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空白处- 第13部分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孔夫子从“至圣先师”变成了“孔老二”，客气一点地则叫他“孔二先生”。孔子被“去魅”之后，子见南子的事再一次被旧事重提，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跟鲁迅关系还很好的林语堂，居然根据《论语》上的寥寥几个字的记载，铺衍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只不过，里面的南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这样的话剧，即使拿到今天，演给今日的读经派人士，也许都会招来臭鸡蛋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有好事者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来演，还特意邀请孔门的后裔来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初夏，位于山东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决定排演林语堂的这出《子见南子》，一出独幕剧排起来并不难，很快，在暑假的联谊会上，《子见南子》跟二师的学生以及部分的曲阜市民见面了。虽然已经到了1929年，但在山东的内地，男女同台演戏，还是相当新鲜，况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着春秋时平民的衣服，却戴着帝王的帽子，子路还佩着柄长剑，南子也是长袖飘飘，大家的台词，都是现代的新名词，一时间，煞是轰动。不久，又在孔庙前面加演了一场。

二师的学生为什么要演《子见南子》？那个年代，读师范的学生家境差的比较多，因为师范人称“吃饭学校”，管吃管住，还有补助，穷孩子读得起，师范连老师带学生，思想激进的比较多。二师虽地处曲阜，但非孔姓的学生很多。说是借此反封建之类，可能有点拔高，倒更像是恶作剧，恶作剧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开心的意思。尽管“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后来二师的校长宋还吾也强调，演孔子的学生，演的“极庄严”。但是只要让孔子现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义者”南子演对手戏，演的又是孔子那点糗事，对圣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别关注这一事件的鲁迅说，“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非圣裔的青年们安心要惹圣裔们不高兴，他们果然不高兴了。《子见南子》的歌舞声还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递到了教育部，状告二师侮辱他们的祖宗，要求撤换校长。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的剧作把子见南子现代化，让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门后裔的告的状，倒也没有多少“非圣”“毁道”的责难，而是在这出戏的“淫”字上做文章，说这出戏演的时候，“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治艳出神，”而南子所唱，“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这种诛心之论，其立脚点，却是民国的道德的法律。

状子上达之后，在南京政府势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严办，但主管的教育部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却另有打算。尽管此时的国民党在得到政权之后，骨子里想的已经是稳定秩序，对造反时的离经叛道不太想提了，现在当家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原本就对五四运动有所保留，现在对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们此时想的已是尊孔而非“打到孔家店”。但是，国民党从来都是各种势力的大杂烩，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当力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蒋梦麟和马叙伦现在是教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山东教育厅的厅长何思源，恰好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而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对教育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回忆，他得到了蒋梦麟和马叙伦的明确指示，不能因此开倒车。何思源也表示，此事系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二师事件事关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一年医疗界有关中医废止问题的论争，在这一部分人看来，也属于同一性质。两个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站在捅了马蜂窝的二师学生一边的舆论显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结果也很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接着教育部下令，对孔子要表示尊崇，各校不许再演《子见南子》。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2）




两个事件，都是所谓的新派主动挑起的。但挑起后引发的反弹却如此强劲，双方混战一场，各自都不满意。文化的争论，夹杂着利益的纠葛，都令政府说不清断不明。现在看来，这些事也的确不该由政府来断。




从将军到村长（1）




1927年的秋的一天，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了山东堂邑县，他在武训生活过的村庄逐个走访当年和武训同时代的老人，参观武训当年兴办的学校，在武训曾经住过的低矮的草房面前，这个军人，流下了眼泪，嘴角里挤出来一句话：“作为将军，我愧不如一个乞丐。”三年后，这个军人，辞去了师长，1932年，他带领全家，来到漠北高原，当时绥远的五原一代，罄其所有，招徕流民，屯垦开荒，在荒原上，建起了一座新村。为了这个新村，他耗尽了家财，四个儿子全部死在荒原上，此人名叫段绳武，是当时的一代名将。

