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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未开过枪，他看见过很多开枪的场面，他拍过很多这样的照片。他生平第一次开枪射击，他连续扣动扳机。
顾福广倒在那摊雨水里，倒在那个雨水画出的圆圈，那是他自己画出的圆圈。
子弹射入冷小曼的心脏，她在抽搐，像所有小薛看到过的中弹者那样抽搐……
她一定感到疼痛，小薛搂着她，望着她紧皱的眉头。他像是能感觉到她身体的疼痛。
她的大脑开始缺氧，现在她的疼痛渐渐在消失，她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她的嘴唇在动，她在对小薛说话，可他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不停地说着，有一刻，小薛觉得他能听懂她的话，他甚至觉得她说得比平时要真切得多得多，要真切一万倍。他觉得这一刻，她一点都不像是在演戏。她的神态变得越来越疲倦……
尾声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七日
炮弹击中意大利巡洋舰利比亚号。这四颗炸弹，以及在两个租界中发生的多起爆炸事件，加上日军派出身穿平民装束的便衣队，在租界中袭扰商业区，攻击普通市民（导致中国军队同样派出便衣士兵在租界里搜捕日本间谍和被日方收买的汉奸）。使躲在租界各种俱乐部里坐山观虎斗的欧洲商人们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谁也无法在上个月二十八日深夜发生并延续至今的这起军事冲突事件（在外交函件中它被含蓄地称为“上海危机”）中置身事外。
驻沪外交使团联合约见吴铁城市长。齐亚诺伯爵（意大利驻中国代办）请利比亚号船长到讨论现场，向与会各方陈述调查结果。炸弹穿透甲板，幸运的是一颗都没爆炸——当时船上大多数人都在熟睡。
很快就找到那几颗未爆炸的三英寸炸弹，弹身刻有中国制造的标记。弹道分析表明，炸弹全部是从中国阵地方向射来的。正在上海负责调停争端的原田男爵⑴（东京某位重臣的私人秘书）对此多少有些幸灾乐祸。
大上海市政府的吴市长郑重表示，首先，他对战事波及中立国，使之遭到财产损失感到深切遗憾。他承诺中国军队将会谨慎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但同时，吴市长再次向各位总领事抱怨，这难道与在座各方允许日本军队在租界调动军队一点都没有关系么？日本陆战队在租界码头登陆，日军前线指挥部设在租界，撤退日军在租界里休整，日本海军旗舰就停泊在利比亚号旁边。我们难道能够绑住那些在前线自卫的中国士兵的手么？
这起误伤事件要是发生在平时，他们怎会善罢罢休？可这会——尽管驻上海的各国军队总数有上万人，尽管黄浦江面上停泊着几十艘重炮巡洋规，尽管驻马尼拉的美国海军舰队随时可以出发，四十八小时内抵达上海，受到伤害的中立各国代表竟全体默然，就这样让事情悄悄平息。历来在与南京的各种争端上，他们从未表现出如此大的忍耐。有什么办法呢？连日来，他们对这块土地上前所未有爆发出的民众爱国热情，对中国军队突然表现出的战斗能力印象深刻。
萨尔礼少校站在薛华立路中央捕房门口，陪同警务处总监迎接客人，只有在重要场合，他才会穿上这套高级警官礼服。大门里侧，全体外籍警员分列三排，头戴镶白圈黑色钢盔，步枪上肩，等候来宾检阅。虽然日本军机近来频频进入租界上空，商业区多次遭到炸弹“误伤”，薛华立路沿街仍有少数好奇市民围观，人群聚集在捕房西侧花园的铁栏围墙外，冬日阳光照在花园八角小亭的琉璃瓦顶上，平添一股安详懒散气息。街对面那家小店的“Heng Tai & Co”⑵招牌下站着几个小孩，好像在游戏途中突然被警察持枪列队的景象吓得愣住，动作突然凝固，停顿在刚刚嬉闹时的位置上。
客人是公共租界日本驻军司令，由日本领事馆一等秘书泽田⑶先生陪同前来法租界警务处，目的是讨论战事延续期间法租界的公共安全问题。
少校意气消沉。自从上个月二十八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闸北江湾中国地界多处发起攻击以来，租界里大多数白人都日渐消沉。可少校的萎靡不振来得更早，七月里那起震动上海（甚至惊动巴黎朝野）的事件发生以后，他深切预感到租界未来的悲剧命运（他曾对此极为乐观），欧洲白人在亚洲殖民地的悠闲岁月终将变成一种美好记忆。没人会为此责备他，但他却在自责。他觉得正是像他这样肩负重任的一些人，无视时代的变化，坚持早年那一代冒险家的老套做法，以为单凭机变权谋就可以操控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就可以把租界牢牢掌握在手中，随意吸取这块土地上的财富，才导致这样的结局。
