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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是作者在本书中除龚自珍而外第二个着力点。作者发人之所未发； 指出王国维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文艺观； 即“解脱论”和“游戏说”； 前者“以泯灭或挣脱生存意志、超脱现实功利为主旨”； 后者则以“生命意志的自我扩张”、“表现精神上的竞争”为主旨； 前者来自叔本华思想的影响； 后者则是接受了尼采对叔本华的修正的结果。既然挣脱生存意志本身也需要一种强大的生存意志； 王国维从叔本华转向尼采就是逻辑上的必然。但王国维毕竟留连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而未能如鲁迅那样径直发挥尼采式的积极战斗的精神； 个中缘由； 耐人寻味。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王国维的解脱论与道家的“逍遥游”式的解脱的区别； 认为后者“没有质疑； 没有反省”； “只能是以混沌之心游于混沌之境”； 而不能“建构一种既不导向虚幻、消极； 又不导向虚伪、狂妄的人生哲学； 以培养一种属人的、切实的悲壮的人格精神”； 但既然如此； 在王国维那里； 解脱论和游戏说就不应该有什么冲突。但事实是； 王国维的确陷入了自身的矛盾。我以为； 加在王国维悲观主义文艺观身上的沉重砝码； 除了叔本华的厌世论之外； 骨子里还是中国传统道禅哲学。因为王国维引用来论证叔本华哲学的例子； 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 其中反映的“无生”、“无欲”、“虚静”、“淡远”的基本情调； 尽管与叔本华思想在否定世俗生活的意志欲望这一点上重合得天衣无缝； 但却缺乏叔本华那种视意志欲望为人的根本“罪恶”的反省意识； 而只是将意志视为人的不幸之源。因此； 王国维对于人生的苦难体验中； 传统士大夫的悲情宣泄的成分大大超过对个人意志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承担的成分； 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将悲情提升到真正悲剧意识的坚实基点。
实际上； 王国维的这一缺陷并非为他一人所独有； 勿宁说； 这是近代诗学代表人物的普遍的通病。“沉郁”与“哀情”的确都在呼唤中国人的担当意识； 但只有将它们作为个人自由行动的后果来担当； 而不仅仅是作为外在命运或恶劣环境的结果来承受；才有可能真正形成悲剧意识。所以我们在本书中看到近代诗学总是在激进地反抗礼教、推举个人独立意识的奋力冲撞中； 不断地退回到儒家诗教的保守立场上去。从理论上说； 个体真正独立的自由人格的建构没有超越世俗的精神层次是建立不起来的。而这一点； 唯有作为近代诗学向现代诗学的过渡的鲁迅； 才有了首次的突破； 这就是作者在本书中所发现的鲁迅心中的一个深刻的矛盾： “倚重历史主义还是倚重本质主义？ ”依据历史； 西方的自由意识不合“国情”； 但依据本质； 人人心中都有建构普遍自由意志的可能。这一冲突使鲁迅的反抗成为了一种“绝望的抗战”； 一种不凭历史、仅凭内心的可能性而发生的“不合时宜”的举动； 但也使他开始具有了真正自由意志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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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不“是”，谁“在”？
西文being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在译成汉语时的困难，国人已经讨论了若干年了，近年又开始热闹起来。在讨论中最主要的有两派，一是“是”派，强调其逻辑系词的意义，一是“在”（或“存在”）派，强调其本体论（存在论）意义。当然，每一派也都无法否认另一派的意义，只是侧重面不同而已。像王路先生那样主张把海德格尔的Sein全部译作“是”的学者只是极个别的。不过，这场讨论迄今为止，基本上还停留在翻译技术层面上，挖掘其中的文化历史含义的工作一直举步维艰。近读河南张志伟先生《是与在》一书，有眼前“豁然开朗”之感。作者用西方语言中的“是”与“在”之混淆不分来诠释西方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凭借逻辑理性宰割现实存在的科学主义传统，并以海德格尔的“在”来瓦解“是”的霸权统治，这是我所读到的近年来“在”派对“是”派的最强有力的回应。