段绳武1896年出生在直隶定县高头村，15岁从军，在北洋军王占元麾下当兵，一点点靠战功升上去，老直系的王占元部被后起之秀孙传芳接掌后，段绳武成为孙传芳麾下的一员大将，直系军阀中的知名人物，我在做军阀史研究的过程中，在许多著名战役中，都能找到他的名字。1921年夏天，湖南军阀赵恒惕乘湖北内乱，想拣王占元一个便宜，派兵以“援鄂”为名抢地盘，但是碰上孙传芳，在羊楼司一带硬是把气势正盛的湘军，挡了8天8夜，为王占元赢得了争取援助的时间，这其中，段绳武出了大力。

在北洋军阀诸系统中，直系的军人，比较起来，是比较有报负有想法的，直系军队的纪律也相对好得多，能吃苦，能打仗，但比起其它军阀，尤其是皖系和奉系来，也比较土气。段绳武是军阀混战中的失败者，虽然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政府收编，他依然是师长，手里有一支军队。但长年的征战，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导致政治昏乱，社会失序，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老百姓生命财产被南来北往的军队随意践踏，这一切，一直在困扰着这个质朴的农家子弟，战败后寄人篱下的困境，更是深深地刺激着他，最终，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队，放弃了高官厚禄。在当时的军阀中，能做到这一点，其实相当不容易。军队是军阀的生命，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是生存的依据，跟别人交易的筹码，放弃军队的人，往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彻底输掉的了的人，像段绳武这样，还有实力就卸甲归田，实属罕见。

当然，段绳武卸甲，是有想法的。这个想法，既来自于他家乡米鉴三父子的乡村建设，也来自他驻扎山东时，武训事迹给他的刺激。他想为自己长期因陷于战乱而苦难深重的家乡做点事情，为日益增多的流民找一条出路，也开创一条乡村建设的新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他的乡村建设设想，增加了屯垦卫边内容，地点选在以及成为前线的绥远。1933年，黄河泛滥，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大片农田被淹，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段绳武和河北籍的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等河北乡绅，组织河北移民协会，开始具体实施他的计划。

就这样，昔日的段将军，变成了段村长。他在五原一带，购买了大片的土地，先后把几千河北流民，迁移到五原，开荒屯垦。他先后建了三个新村，都是他的村长，他把全家都带到了荒原上，脱掉皮袍皮鞋，布衣蔬食，跟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开荒。村里有自卫团，自治会，良心省察会，村民大会是新村的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大事由村民大会议决。但是由于他的军人特色，新村的组织还是具有军队编制色彩，所有的行动，都非常整齐划一。村民们用土坯盖房，修建宿舍、教室、礼堂、活动室，还修建战备工事。清晨一起出操，每日都有“朝会”，他和一些自愿来帮忙的知识分子大学生，给农民做“精神讲话”，激励农民发愤自强，灌输民族国家意识，讲国家自1840年以来，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讲“九一八”的痛史。农事的间歇，则进行军事训练，为此，还筹集到了一些枪支弹药。在开始的时候，新村的农民连吃饭都在一起，由食堂供应，后来有的农民家眷来了，则有家室的农民在家里吃，但集体活动依然按组织进行。为了更好地支撑农民开展生产，村里还组织了供给、信用、运销、利用合作社，发给农民农具、牲畜、大车，抵作给农民的低息贷款，农民可以分四年还清。当时，国民党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提倡所谓对社会的“教、养、卫、管”，段绳武也把这个口号接了过来，不过，国民党政府的“教、养、卫、管”只着眼一个“管”字，但新村却真的落实了所有的四个字。




从将军到村长（2）




在有幸留下来的老照片中，我们看到穿着整齐，精神饱满列队出行的农民，还看到了一人一个大海碗，习惯于蹲在饭厅地上吃饭的农民，也看到了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农民和农民的孩子。当然，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穿的跟农民一样，同样晒得黝黑，但却被鼻梁上架着的眼镜暴露了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学校的教师，也是为村庄管理服务的志愿者。还看到了齐整干净的街道，房舍和碉堡。