警务处主楼台阶处，值班秘书匆匆奔下，疾步跑到门口，把一纸电话记录交给警务处总监。麦兰总监看完后，递给萨尔礼少校。电话是从日本驻沪领事馆打来的。电话记录上说，原定今天上午十时泽田先生访问法租界警务处的行程已取消。原因是今晨八时三十分左右，两颗炸弹落到日本总领事馆东北墙内侧，虽然并未造成伤亡，但日本方面认为外交官出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警务处值班秘书收录此件后，旋即电话各方作简单咨询。公共租界的马丁少校告诉他，那两颗炸弹是从黄浦路紧靠领事馆的一处货栈房顶上投入日本领事馆的。
毕杜尔男爵坐在法国总会酒吧间里看报纸。窗户紧闭，窗外草坪干枯稀疏，梧桐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室内还是温暖如春。
他被报纸上的漫画吸引。意大利人马里奥的时事讽刺画。背景是一幅上海地图。一架飞机悬挂在地图上空，正朝着地图扔炸弹。地图东北角早已被炸成一个大洞，一股强风正在把漂浮在空中的大批炸弹吹向地图西南部，吹向他——以及他的合伙人斥巨资囤积的土地上。
直到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毕杜尔男爵才认识到事情的可怕。在此之前，他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去年秋冬以来，他和他那帮土地投机商私下里始终抱有此种观点：认为要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真的能出手教训教训南京，倒也不无益处。在日本领事馆的招待酒会上，他甚至以微妙的方式向那位泽田先生表示，租界里很多像他这样的外国商人都觉得，先进的亚洲国家完全可以在租界大家庭里多担负一些责任。说到底，日本海军如果仅仅是想要炸毁南京政府以大上海计划之名在市区东北角上兴建的新城，所有人都会从中得益啦。
三天前，他亲眼看到乘坐汽车的日本便衣队朝人群扔出炸弹。他看到弹片割破路人的喉管，看到卷成一团的肠子从腹腔里滚出来，灰尘裹着肠子，看上去像是一团裹着面包屑和绛紫色果酱的条状奶油。毕杜尔男爵握着他朋友（一位眼界开阔的地产投机家）的手，眼看着他的脖子像一根破管子，噗噗向外吹着粘稠的红色气泡，眼看着他断气。
林培文和秦俟全趁着军舰炮击的间歇，乘舢板越过苏州河黄浦江交汇处的花园湾，沿着堤岸进入黄浦江南段，从南市的码头上岸。步行横穿中国地界，来到法华民国路。法租界已被军警封锁，那些穿过市区的港汊，在靠租界岸边拦起通电的铁丝网，铁网背后还停着装甲车，架着机关枪。道路闸口也彻底关闭，以阻挡潮水般涌入租界的难民。在这种时刻，他们还能自由出入租界，全靠那幢房子的特殊地理位置。当初租下这幢房子做联络点，谁也没想到它还会带来这项便利。这幢弄堂房子地处法租界，可它的东厢房窗户却面对华界，租界巡捕没顾得上在法华民国路拦一道封锁线，只在民国路几条交叉道口关闭闸门，架设路障。他们在窗口挂一条绳梯，便可轻易进入租界。今天凌晨，他们悄悄沿同样路线进入黄浦路那家货栈，爬到屋顶上朝日本领事馆扔进几颗炸弹，此举是为报复日军派出便衣队袭击普通市民。
前两天，有传闻说日军即将袭击南市，中国地界的居民发疯般冲过来，想要躲进中立的租界，在巡捕房的机关枪和装甲车前他们停住脚步。林培文当即决定，利用这道绳梯，尽可能向那些躲避战祸的普通市民伸出援手。从这条绳梯悄悄进入租界的难民少说也有几百个。
小薛刚从皮恩公寓出来。通过特蕾莎的白俄帮会管道，他现已查明那个白俄商人的藏身之处。此人把自家洋行的卡车出租给日本便衣队，在租界内戕害普通市民。其1359号车牌被人记住。报告到巡捕房，小薛将此情报转告南京驻上海的特别机构，同时也将此情报转告给他的老朋友——林培文。两方面派去的人都没找到那个白俄，他已早早躲避，只有从俄国人自已的小圈子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半年来，特蕾莎一直在养伤。她像是死过一回，觉得内心变得比从前更坚硬。很久很久以前，她就受过锻炼，她那柔软的妇人心肠早在大连、在星ㄆ浦⑷水上警察局的日本监狱里被锻炼得像冰柱一样冷，像钢块一样坚硬。那些往事不仅改造她的性格，甚至改造她的记忆。从那以后，无论是向别人述说，还是夜阑人静时告诉自己，她的回忆总是像出自虚构，有时候美好得像是幻觉，有时又惨淡得像是一场梦魇。她并不憎恨日本警察，尽管那些家伙用酷刑折磨她，逼她，要她交代出雨果把钱藏在哪里。她也不憎恨雨果，那个德国人——她不得不告诉人家时，说他是个金发的奥地利人。Hugo Irxmayer，这个给予她姓氏的家伙，她跟他在一起时，他从未告诉她，他是个海盗。在北方中国海域抢劫过往货轮，丝绸、煤块，从南满铁路的码头上岸，卖给日本商人。直到大连的日本警察闯进门，她一直都是个快乐的白俄女人。他们在她的箱子里找到一支枪，恩菲尔德皇家左轮手枪（很久以后她才获悉这种武器的标准名称）。她没有告诉他们，因为她实在是不知道。直到出狱后，才有人跑来告诉她，红发雨果在枪战中被击毙，他确实留给她一笔钱，还有一堆珠宝。