作者所面对的两个强劲对手，一个是以维特根施坦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另一个是以德里达或费耶阿本德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对前者，他解决得干净利落。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把逻辑和经验当作一个命题有无意义的唯一标准，作者问道：“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以此为标准来判定语言是否有意义呢？……难道这种选择本身的存在还有什么实证的可能性吗？”“判定意义的标准本身就属于意义（价值）范畴，而不属于经验或逻辑的范畴……因为这种意义是不可证实的，正如‘理念’、‘绝对’、‘精神’等等一样是不可证实的”。选择意义标准的那个标准肯定不属于逻辑上的“是”的问题，而属于现实中的“在”的问题。至于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作者就似乎不那么有把握了。他一方面把后现代主义与前现代主义放到同一层面上，认为“无论是前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直接成果，都是在逻辑经验理性统治之下对现成化世界的‘是性’分析和论证”，甚至提出德里达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要从说话（λογοζ）中心主义回到文字中心主义，也就是回到逻辑中心主义……无非是把意义世界的秩序重新推回到启蒙主义的理性法庭”；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后现代主义‘怎么都行’的无执态度，很类似中国道家的老庄思想。”这里面似乎暴露了作者思想中的某种破绽。
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正好是海德格尔离开逻辑理性（“是”）而走向“在”的这一路途走到了极端的结果，而并不是向逻辑理性（“是”）的复归（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目前我还只看到张志伟一个，不知他有什么根据。当然，后现代主义最终也不能真正取消逻辑理性，这倒是真的）。因此，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走入了绝境的话，那么由此引出的问题就应该是：能否真正抛弃“是”而走向纯粹的“在”？什么“是”纯粹的“在”？作者其实也看出，就连海德格尔本人也并没有完全抛弃“是”的逻辑理性，因而没有能避免“是”与“在”的“混淆”：他“混淆了语言之是与语言之在，同时又混淆了感受之在与体验之在。这样，他的世界与大地的关系就混乱了起来。”“如果他能像中国古代的老庄一样不确定概念，也不做逻辑分析倒也罢了。但海德格尔却是一个精通逻辑思维而不能放下分析的西方思想家，所以，他就处于一种既不作清晰的概念规定，又要作清晰的逻辑分析的尴尬处境。”作者为海德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而感到惋惜，他追求一种完全摆脱了“是”的“在”。这种“在”不“是”别的，而是“无”：“在是不可言说的（除了我们用‘无’来言说）”。然而，如果没有“在”，“无”不能言说任何东西，“无”只能言说那已经“在”的东西，甚至只要一“言说”，它就“在”了，至少“言说”本身就“在”了。庄子“无有一无有”的意思表面上是说“没有一个没有的东西”，其实是说“没有对没有的言说”（即“没有我正在说的这个‘没有’”），也就是要求沉默的意思（类似于维特根施坦所谓“对不可言说的就应当沉默”，不同的是，在庄子看来，一切都是“不可言说的”）。由此看来，作者追求一种不“是”任何东西的“在”，实际上是在追求“无”。这一致思方向的归宿只可能是两个：一是后现代主义的自相悖谬（说了那么多本不该说的东西），一是老庄和禅宗的“无言”。？但作者似乎既不想走后现代主义的路，也不想退回老庄，他不愿意使“在”“是”任何东西，却仍然要（用“无”来）“说”这个“在”。作者在此点出了，他真正想说的是“死之在”：“死也是一种在，而且是更大的在，是永恒的在”，“生无了，死还在”。如何理解这句话？作者充满激情地注释道：“个体化的生无了，整体化的死还在”，“死之在就是精神之在，它是由人类的全体死者的体验构成的整体，它是死了的、永恒的、等级分层的、最大的在，它是所有个体灵魂的家。