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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区回来后，我的确想更深入一步地了解农民。我觉得我以前在农村虽然也和农民打交道，但以“知青”的身份，始终与农民隔着一层，其实还是在学生群体中生活。当时我大妹已下放到老家耒阳县，希望我也能转到那里好互相有个照顾。于是我就在1970年初转回了老家。老家有大伯、二伯、三位堂兄和一大群亲戚，附近几个村子也都是远亲，我这次是以“某某的崽”的身份在他们中间生活，知根知底，感觉自然大不一样。对我父亲的“右派”问题，乡亲们只认为是受到了官场的排挤，时运不济，就像历代被罢官和遭贬的士子一样。这种朴素的看法反倒切合事情的真相。我那时一边在队上卖力地出工，一边按照自己制定的“五年计划”按部就班地读书，主要是哲学书，也包括当时能够借到手的不少文学作品。那几年，我读完了当时出版的所有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单行本，还读了我父亲藏书中的一本贺麟先生译的黑格尔《小逻辑》，一本王造时先生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做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我还经常与我们家唯一没下农村的二妹通信讨论读书心得和哲学问题，有时一封信能写上十几页。后来她主动中止了这种讨论，她更关注的是文学方面。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如果她当时钻到哲学中拔不出来的话，也许她就不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了。现在她是很有名气的作家残雪，有大量的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日、意、瑞典等好几种外文。不过那一段哲学训练对她的文学写作无疑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她的小说里哲学味很浓。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与我大妹的一位同班同学谈起了“恋爱”，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精神性的恋爱，主要是通过通信。但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及处境，她的工人阶级的父母坚决反对这件事。我后来主动提出了分手，倒不是因为她父母反对，而是因为她自己在父母面前太逆来顺受。我无法忍受她的无主见和软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在耒阳的三年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原生态，包括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和那些亲戚的孩子们成了要好的朋友，其中一个名叫春元的二十岁的青年与我最谈得来。他的哥哥是大队的民办教师，在村子里就是知识分子了，他自己也经常看《参考消息》，喜欢谈论国家大事。但后来他得了重病，半身瘫痪，他父亲请我帮忙把他背到长沙湖南医学院看病。记得那一天我从医院拿到诊断书，看到确诊为癌症时，内心十分震惊，马上想到该如何告诉他父亲，不要让春元知道真相。回到旅社，我把他父亲叫到门口，悄悄告诉他这个坏消息，正在叮嘱他不要告诉春元，没想到他一听到“癌症”两个字，不等我把话说完，返身冲进屋里，一把揪住春元的前襟拼命地摇晃，一边恶狠狠地喊道：“你这个孽种啊！我前世欠了你的啊！你为嘛事要得这个病啊！你得的是癌症，你晓不晓得！你长这么大，你晓不晓得我费了几多担谷啊！几多的钱啊！……”春元脸色惨白，呆呆地像一段木头一样任他摇晃。我连忙插进去把他们拉开了。我觉得这位平时看来慈眉善目、只是有一点小气的老头，在那一刻显得异常地凶恶可怕。在回程的路上，我们在郴州停了两天，春元父亲去找他的一个懂点中医的老庚，想通过吃中药把春元的病治好。那一天，他提着老庚从山上挖来的两大捆湿漉漉带泥的树根回来，往旅馆的铺着白被单的床上重重地一放，说声“走！”我连忙把树根提起来放到地上，说不要把床单弄脏了。他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在这里住了。”大有“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之慨。此时已有七年“农龄”的我，对“贫下中农”这个概念早已没有了神圣的光环，但还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这促使我对中国农民的内心作近距离的思考，也成了我以后力图深化由鲁迅开始的“国民性批判”的最生动的素材。春元回去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1973年我和大妹又转点到了浏阳县大围山下的一个偏僻村子，为的是更广泛地接触中国的农村社会。我深信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那时我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深深地为马克思分析一个社会结构的那种方法和步骤所震撼。我由此生出一种冲动，想试一试我自己能不能也用类似的方法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结构。当然这种结构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是截然不同的，但深入一个结构去分析其矛盾的方法是一样的。为此我还读了一些中国哲学和历史的书，对老庄哲学有自己的体会。那一年，我帮我哥哥一家也从千山红农场转到了浏阳，插队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山冲里，这里的劳动强度比千山红小多了，农闲时间竟占全年的一半以上。他住在生产队的一个废弃了的纸坊里，门前有一条长年不断的溪水，出门过桥就是进山的小路，门口还有一个原是用来沤纸的两三米见方的小水池。他把山泉引到池里，在里面养了几尾金色鲤鱼，每天空闲时间就搬张竹躺椅放在池边，一边观鱼一边看书，有时还在厅屋的墙上作巨幅油画，临摹当时风行的“鲁迅在海边”，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后来知青大返城时他竟舍不得走，1979年经过我的动员，并用省图书馆的大量图书开放来诱惑他，他才回来。那时他下放已经17年了。
