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他就像是个关切的情人在嘱咐她，而她仍然神色焦虑。
⑴《上海日报》，一份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法文报纸。
十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下午一时○五分
大生有蜡烛店在八里桥路⑴。过宁兴街⑵第二爿，占据整个转角的第一家是安乐浴室。浴室和蜡烛店中间有条叫友益里的弄堂，巷口堆满浴室烧大炉的煤块，最怕下雨天。就算今天这样好的太阳，林培文一个不注意，还是给店里的青砖地踩回来半只黑脚印。
“你肯定他们不知道这地方？”
“我从没对他们说过这里。
顾福广好一会不说话。阁楼上堆满纸箱，散发着干燥灰尘和火药味。永和祥白铁铺的榔头敲得有一搭没一搭。后弄堂深处偶尔飘来一两声胡琴，有人咿咿呀呀吊嗓子，想必是碧艳芳戏班的女学生。
“为什么要带着枪？他们没脑子，你也没有？”老顾的声音压得很低，在这午后的安宁里，在偶尔传来的小花旦尖利的嗓音里，老顾发作的怒气就像是一场幻觉。像是假装的。
顾福广在等朴季醒打来电话。意外迟早会发生，这些人几乎都算是小孩。平常人家这样的年龄还在学堂念书，给师娘提水壶，或者从大街小巷呼啸而过，打架斗狠。他仔细想想，有利有弊，坏处不用说，摆在眼前，就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好处是单纯，有热情，做事有冲劲，不犹豫。干起危险的活儿来，都好像是在玩什么游戏，轻轻松松就办成。有时候——他再次这样想道——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都不如他们。
他把电话从库房拉到阁楼上，让秦俟全管着铺子。蜡烛店不光卖香烛锡箔，也卖洋火鞭炮烟花。坐在箱子中间，就像坐在炸药堆上。可他一点都没感到不自在，照样用火柴点燃香烟。没有比他更熟悉炸药的，他在伯力学习制造过各种爆炸物。
从六格高的木窗望出去，是友益里10号——这幢紧贴蜡烛店后墙的弄堂住宅。南厢房顶上凸出的晒台围墙上有一只破烂的铝质洗脸盆，盆里种着一大丛小葱。
顾福广设计过各种逃脱方案，无论置身何处，他总会把周围环境所能提供的所有出口都观察清楚，这习惯一半是天生，一半来自严格的训练。别尔津教官说，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要像幽闭恐惧症患者那样谨慎小心，只是态度要更积极，更主动。
楼下库房的南面墙上有个窗户。租下铺子以后，顾福广把钉死的木条拿掉（那原本是防贼的），推开窗子就是友益里的弄堂。在安乐浴室那堆煤块覆盖的墙角下，有一块活砖，抽掉砖块，里面藏着一只油纸包，纸包里有一支德国造的鲁格手枪。弹仓已装满。库房另有道后门，门外是石库门房子的天井，穿过天井可以从友益里10号的门出去。朝左拐，是通往宁兴街的弄堂，再转到敏体尼荫路⑶，只要走到大世界游乐场，就可以消失在人群中。在最难办的情形下，你也可以打开阁楼的西窗，爬到后楼的晒台，再上房顶，居高临下伺机脱身。
危险总是会有的。你学习过如何与危险相处，你学过徒手格斗，学过射击和化妆易容。你半辈子都在干冒险的事情，所以你现在要调整呼吸，别发怒，别紧张。退一万步，即便那家伙被巡捕抓住，他也不知道八里桥路的联络点。再退一万步，即便他熬不过审讯，把贝勒路的地址交代出来，引领巡捕抓获冷小曼，那对组织当然算是重大破坏，但也还不算致命的破坏。冷小曼只知道一个电话号码，通过电话公司查询号码地址又需要一天时间，而法租界的巡捕向来以动作迟钝出名。
快到二点，电话铃声终于响起。朴是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的。电话里朴压着嗓子，线路不好，声音有些模糊，听起来像是风刮过来一阵尖叫的回声，又像是尖叫声震碎裹挟着电话铜线上的杂质，在顾福广的耳朵里沙沙作响。
放下听筒，顾福广再次点燃香烟。
林培文期待地看着他，不安地扭动身体，望着火柴棍在他手里燃尽，变成一根弯曲的白须，随着窗外吹来的风飘散，终于忍不住发问：“怎样？”
“朴确认——周立民同志已牺牲，”顾福广眯着眼睛，眼睑顾动，像是被烟熏到：“他怕传言不实，到河边亲自看过一眼。还在打捞——周同志被巡捕一路追赶到肇家浜，跳进河里，想游到对岸，巡捕乱枪射击——”
沉默——
培文没有说话，顾福广观察着他，他是在惊恐么？一场欢快的游戏，忽然出现意外的死亡事故——或是在愤怒？愤怒是有益的，但要加以控制。行动在即，最需要的是斗志。
“周同志很英勇，他用牺牲自己来保护其它同志。可以悲伤，但更要努力，要为他报仇。”他怀疑自己的说法够不够有力，他把烟含在嗓子里，让它随着声音一点点在嘴边散开，声音有些沙哑，像是被烟熏得更加干燥。
“现在的问题是，冷小曼突然失踪。她不在贝勒路的家中。按照约定，她应该在家里等候你。我担心她被枪声吓坏，逃离那房子。她光天化日独自在外面，很危险。”
林培文像是突然从梦中醒过来，陡然站起身说：“那我去找她。”话音未落就蹲身去抓那架挂梯。