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在它曾经体验过的等级位置上安置自己”，“而这个真理在活着的人那里显现，不断地显现，永恒地显现。”这是作者从海德格尔出发所走出的第三条道路。但这条道路的最佳代表不是别的，恰好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儒家正是用“整体化的死”（“先王”、“圣贤”及其整个上古体制）来拖住和限定“个体化的生”，使之在“全体死者”所体验过的“等级位置”上得到“安置”，并由此“无化”作为个体的生。也许作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显然，在海德格尔那里，死只能是“个体化的”，“整体化的死”是非本真的，它的概念绝对是通过逻辑理性或“是”的抽象推论推出来的，甚至更糟，是独断地设定的。它完全违背了现象学精神。我不知道这一假定是怎么钻入作者那精明的脑子里来的，只能解释为一种本能，一种想使自己的理论带上一抹“亮色”的不自觉的习惯。
其实，作者心目中真正的“自己能在”更接近于庄子精神，如他引用B。C。Fisher的诗《我感觉我也是上帝》中“逍遥在自己创造的伊甸乐土”的句子，并评论道：“这首诗向我们显现了一个本真的在者怎样主宰着自己的灵魂”，“他不是一个肉体上的超人，而只是一个精神上的自己能在”，“他能在薄云缭绕中远行”，能“随着翻滚的云天变幻自己”，变成“小星”、“顽石”、“木屋”、“翅膀”等等；他与物质享受“无争”，与权力意志“无缘”，“本真的在者是自己去死，是无所强迫地、自由地走向自己的死亡之在。这个死亡之在并不是自己内心体验的异类，而是灵魂的家园之在、精神之在。所以本真的在者无需拯救，也就无需一个外在的上帝。”而当他推崇一种彻底的“净化的灵魂”时，他就与禅宗精神相吻合了：“ 净化的灵魂在与常人的共处中，用不着闭目塞听自然就会无言无闻。他们听是听了，却没有听到；看是看了，却没有看见；说是说了，却没有说出……本真的‘灵魂之在’从来不参与非本真的‘灵魂之是’的‘是性’活动”。为了要使自己的灵魂“净化”，就必须什么都不“是”。禅宗正是主张“才说一物便不是”（所以王朔说“千万别把我当人”，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什么都不是者才能什么都是：小星、顽石、木屋等等，才能寓“道”于“屎溺”。但这种“是”恰好并不是“在”，而是一种缺乏底气的虚张声势和滥情（或鲁迅所谓“瞒和骗”）；更不是“自己能在”，因为已没有了“自己”（self）。所以我们决不能问、更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切都不“是”，谁“在”？只有自己使自己“是”起来的“在”才真正是“在”，一切都不“是”的“在”只是“在”的假象，飘浮不定的云彩，它其实不过是“无”。
由此我们也正好可以看出西方人为什么要把“是”与“在”等同或“混淆”起来了。这决不仅仅是出于语言上的偶然的不严密，而是由于西方人（首先是古希腊人）力图要真正地“在”。因为在他们看来，不“是”者即不“在”，无名者即不在，不能在逻辑上自己保持一贯者即不在，因为这种人没有独立人格。对于这一点，张志伟先生完全未加考虑。他只想把“是”和“在”严格区分开来以纠正这一“逻辑错误”，却没有想到在语言逻辑的背后去发现西方人超逻辑的存在之根，没有想到他们的“是”或逻辑、科学理性等等恰好是他们的“在”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即真正“自己能在”的方式。这就是海德格尔为什么不能完全抛弃科学理性的理由。中国传统对“是”的蔑视则不过是中国人长期无法作为个体独立人格而“在”的表现，作为个人，他们只能是“无”，顶多是“自然”现象而已。
沉重的超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正如火如荼，我结识了它的创始者和主持人姚国华君。在他的热情鼓动和献身精神感召下，数年中我去华工讲过约二十次，话题从时代、传统、哲学、伦理、美学、文学、中西文化、国民心理直到社会热点问题，凡是近有所得，立即化为讲坛上的滔滔语流，每次讲完后的提问和答辩更是讲座的高潮，之后还与大批围拢来的学子一直讨论到管理人员下班，回到家里已是晚上１１点。回顾那段“密集轰炸”，至今仍有“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其间，国华君的才智和精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此规模宏大的运作，如此旷日持久的操办，让他煽呼得劲道十足、高潮迭起，乃至在全国造成不小轰动，多年来实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