虽然段绳武是武人出身，但他最关心的，却是农民的教育，以及如何培养农民的自治精神和能力。为此，他在建村伊始，就筹建了武训小学和各种形式的扫盲班以及妇女识字班，教农民识字，教各种科学常识。段绳武感到当时通行的学校教材不切实际，于是组织人员自编具有乡土气息的教材，这一点，跟许多有志于平民教育的人士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得到了晏阳初、陶行之和顾颉刚的支持，许多有志于平民教育的知识青年，来到五原帮助他。武训小学在开办时只有段绳武夫人王庚尧一个人任教，后来许多知识分子来了，不仅教学条件大大改善，还根据实际情况，动手编写自己的教材。

当然，段绳武最钦佩的人，还是武训，因为当年在武训家乡的考察，深深地打动了他，也是促使他卸甲归田，从事乡村建设的一个原因。在河北新村，所有的公共场所，礼堂、教室都悬挂着他请人画的武训像，村中特别建有武训纪念堂，陈列武训的事迹，供村民参观，武训小学的学生，早晨进学校，要向武训鞠躬行礼。他还请人根据他对武训事迹的考察，编写了《武训典学》的连环画，在顾颉刚主持的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印制出版。对他而言，他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武训事业的延续，他就是要做当代的武训。

当代武训的事业，毕竟具有现代化的意味。跟晏阳初、梁漱溟以及陶行之的乡村建设一样，不仅着眼于农村的组织建设、平民教育，而且着手全面的社会改良和生产生活改善。新村由于是在荒原上起家，从建设规划起，就着眼于耐用整齐，从起点上，注意卫生，特别注意修建公共厕所，培养村民良好的卫生习惯，长年的军旅生涯，使得他对厕所对于环境卫生的重要性，有深切的体验，新村通过示范、教育、组织村民自我反省等方式，从根本上杜绝不良的行为，在几年内，实现了新村没有人随地便溺，随地吐痰，人人衣着整洁。为了解决村民看病和医疗保健的问题，段绳武还从大城市请来了喝过洋墨水的医生，在包头开办诊所，服务延伸到新村。五原地区靠近黄河，段绳武组织村民兴修水利，修建了两条干渠，八条支渠，引来黄河水，灌溉新开的土地，并且试种水稻。在这方面，新村得到了河套地区著名的水利名人王同春的儿子，水利专家王乐愚的帮助。

段绳武的新村建设，是中国上个世纪30年代农村建设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有着上流社会关注农村，关注农村改良的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不管是中国本土的有识乡绅，还是留洋的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政界和军界的上层人士，都程度不同地对乡村建设表示出了一定的热情。尽管真正投入这个事业的人并不多，能像段绳武这样牺牲自我，毁家兴业，全身心投入的人，尤其不多见，仅仅梁漱溟和陶行之可以比拟。但是，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毕竟使段绳武的事业争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这里，有传统的乡绅，比如刘春霖、张清廉，他们跟段绳武一起发起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当地乡绅，比如王同春家族也给了段绳武一定的支持。还有著名的学者，如梅贻琦、顾颉刚、杨钟健、张星烺等人，他们发起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组织年轻的大学生来新村考察，其中顾颉刚还和段绳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顾颉刚不仅亲自来到新村，而且给新村带来了乐意投身乡村建设事业的大学生，带来了新村稀缺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段绳武的事业，不仅有了干部和技术的支撑，而且有了思想和理论资源的供给。




从将军到村长（3）




当然，握有大权的军界政界人士的支持，也是新村事业的一项重要资源。显然，跟有识乡绅和知识分子不同，这些有权者的支持，是需要利用段绳武个人的关系的。在军界和政界人士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河北省长冯治安和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二十九军的将领是比较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