“你想想，她会去哪里？”顾福广在沉吟，随即又开始说话： “她会打电话来的。五点以前，如果她不来电话，我们要先从这撤离。”
林培文不愿意坐下来，他想做点什么，不想让悲伤控制自己。他没有问自己，听到有人牺牲心里可曾感到害怕。他还年轻。刚赶上大革命时代的尾巴，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全凭一股热情。他还没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先就做起来，他晕晕乎乎，没空去思考。斗争的残酷性突然摆到他面前，就像烈日晴空里突然乌云密布，下来一场暴雨。他的同伴中，有人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被反动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忽然之间，他就与组织失去联系。他有时暗自想，如果不是失去联系，也许他早已牺牲。革命大潮席卷而来，革命的组织根本来不及好好组织，反动派突然反扑，一夜之间，他这样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人成千上万。在绝望中发起反击的同志大批牺牲，当时他并不害怕。他愤懑，他也想参加反击，他甚至想发动一场个人的自杀性袭击，幸亏他遇见老顾。老顾是深思熟虑的革命者，有计划，有进攻和撤退的方案，他有能力领导大家行动，有能力取得胜利，同志们早已完全信任他。
他无限信赖地望着顾福广，浑身肌肉绷紧，像是等候命令的猎犬，像是个被悲伤压扁到极限的弹簧，只等老顾松开按着他的手指，就会猛烈地跳起来。
顾福广眯着眼抽烟，他感受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的亢奋。他为这样的无穷精力感到诧异。连死亡也不能熄灭这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让人困惑不解。
他想，是时候宣布下一次行动啦。这样的精力要是不把它消耗在行动中，就会闹出乱子。让这些年轻人闲着，早晚还会出这样的事情，与其想办法约束他们，不如让他们行动起来。
他在构想一次更加醒目的行动，一次让人震惊的行动。一次标志性的、让他的组织赢得尊重的行动。它不能像前几次那样，转瞬就被其它更新奇的事件淹没，它要长久回旋——在人们心中，它不是只值两角钱一份报纸价格的头版新闻，它将会是一个传奇。
他通过各种渠道散发消息，让各种版本互相交织，若隐若现。不光是给记者（他尝试过记者）。租界里有各色各样的势力，也有为各种势力服务的业余情报员，通过这些家伙，他向大家发出一个信号：他在这里。
他的信号说简单也很简单，让人家知道上海有他这样一号人物。不管是干革命也好，干别的事也罢，首先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这些年轻人，目标是一回事，具体的做法又是另外一回事。
很久以来，他就想动动帮会的脑筋。再没有比这更恰当的理由：他们帮助屠杀过革命者。如今他在这里，而他们却藐视他的存在。他曾通过老七向他们发出过信号，他是不得已才通过一个女人发出这样的信号，他本不信她会认识什么帮会大人物，可他们确实小看他。小看他的群力社。
让他举棋不定的是到底要选哪一个目标。是福煦路⑷181号？还是戈登路⑸65号。两幢外形几乎差不多的洋房，草坪、围墙、车库、前后门、警卫，结构复杂难以控制的通道走廊。在不到百米的距离内，各有一家捕房。不同点在于，福煦路附近是法租界巡捕房，戈登路是公共租界捕房。
“福煦路。”林培文说。
这纯粹出于仇恨，顾福广心里这样想道。就好像仇恨是一种液态的东西，可以放在不同的量杯里比较。但这也不错，至少它显得更加名正言顺，福煦路181号的老板是革命的更加明确的目标，他直接参与过大屠杀。但他还要再好好想想，摆在眼前的问题是，福煦路有装备更加精良的警卫。
那将是一场小型战役，对他的队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们知道怎样开枪，在浦东的海边荒滩，一边吐着芦黍渣，一边朝稻草人射击。或者租船出海，瞄准吴淞口灰暗天际里几只倒霉的海鸥。但真正的战斗是恐惧与恐惧的角逐，他的人能不能占上风？与它相比，暗杀行动不过像是一场淘气的表演，像是在捉弄某个受害者：加快脚步走上前去，拔出手枪扣紧扳机，看着他缓缓倒地。就像他当年刚参加工人运动，从厕所斜刺里穿过院子，把一蒲包粪便砸在那家伙头上，前一秒钟那个帮会工头还得意洋洋，转转手里的核桃就把游行罢工的队伍拦在厂门口，后一秒钟就屎尿灌顶，颜面尽失，再也抬不起头来，再也没人对他害怕，整个有关他心狠手辣的传奇，一包粪便就轻轻打消。
