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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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 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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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美国总统给他起个外号,叫全民公敌。想想看,银行,资本主义的命脉。”小薛很好笑。小薛在竭力模仿一种独特的说话方式。可他越是努力,词句在他嘴里就越显得别扭。

他想到过银行。可如此规模的行动,他还没有把握。此刻他的组织有没有这种能力?

不是那种小型营业所。也不能寻找太大的目标。大银行警卫森严,电话直达巡捕房,多数位于人烟密集的租界中心地段,几分钟内装甲警车就可以赶到。就像朴说的,你没法在大街上冲出包围圈。

他不想听这类子虚乌有的故事。他要的是情报,真正的情报。他想应当再和小薛详谈一次。他要拿一张纸,把他想要知道的情况开列出来,给他一些提示,一些方向。好让他在下一次与那个马赛诗人喝酒时,恰当地提出问题,得到正确的答案。

他随便想想就有很多问题。法租界六个巡捕房的人员配置。关于这个正在追查他本人的马龙特务班,也有许多情况要弄清。他还想让小薛打听装甲警车的火力配备(他从小薛的故事里得到启发)。他站到小薛的立场,揣摩马赛诗人的警觉程度。一个普普通通的法文报纸摄影记者会想打听哪些有关警察的事情呢?怎样能既提出问题又不让人起疑心呢?他要告诫小薛,绝对不能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要在两次干杯的间歇随口说出来。如果别人沉默,如果别人顾左右而言它,如果别人把话题岔开,好像根本就没人问过,好像他刚刚是在自言自语,好像他刚刚问的是一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那就再也不要重新提出来,永不追问第二遍。

后来,他把小薛请进原先那个房间。并肩坐在马蹄形桌子的圆弧这一边,拿出钢笔和纸,像个家庭辅导教师在对学生说话。这时他又想出更多问题。小薛向他提到那位警务处政治部少校,那位负责长官。马赛诗人曾说过一根据小薛的转述,少校认为他顾福广的这个组织不足为虑,少校认为他顾福广不过是个恼人的“赤色小跳蚤”(小薛犹豫片刻说出这个词),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并不生气,他只是随即列出更多与少校有关的问题。

“不过警务处的人说你们当中很可能有金融专家。”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听不懂。金融——他是这样说的,我猜他说的是银行,所以刚刚——”小薛狡黯地朝他笑。

他宽容地拍拍小薛的肩膀。他认为他自己明白这话的意思。他也是后来看到报纸才想到的,他也是事后重新回顾整件事情,重新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他的联系人事先并未告诉他实情(也许那家伙自己也不知道),开始时,他并不知道有人为什么要开出二万大洋的价格找人刺杀曹振武。后来他才发现,有一根隐秘的线索能够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到一起。曹振武来上海的任务,那个南京要人(后来他看报纸才晓得曹振武来上海是作为这位要人的私人代表)的公开叫嚣,广东海关和投机公债的关系。可他知道以后也不懊恼。那是成功的第一步。那是一举多得的一次行动,既打出牌子又锻炼队伍。况且曹振武确实是革命的敌人,况且他刚刚建立组织,迫切需要资金。

那天夜里,回到民国路安全房的人焦急地打电话告诉他,林培文突然失踪。林培文应该守在那幢房子里等候消息,可他不在,夜里十点多还没回来。他顿时觉得怒气上升,所有事情里最让他担心的是队伍纪律涣散。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他早就意识到,年轻人的特点是在执行任务时把事办成的能力超出你想象,可闲下来时他们把事情毁掉的方式也多得你数不过来。他越想越生气,他又想到政治处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校说的话。

三十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七时三十五分

有人解开勒住他嘴角的绳子,取下兜头盖脸罩着他的套子。即便如此,林培文也要过好久才终于看清四周这个狭窄黑暗的空间。他被绑在一张椅子上,霉湿气味让他的鼻子发痒。他虽然看不见,可分明能感觉到周围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他的左前方隐约有些光线,一块小小的灰白色区域。他猜想那是一扇百叶门,叶片已被人合上。于是他获得一个有益的讯息,这多半是一幢民居,这间狭窄的暗室多半是附属于某个房间的储藏室,或者一间改作它用的卧室附带的衣帽间。

他知道时间已过去很久。但还不到半天。因为他被人捂住眼睛带上车前刚上过厕所,而此刻他虽然觉得憋尿,却还没憋到难以忍受。他身体正常,此前一直在外走路没喝多少水,所以他猜想从被绑架到现在大约在三小时左右,天应该还没黑。