小薛的脚步声在电梯间那头消失。
半年来，她心中始终藏着一个疑问。她隐约记得，在医院里，在她还处于半昏迷状态时，她问过小薛。
有一笔钱消失不见。一笔巨款——小薛至今未向她交代清楚。顾福广的暗杀组织向她购买昂贵的德国军火。按照事先约定的方案。小薛应该在拿到支票后才启动交货程序。与送货人接头，方法是灯光信号。信号的次数和频率她只告诉过他一个人。不见到支票绝不发出信号。
可她仍旧喜欢他的中国肋骨……紧紧贴在她身上，贴在她小腹部仍旧隐隐作痛的伤口上。
窗外，从东北方向再次传来枪炮声，这声音让她亢奋起来。
⑴Baron Harada。
⑵恒泰杂货公司。
⑶Sawada。
⑷Hoshigaura。
后记
这故事在其雏形时——也即在其尚处于一个模糊的、雾状的，只有隐隐约约几个黑影在背景里晃动的阶段——一个八月的炎热早晨，一个没头没脑的、连我们自己都尚未察觉其含义的句子跃然纸上（如同从黄浦江东岸穿透江面浓雾照在上海档案馆阅览室东侧靠窗口桌位上的一道光线）：起初，引起萨尔礼少校注意的是那个白俄女人。
我们绝无自称自赞之意，这不过是一句大实话。一九三一年，警务处政治部的萨尔礼少校面对法租界纷繁复杂的局势，试图理清头绪，抓住破解悬案之谜的蛛丝线索。他通过阅读旧档案，找到这个白俄女人。将近八十年后，我们坐在档案室内，（与少校一样）尝试构建发生在一九三○年代初上海法租界的一系列事件的轮廓模型，同样通过阅读历史档案，我们一开始就发现这个女人。
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的文书确曾为她建立起一份卷宗（尽管它显然带有殖民地法国官员那种懒散的、马马虎虎的风格）。日军侵入上海后，该卷宗仍保存在理论上归属法国维希政府管辖的法租界当局手里。直到一九四三年，汪伪政府正式宣布收回法租界管辖权，卷宗当然随同法租界警务处的其它所有重要文件一起，转到伪警察局档案室内。我们相信，日本侵略军驻上海的特工部门（即我们常常说的特高课），以及汪伪特工总部（即人们常说的“76号”）一定曾抽走该档案内的一些关键文件，以配合他们随后对该女军火商人展开的复杂而成效不彰的调查。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总会有另一种可能的），我们的薛维世先生（无论此前还是当时，此人一直在该部门位居显要），出于他私人的各种目的（或者国家利益），同样很有机会把卷宗内的重要文件秘密取走并销毁（即便他有收藏的意愿和可能，我们大概再也无法找到）。
众所周知，中国军民的抗战胜利是在一九四五年，这卷宗随即由光复后草草组建的上海市卢家湾公安分局接收。一九四九年以后，卷宗的接管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卢湾公安分局。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们必须体谅新生的、物资贫乏的国家和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历史档案的处理方式——有些时候，如何节约利用物资要比合理利用历史信息更迫在眉睫。纯粹是由于纸张供应严重匮乏，共和国的公安人员不得不利用旧档案（那些看来不太具有现实价值的文件）的空白背面，以书写对他们来说更紧要、更须记录的事件。如此一来，这卷宗就被拆散，没有人会关心写在那些纸张背后的、已由（主要由投诚的国民政府军政特工人员组成的）情报咨询委员会鉴定过的，并被确认为无用的历史信息。我们相信很多相关文件已被撕碎、卷成一团，消失在纸篓里。一部分信息至今仍藏在主题全然与其无关的文件背后（因为重新装订粘贴归卷而难以被研究者发现）。我们曾发现过一页文件——在一份有关建国初工商业资本家内反动分子的举报记录背后。那页文件被翻折过来重新装订，并用劣质胶水粘合。因为天长日久而脱胶，我们这才有幸发现它。在档案馆严格的调阅规则下，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从上下两端挑开那页合叠的纸，确保不去破坏装订线，凭借靠窗座位比较明亮的光线，一字一句把这份残页的内容抄录下来。
不过当然，卷宗本身还是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