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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言辞凿凿、坚信“灾难可以预料”的专家和新闻媒体，为何不事先向人们做出提醒呢？以现在的视角去评价过去形成的一切，这难道不是人性中的一大弱点吗？丹尼尔？吉尔伯特在其著作《邂逅幸福》（《Stumblingonhappiness》）中指出，以现在的心态去评价过去，就像现在要以1900年没系安全带为由，拘捕那个当事人 一样，简直荒唐至极。
在以现在支配过去的现象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体育竞技。因为在比赛结束的瞬间，一切就会立即成为“过去”，此时此刻，人们最乐钟的莫过于以现在的视角去评价比赛的进程。2002年世界杯，上演了一场韩国与美国的对决，比赛进行中，韩国队有幸得到一次点罚机会，这一重任最终落到了运动员李乙容身上，但很遗憾，他的罚球并未获得成功。然而，在裁判判罚点球以后，首先站出来的，并不是李乙容，而是李天秀，是李天秀将球放到了罚球点上，再由李乙容进行主罚的。很可惜，李乙容主攻球门左路的策略，被对方门将弗里德尔轻易识破，球因此直接被对方“没收”。当时，我正在大邱世界杯体育场观看这场比赛，恰好能够看到观众席上四处弥漫的“马后炮现象”。“为什么要选李乙容呢？”“为什么让左脚球员主罚呢？”“如此关键的时刻，怎么不让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天秀主罚呢？教练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就这样，观众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谴责着希丁克教练，但是我敢断定，如果当时李乙容将这一球罚进，那些谴责教练的人肯定会说：“不用猜也知道会这样，要想迷惑对方门将，左脚球员当然是最好的选择。”“比起缺乏经验的李天秀，经验老到的李乙容显然更适合罚这个 点球。”
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还没有成为过去之时，即现在，我们根本预测不出事情的发展方向。而只有在我们以现在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时，它才是有序可寻、可以预测的。
不用猜也知道会这样（1）
马后炮效应缘起于人类的一种本能——我们能够在事后将一切剖析得头头是道。事实上，如果不是事情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根本就无法对它做出合理、正确的解释，但为了维持自己对于生活的“控制力”，我们自欺欺人地将这种“解释能力”视为了必要手段。然而大家也许并不知道，这种能力的过度使用，必将产生一种副作用，即因为任何结果在事后都可以轻易做出解释，所以无论怎样的结果摆在自己面前，我们都不会为之感到惊讶。
例如，当某研究结果表明“身体机能毫无问题的夫妻若不能生育，领养孩子便可提高受孕几率”时，很多读者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反而会说“这是当然了，领养孩子以后，因不孕产生的心理压力会得到缓解，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过夫妻生活，怀孕的可能性当然会有所提高了。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也值得研究？这些教授、学者真是……”
相反，如果研究结果是“身体机能毫无问题的夫妻不能生育时，若再领养孩子，更会减少怀孕的几率”。他们同样不会感到惊讶，或许他们会说“这是当然了，领养孩子以后，夫妻二人对于孩子的渴求已经得到部分满足，他们就不会再为怀孕加班加点了，怀孕的可能性自然会有所减少。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也值得研究？这些教授、学者真是……”
按一般逻辑去推理，如果没有因为结果A感到惊讶，那是不是应该对相反结果“noteA”感到惊讶呢？但事实上，在已经得知答案的现在，无论怎样的结果，对你而言都是正常的。如果研究结果指出“相隔太远，感情会因此淡化”，你会说“当然了，没有了耳鬓厮磨、没有了花前月下，时间久了，谁还能坚守着一份感情呢？”相反，如果研究结果指出“相隔两地，感情也会因此加深”，你又会说“当然了，不是说距离产生美吗？一旦两地相隔，两个人就会不断思念对方，这种思念无形中就会增加爱情的浓度。”
再举个例子。如果有一项研究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适应战场。那么人们一定会说：“那是当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缓解压力的能力要较一般人强，因此适应能力也会很好。”但若研究结果是：低学历人群适应战场的能力更突出。人们则会说：“当然了，想的太多心会很累，单纯的人更容易接受一切。”由此可见，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件事在事后是解释不清的。
