再读书,或者根本没有时间读书。而且奇妙的是,越是不读书的官,做的似乎就越好,升迁容易。

很吊诡的是,不见得我们丢弃了传统,传统就跟我们无关。士大夫传统丢了,但士大夫的毛病却一样没少,全部传了下来。在没有正气压着的前提下,这些毛病显得格外突出,意气,自大,怯懦,虚荣,不负责任,总在人类价值的反面显现自己的价值,让人怎么看怎么难受。更加奇妙的是,恰是在这个基础上,某些人,尤其是那些读过点书,在社会上混的不错的人,挟带这类似士大夫的意气和自大,开始了追求贵族的旅程。此番,他们追的实际上是欧洲的贵族,什么是欧洲的贵族,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心里想的,无非是某些价格不菲的服装,某些红酒和咖啡,高尔夫和滑雪,某些所谓的格调,品味,以及莫名其妙的派头。

欧洲人离贵族还不算远,两百年前,那里还有点剩的公爵和伯爵,两百年后,还有剩的城堡,如果欧洲人要追,也许还来得及。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追,除了某些炫耀高贵的产品广告。

受了这些广告诱惑的中国人,忘记了自己的书香,自家的传统,付出巨大的代价,操起了高尔夫球杆,他们追得上,学得来吗?君不见,送到欧洲去的小留学生们,已经身在欧洲了,他们看得见欧洲的城堡,也可以接触到前贵族的后代,但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变了什么,贵族吗?不,当地人叫他们垃圾。




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1)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一时半会儿儒学并没有真的尊贵起来,但大方向一定,变化总是会出现的,慢慢的,儒学地位高了起来,儒生的队伍开始壮大。选官的察举,本来选拔的标准很是实用主义,没有多少道德要求,到了西汉的后期,也开始一点点扳起面孔,讲究起来,原来的贤良、文学、治剧、优异等选拔名目,最后只变成了“孝廉”一个名堂。选官的制度杠杆,是社会风尚改变的利器,于是,社会上稍微识几个字的人,就都想成儒生了,原来对五经有点了解的人,在坐了很久的冷板凳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通一经卖一经,不愁门庭不若市。

王莽的改革虽然没能立得住新朝,但在“信而好古”方面,却走的比汉朝的任何一位皇帝都远,因而儒术在独尊的方向上,推进了一大步。侥幸得了天下的刘秀,当然只能接过接力棒继续走。东汉的政坛和文坛,都成了经学的天下,通经,逐渐成为被察举征辟的先决条件,各地的学校自然都塞满了人,而京师的太学更是人满为患,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万人。朝中知名的公卿大多在太学兼职,进入太学而且有机会成为这些人的弟子门生,那么出仕的机会无疑要增加很多。

但是,朝廷的官职毕竟有限,大家一拥而上的时候,未免狼多肉少,得食者稀,落空者众,实在挤不上去的就得别寻门路,班超的投笔从戎,跑到西域冒险,就是刀笔吏的非儒学化的一种选择。只是像班超这样的人毕竟太少,明知道往上爬的路越来越窄,大家还是挤在一条道上,谁也不肯下来。后来太后和皇帝跟宦官们勾连起来,把官爵挂起来卖,于是太学生大哗,闹起了学生运动,这是后话了。

察举是推荐选拔,需要有“群众评议”,那时的群众评议不是虚应故事,真刀实枪,各地每年就是依照评议,推举“孝廉”。读书人每年定期都会对自己地方的士人品头评足一番,每月初搞的评议就叫“月旦评”,留下来一个成语叫“月旦”。在开始时候,只要老实巴交,认真读书,而且孝敬父母大概就可以得到好评,时间一长,竞争加剧,如果想让人们“月旦”出个好结果来,非得有点特别的表现不行。努力读书,钻研经书当然可以,那个时代,也的确出了不少皓首穷经的人物,但是走这条路,实在太难,有些人,即使下了苦功夫,耗够了时间也做不出来名堂。于是有人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在道德行为上做文章。

从东汉到西晋,是一个出孝子的时代,现在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图10)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的人和事。这些所谓的孝行,有些还算正常,比如黄香冬天给父亲温席,夏天打打扇子什么的,但有些就很是矫情,比如丁兰父母双亡,刻木为亲,天天侍奉,妻子稍有“虐待”木人之举,就将之休掉。至于郭巨为了让母亲吃的更好而埋掉自己的儿子,则简直是残忍了。可是,这样孝行,在那个时代,是会受到追捧的,大家比着来,最常见的是,在父母之丧上做文章,三年的守孝之期很快被突破,四年、五年,最多的守孝十年。有人守孝就在在父母庐墓之旁,搭个草棚,或者干脆生活在墓道里,披麻戴孝,穿粗布衣裳,不能吃荤腥,不能近女色,苦苦的熬。当然,也有熬不住的,被人揭发,在墓道里生了儿子,儿子都生出来了,估计别的禁忌也就都不在话下。风气所被,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陆绩八岁就会在席间往怀里揣桔子,被人发现就说自己母亲爱吃,回去孝敬母亲的。这种道德追求的风气,有时也会飞起流弹,殃及人们的正常性生活。据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时有儒生,每要妻子同房,必先通报:为子嗣计,敦伦一次如何?

这种矫情的非常之行,当个故事说说还不妨,如果真的成了榜样,让大家学习,而且大家还真的学,时间一久,人们可就有点受不了了。所以,事情开始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方面,孝行的故事还在继续,但苦行的因素逐渐消失,虚假的成分明显增加,比如说,卧冰求鲤啦,哭竹生笋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