关于憋尿,他记得朴有些说法。首先,它是你在缺乏别种手段情况下的计时工具,对此他正在加以实践。其次,如果你被黑暗和孤寂造成的恐惧折磨得无法忍受,你可以靠它来尝试与外界沟通,没有人会真的因为你想撒尿而惩罚你。万一人家果真不让你撒尿,那就是在测试你的身体极限,测试你的忍耐力。那样的话,你就有两种选项。原则是始终与你自己的直觉背道而驰。如果你心里不肯认输,想忍下去,那就赶紧用你能叫出的最大音量狂叫。一旦你忍不住想喊,最好的办法是索性把它尿在你的裤子上,因为对你身体承受痛苦能力的最大考验不是此刻,而是以后的几小时——几天内。你越是让对手产生错觉,就越是会减轻未来的负担。他想这会他应该喊叫。绑在身上的绳子让他很难最大限度释放音量,但他已尽最大努力。没有人开门,没有脚步声,叫声没有惊动任何人。他开始猜想喊叫的时间够不够长,能不能算是别人想要测试他的证据?可自尊心不允许他轻易得出结论。他实在不想把尿撒在裤子里。他停下来尽量调整呼吸,尽量让自己平静。

他在灰尘中喘息。突然门被打开,他被人连椅子一块拖到外面。空荡荡的房间,四壁刷白,窗外天色已黑。他被人解开绳,被人按在地上,水门汀在他脸颊上来回摩擦。现在,他合扑在地上,他的手臂被人从背后往上拽,在他脑袋背后朝头顶方向推,好像在扳动一把闸刀。他肩胛部位的韧带撕裂般疼痛。他觉得无法呼吸。脸上的凸起部分——他的鼻子,他的嘴唇——全都在水门汀上摩擦。他觉得肋骨像弓弦一样被拉开,绷紧,像是要把他所有的内脏射出来。然后,松开,再往前推。他甚至无法叫出声来。他觉得自己在呜咽,声音像是哭泣,他鄙视自己的软弱。

最后,人家松开他。有人扒光他的衣服,他现在赤身裸体。他被重新架到椅子上,重新绑起来。他被用一种古怪的方法重新绑起来,他的两双脚——在脚背和小腿交界处——被绳子向后勒紧,勒在那只沉重木椅的两条后腿上,使他不得不分开腿。左前方的聚光灯被人打开,强烈的光线从地面向上照在他脸上,照在他阴囊上,让他气愤,也让他羞愧。他越是觉得愤怒,就越是羞愧得无地自容,好像这会他变成一盏化学反应器皿,好像这两种情绪是按某种比例注入他体内。好像那是因为他不知该对谁发火。他看不清周围的人,在强光下那只是一些移动着的凌乱阴影。

但别人再次离开他。离开他之前,有人用一盆水把他弄湿,有人不知从哪里搬来一台电扇,朝他身上吹。

他觉得冷,他的牙齿忍不住打颤,齿缝间有一股生锈金属的味道。他又觉得绳子勒住他身体的地方在发烫。他觉得膀胱快要炸开,小腹上那条绳子嵌在他皮肤下面,让他胀痛难当。关门前,有人告诉他,想撒尿?撒在地上吧。

没多久他就不再疼痛,再过一会酸胀难忍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他觉得一阵让他舒适的麻木忽然贯穿他全身。他昏昏沉沉想睡觉,可他刚一进入睡意的边缘就痛醒。

……绳子一旦松开,他怀疑自己刚刚真的已睡着。绳子一旦松开,他觉得浑身上下好像有千万根针在扎他刺他。好像空气里有无数针尖,好像空气被压缩,通过一种极细极密的筛网刺向他。

有人在他背后按住他,手抓在他肩胛上。另外有几个人在忙碌,他们搬来更多的灯,搬来更多桌椅。他们不想移动他,他想,他们想要把他冻结在这里。你要争取移动,争取转换环境。他记得朴说过,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让你清醒过来,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任人宰割的腐肉。他想,其实他根本无法移动,其实根本不用按住他。他浑身刺痛,肌肉像被针扎得溃烂开来,靡软无力,他连好好坐在椅子上的力气都没有。

人们开始提问,他觉得那都是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姓名啊,籍贯啊,他觉得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来,纯粹是想要冒充哪个官方机构。

他仍然置身在强烈的光线中央。他仍然赤身裸体,像是一头惊恐的猎物。他觉得刺痛在减轻,力气在一点点恢复。他打算等到力气再积聚多点就开始反击。他想灯光右侧桌后的那个黑影应该是这伙人的头,他很少提问,他在倾听,在抽烟,红光忽隐忽现。他想他应该把愤怒表达出来,可他觉得此刻他的气力聚集得还不够充分,那段距离他还不能一击而中。

他拒绝回答那个问题。他沉默,拒绝回答他们,下午他在民国路想去哪里?哪幢房子?站在他身后的家伙朝他后脑勺上重击一拳。他突然觉得再也不能等待,他跳起来,向那个黑影冲去,他像只青蛙那样蹬腿跳过去,捏紧拳头——