如果对已发之事进行分析时，认为此事的发生理所当然，并确信自己“早知如此”，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现在心态”的牺牲品。我们只知道，无论面对任何事，自己都可以及时做出解释，我们会因此感觉自己很聪明，但殊不知，这只是“现在心态”制造出来的美丽假象而已。
如果想要成为智者，我们就应该摒弃自己对于事后判断的执著。当“不用猜也知道会这样”脱口而出时，客观地问问自己：“我真的知道吗？”在质问下属“难道没有预测到会出现这种结果吗”之前，请先扪心自问“我能够预测到吗？”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人生智慧。
忘记过去
10年前的我幸福吗？第一次与丈夫相见时，彼此的第一印象是？年轻时的我算得上勤奋吗？
读者不妨思考一下，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能否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呢？如果有一块硬盘，能够将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是每一刻的情感波动，全部都记录下来，那么，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就不再是问题，因为我们只要按下回放键一切就都OK了。但事实上，我们的大脑以及国家档案中心，都无法将过去的资料完整储存下来，所以回忆过去也绝不仅仅像按下回放键那么简单，可以说它就是一项创新性的工作。
不用猜也知道会这样（2）
过去并不存在，只有现在才会显现出很多事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在的自己”。诸如现在的工作、现在的约会对象、现在的伴侣、现在的政治态度、现在的兴趣、现在的能力、现在的幸福度等等，这些信息都是我们过去无法把握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会错误地认为，现在的样子早在过去就已经存在。
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马可思带领研究团队，在1973年与1982年，以898名中年父母及其子女1135人为对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首次调查的1973年，子女们的平均年龄为25岁而父母们的年龄是54岁。过了9年后，马可思教授再次进行了跟踪调查。此时，子女们的平均年龄已增长到34岁，而父母们则是63岁左右。在这次跟踪调查中，研究人员依旧针对“社会保障制度”、“优待少数民族政策”、“对于贩毒、运毒、吸毒的惩处”、“在政治上是属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提问，并要求参与者尽量回忆自己在1973年对此是如何做出回答的。
此研究的重点有两项。其一，考证1973年的实际答案与1982年回忆的1973年答案之间的相似性（图中A）。研究结果显示，二者之间的相似关系度为~（相似关系度以1~1之间的数值来计算，越接近1表示二者越相似，相反，越接近1则表示二者的差别越大）。透过这一实验我们便可看出，实验参与者9年前与9年后所持有的态度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重点二为（图中B），查验现在（即1982年）所持有的观点，与回忆中1973年的观点之间存在多少相似性。
分析得出，此二者间相似关系度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验参与者1982年所持有的观点，与回忆中1973年的观点颇80 为相似。
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是B＞A，即较之1973年实际答案与1982年回忆答案之间的相似性，1982年持有的实际观点与回忆中1973年的观点之间，相似性要更大一些。也就是说，人们回忆中的往昔模样，与自己过去的真实模样并不相似，而是更接近现在的自己。
然而，参与这次实验的大部分人却认为，自己9年前的态度与现在的态度并没有太大差别。他们觉得，既然现在的自己支持的是保守派，那么9年前的自己应该也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既然现在的自己支持的是自由派，那么9年前的自己声援的也应该是共和党。
与之相似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无论时代怎样更迭，长者总是会责备年轻人没有礼貌、缺乏自制力，教授们也普遍会担心现在的学生不够上进。
但事实上，这些责备与训诫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教授可以改变自我的心理学智慧们在评价学生时，脑海中会很自然地显现出自己学生时代的模样，并认为，当时的自己就与现在一样，一直未曾放松过学习、一直在秉持着认真的态度度过每一天、一直不曾浪费一丝时光。
那些长者们的回忆同样如此。他们认为，小时的自己也与现在一样，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与自制力。他们将自己“近乎完美”的往日形象与现在的年轻人作比较，结果可想而知，年轻人当然要“更逊几筹”。