从本质上来看，暗杀也好，他正在策划的更大规模的行动也罢，作用大抵相当于那包屎尿。它让陈旧的权威和陈旧的恐惧感烟消云散，同时建立一个新的传奇，新的权势。在阿塞拜疆的劳改营里，他整天想着过去的事。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件小事的意义不同寻常。它不折不扣向他证明：摧毁一种权势和建立一种权势都是简单的事，只要你给出足以让人害怕的证据。等他穿越逃出那个地方，穿越阿拉山口再次回到中国，他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⑴Rue Palikao，今日之云南南路。
⑵Rue de Weikwe，今宁海东路。
⑶Boulevard de Montigny，今之西藏南路。
⑷Avenue Foch，今之延安中路。
⑸Gordon Road，今之江宁路。
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六时十八分
她差点撞到黄包车上。她回过神来。冷小曼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打电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今天上午，她本来都已站在电话亭里。要不是那家伙——
直到太阳快落山她才想起打电话。
按照顾福广在电话里给她的地址，她找到八里桥路的蜡烛店。刚上楼梯，老顾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打电话？”
她能说什么呢？说自己太紧张，说她想不到在这样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竟然会无巧不巧遇见这个人。这个——摄影记者。她有很多事都无法解释，虽然她不得不抓紧时间，把最新获悉的重要情报汇报给组织。
她怎么解释得清楚呢？她本来应该立即打电话，告诉老顾上午在贝勒路发生的危险情况。她又怎能解释清她竟然会在法国公园的水榭里等候他几个小时（像是个焦虑的情人），随后又跟他一起去白俄餐馆。这个摄影记者，他在船上想给她拍照片，他对人的面孔有很好的记忆，他好奇心重，他故作潇洒的可笑做派，她对他的莫名其妙的信任感，这些事情怎么能一句两句说清楚。
对她内心里那种奇怪的麻木，她又能说什么？连续多日独自一人守在那间过街楼上，她渐渐产生某种类似置身于午后阳光下的感觉，松弛，懒洋洋。以为没人知道她的存在，没人晓得她参与那件刺杀案，好像通过某种天晓得的合谋，她已被大家抛弃，既被同志，也被敌人。
她对自己说得过去的解释是，她应该勇敢地敷衍他，跟他去，去吃饭，去调情，去看看他到底是谁，到底想干什么。出于某种奇怪的心理，她没有把船上的事告诉老顾，只是把他说成一个故人，一个以前就认识的摄影记者。一个——有同情心、正直、愿意帮助她的人。
问题在于，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情报。这个人，这个自称名叫薛维世的人，他声称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关系密切的朋友。他特地来警告她，贝勒路的房子不能再回去。他得到可靠的内线消息，巡捕房怀疑那里的某幢房屋藏有激进地下活动分子。一旦查清具体地址，搜捕就会展开。几天前，这消息是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他那家报纸的，让他好捷足先登，率先报道。今天早上，他跟随巡捕房的大队人马跑到贝勒路，一眼就认出她来，他想通知她，可找不到机会。在康悌路口抄靶子，显然是巡捕房的某项狡猾策略，敲山震虎，他使用这个成语。
“为什么他要把情报透露给你？”
“巡捕房的搜捕对象中有一个女人。他一看到我就猜出一大半。他认识我，从报纸上，他猜到我跟金利源码头的行动有关。”
“你承认啦？”
“他不相信我会杀人——不相信我会真的牵扯到暗杀反动军官这类事情里去。”奇怪的是，她觉得这话多多少少符合真相。她稍作编造，是想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但却发现这可能更困难。她对自己多少有些诧异，为什么不告诉老顾她在船上与他遭遇的事实呢？海上邂逅这种说法是不是太离奇？太像那种——编造男欢女爱故事的小说家的想法？
“但他还是怀疑你跟这事毕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把巡捕房的计划告诉你？”
“是的。他半疑半信。我对他说，事情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但我不想再提。他说，如果那会勾起我痛苦的记忆，他不想打听。”
“对你目前的困境，他作为老朋友，有什么建议？”
“按他的想法，越早离开上海越好。可他不知道我是不是身不由己，所以不想贸然出主意。但他会帮我在巡捕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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