可他被绊倒在地。有人从侧面伸出一条腿,把他绊倒在地。那条腿使劲踢他腰部。踩在他腋窝里。那个黑影忽然开口说话,声音柔和而沉静:“放开他,让他坐起来。”

“好吧,你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以先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有人对我们说,福煦路俱乐部爆炸案和金利源码头刺杀案发生时,你就在现场,你是个罪犯,有人把你给认出来啦。”这是吹牛,他当时并不在金利源码头上。当时他还未受到严酷斗争的考验,当时他只是个观察员。

“我是个学生,刚从南洋公学肄业,我正在找工作。”

“不要心存幻想……”他又在点烟:“不要以为可以用一些说法把我们糊弄过去。现在跟你说话的都是一群专家。抓住你的人是谁?你一定在心里问自己。你以为这是绑架么?是帮会分子干的么?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次正式的逮捕,跟你说话的是一群专业调查人员。我们能让最顽固的人开口说话。连受过苏联训练的共产党都会开口说话,何况是你们。你们不过是一帮普通的杀人放火的罪犯。”

他年轻,他太容易被激怒。他感觉受到侮辱。他冲口叫喊:“我们不是罪犯。你们才是罪犯。总有一天我们要——”

他来不及刹车,他从香烟上闪烁的红光里看到那张嘲笑他的脸:“总有一天我们要推翻你们,把你们统统扫清!”

“那么说你认为你们确实是共产党?”黑影回到黑暗里,继续嘲弄他:“你们在上海胡乱暗杀,爆炸放火。只是一帮罪犯——一群罪犯而已。你们靠这个吓唬人,靠这个赚钱。而你完全想错啦,我们不是罪犯。我们代表政府。我们——我可以告诉你,正式的说法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我们常常跟真正的共产党打交道,他们也不得不向我们开口说话。”

他故意显得很啰嗦,他不断重复,像是想要把它当作某种蛊惑人的魔法,让人家头晕。

“你们杀死曹振武,是想阻止他去广州。实际上,我们不妨说,是想要阻止曹振武的老板去广州,南京的那棵墙头草,著名的党国要人。他们想到广州去另立中央。那是想搞分裂呢,他们确实有人撑腰,我们听说西南有些军阀很想破坏统一,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统一局面呢。他们还想拿走粤海关,这下就把这里的一帮投机商人急坏啦,我们听说公债就是拿那些海关的关余来担保的么。他们开出赏金,找人刺杀曹振武。他们找到你们那位顾福广,他是不是叫顾福广?你看——我们确实知道一些真实情况吧?”

“你在胡说!你胡说八道!”

“不要激动。我欣赏你,我们欣赏纯洁的年轻人。”可正是他在激怒林培文。他的微笑,他点烟的手势,他让一根火柴燃烧,可又不用它点燃香烟,让它在手里慢慢燃烧,看着它。

“至于福煦路的案子。我们相信它更像一起普通犯罪。它更单纯,它就是一次单纯的报复行动。事关一个女人,一个妓女。我们听说青帮大老板让人去杀死顾先生,他们也是受到委托,另一方的委托。你知道——投机市场总是会有对手的,有人做空头,有人做多头。可这次他们没能成功。他们不是专业人士,缺少计划,他们只是枪杀掉一个妓女。我们听说这位妓女是顾福广先生的女人,他的情妇,他的姘头。”

林培文再次扑向那团黑影。他已忘记羞愧,忘记自己是赤身裸体。但这一次,他还是摔倒在地。

三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九时五十五分

曾南谱完全懂得如何突破一个人的心理防线。这些事情他很熟悉。他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是位专家。他是共产党的叛徒,他学习过苏联人教的审讯和反审讯手法。他选择这种单刀直入的手法,是因为根据他的判断,审问对象是个自以为充满信仰的单纯年轻人。他要摧毁这个人的信念基石,激怒他,搅乱他,让他怀疑自己。

他庆幸自己迷途知返。他知道自己是在被人破格重用,他也知道那并不是因为别人信任他,而是因为别人不得不需要他。他觉得法租界警务处的萨尔礼少校在文件里把他们这伙人称为“南京研究小组”是完全恰当的(调查科在巡捕房政治处的秘书科里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不喜欢采用暴力手法。肉体痛苦是有极限的,用刑是最快捷的手段,很多审讯对象会就此败下阵来,屈服,开口说话,可人对肉体痛楚的承受能力并不完全相同,你不知道那条线在哪里,一旦你轻易让审讯对象越过那道界限,他就会变得麻木,他不再感到痛苦。到那时候你再用刑也都是在给他挠痒痒。甚至他听说——那还会让人觉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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