站在这个角度上看，乔治？范伦特的一段话堪称是至理名言：“幼虫破茧成蝶以后，便会认为自己从始至终就是一只小蝴蝶。在成熟的过程中，所有人都让自己变成了骗子。”
“我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那时的我就没有这样做”———一旦这些话脱口而出，父母与子女、上司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就会因此而冻结，因为这些话根本就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表达。当自己在子女、在学生、在下属面前，想要说出“我那时没有这样做过”、“我像你这么大时就没有这样做”等一类话语时，请先扪心自问“以前的我果真如此吗？”人活于世，我们绝不能缺少这种处世智慧。
抹杀过去
“现在心态”不仅能将过去重塑成与现在大致相同的模样，必要之时，它也会制造出一个“过去与现在存在天壤之别”的假象。尤其是在人们经历过某种特定事件、由此对自己的发展及变化抱有很高期望的情况下，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
通常，一个人在结婚以后，会产生一种“一定要比婚前更懂事”的思想压力。如果结婚以后当真更懂事了，这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可言。然而，如果结婚以后依旧不懂事，人们又会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他们只能在回忆中，将婚前的自己想得一无是处。
皈依某种宗教时，相同的心理机制也会产生作用。例如，基督教徒总是会说自己在信奉上帝以前，甚至连一只虫子都不如，并且坚信皈依以后，自己已经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生。就是这样，
人们为了将现在的自己看做是“优胜者”，宁愿将过去的自己看成是“傻瓜”。
最早通过实验验证“抹杀过去”现象的人，是心理学家迈克尔？昆威和迈克尔？罗斯教授。［5］二人以在校大学生为实验对象，实施了一种“学习技巧训练计划”。计划开始前，他们首先让每名大学生对自己具备的学习技巧进行了一番自我评价。待为期三周的训练计划结束以后，两位教授又让大学生们重新评价了他们现在的学习技巧，并要求他们回忆，计划开始前自己对当初的学习技巧是如何作出评价的。
结果，学生们此时对于计划开始前自身学习技巧的评价，远比当时更为糟糕。这是因为他们太期望这次训练能够提高自己的学习技巧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提高，他们只有尽可能去贬低过去的自己。
大学时期，我在做家教时也曾遇到过类似状况。当时，在我辅导的学生中，一些孩子的学习成绩确实得到了一定提升，但也有一些却丝毫不见起色。前者自然是皆大欢喜，而后者，无论是对于学生家长、作为老师的我、学生本人以及中介人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处于这种尴尬的局面中，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种既可维持彼此面子，又能维护课外辅导正确性的妙策，即贬低学生在请家教以前的学习态度——“他以前在书桌前连30分钟都坐不住，现在至少能安静地学一个小时了”。事实上，如果能够以牺牲过去的方式，突出现在的自己，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样去做。
与此相反，有时人们还会选择以夸大过去的方式，来抚慰自己现在的寒酸。离开拳坛的拳击手总是会回顾自己的全盛时期、回想自己斩获拳王金腰带的瞬间；当平凡的大学生再也无法听到别人称赞自己是“天才”时，他们回忆最多的，就是自己广受欢迎的高中时期。其实，“回顾荣耀”一事原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我们在回想的过程中总是会将过去比实际中更为夸张、更为美好地再现出来。
退掉尖锐牙齿的我们，如今只能依靠回忆过去曾拥有多么尖利、多么强硬的牙齿，来保护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将过去的再现，想象得比实际中更为荣光。
自传的秘密
徐载弼在自传中，一直强调自己是1866年生人。但是，如果我们去查看他中状元时的1882年《国朝榜目》就会发现，他其实是1863年出生的。
徐载弼说，自己当时的年龄在13~14岁之间，是当届年龄最小的状元。但根据李光麟教授的调查，他是在自己20岁时的1882年，在庆祝中宫病患好转的“别试文科”中，以丙科成绩摘得的探花。也就是说，他所说的“年龄最小的合格者”是事实，但他并不是状元。
上面这段文字，引自历史学者朱镇五教授发表在《历史批评》上的论文之中。朱镇五教授以徐载弼的自传为例，指出许多历史名人在写*或自传时，都有歪曲事实的现象。以下就是朱镇五教授最终做出的结论：
我们之所以要研究那些历史伟人的一生，是为了借此去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并将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正因如此，我们绝不能允许“制造神话”的现象在这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