我是1974年月10月“病退”回到长沙的，在农村整整呆了10年。回城后，我在西区劳动服务大队当民工，拿计时或计件工资，接触了大量底层的落魄者和社会渣滓，有失学青年、长期失业者、盗墓者、开除公职者、右派、“历史反革命”、四类分子、劳改释放犯、扒手……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我凭自己优等的劳动力混迹于其间，混得还不错，有时一个月能赚到100多元。我为自己买了手表、自行车、的确良的衣服等等，还存下了好几百元。1976年底，我招工进了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当搬运工。工资虽然少多了，只有35元一月，但工作稳定，劳动强度也不算大，最主要的是劳动时间短。有时整天没有事，有事通常也只是一阵子，搬完东西就可以休息，有大量的时间看书。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也想去报名，但据说湖南省招生办有一条土规定，超过25岁的不得报名，而我已经29岁了，也就没有去试。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我倒是去试了一试，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凭我多年自学的功力，我轻松地上了分数线，就连丢了十四年的俄语都得了60分。但在录取前，从北京来长沙“外调”的人到了我的单位，单位给我开出的证明简直就像劳动模范一样；又到我父母的单位调查，父母单位开出的鉴定证明写的却是“顽固坚持右派立场”、“表现极坏”。最终政审没有过，未能录取。这是我作为“右派子女”所受到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政治牵连”。1979年我又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这时父母当了二十一年的“右派”终于“改正”了，我顺利地来到了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陈修斋、杨祖陶先生门下，专攻我心仪已久的德国古典哲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如今我在武汉大学教书又有二十多年了。我研究西方哲学，兼搞美学、中西比较哲学和文学评论，力图把我这几十年的生活感受用这些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套一个的梦，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有一种梦醒的感觉，但谁也不知道每次醒来是否又堕入了另一个梦境之中。尽管如此，人还是得不断地挣扎着醒来。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受到条件的限制，但从本质上说是自己走出来的。人在命运面前决不是无所作为的，只要他勇于探索、敢于行动，不管他最初多么幼稚，也不管他会有怎样的失误，他最终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语）。
＇2004年3月4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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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歌
回忆江永的生活，那总是甜蜜的，令人神往的。那是一个冗长的、趣味无穷的梦，它有一个神秘的男低音的解说者，可是这种耳语似的解说词却永远使人莫名其妙。
生动、活跃、沸腾的生活啊！我是在一种极度疲乏的昏睡状态中度过它的。每一处，每一瞬间，需要的是坚忍的觳力，而我正缺乏这种能耐。黑古隆冬的凌晨与睡魔的搏斗：劳动之前对于劳累不堪的深切的恐惧：工作时对于沉重的负荷、粗笨的劳动工具的屈辱般的承受，对于妄想“歇下来”的念头的无情的扼杀．以及对于饥饿的耻辱感．对于严寒或烈日的负伤似的报复心，这一切，构成一幅可怖的怪诞画面，以数于我不能想象如何才能从那里走了过来。
细雨中的泥泞．一个瘦弱的人形夹在黑压压一大群憔悴的人们之间，脚上穿一双露出珠得通红的冻疮的破解放鞋，“吱喳吱喳”地在烂泥中蹒跚，那是十六岁的我。正月的北风和淫雨，阴霾的天色，光秃秃的黄色山岗。锄头粘住大块的黄泥，未经锻炼的手臂无力将它举起。两旁的人挖向前去了．我却心慌意乱，无法赶上，战战兢兢地拖在后面。
砍柴。昨日的疲劳还沉地地挂在眼皮上。今天清晨又出发了。陡峭的山岗，上呵，上呵，没有到头的时候。走过那些最险的地方，你的心便攫到了嗓子眼，不知道怎样才能平安地担柴从这里下去。然后是锯，劈，每个人与其说是在较量体力．不如说是在较量意志，较量在精疲力竭的状态中谁坚持得更久。山上阳光分外明亮，大气蒙蒙如烟。当大家终于跌坐在大树干上喘一口气的时候，这辽阔大地上壮丽的人生图景对于他们那筒单的心灵不能不引起一种无限的惊异。
饥渴交加．冷汗继出．当一副百多斤的担子摆在茴前时，不由得产生一种怅然之感，觉得离那舒舒服服地洗了澡、吃了饭、躺到床上去的时光．具有一段不可克服、不可思议的无限遥远的距离。
小心翼翼地下山时，是需要紧张起全身每一条肌肉的。腿在发战．腹部在发战，牙关在发战。两臂紧握着扁担，因为长久保持同一姿势而抽起筋来，汗流侵蚀着眼睛。山坡上没有可以歇脚的地方，最近的目的地在山下。脚板．五趾，外侧，内侧和脚跟，这里有一整部学问。如何运用它们保持平衡？对于不同的坡度，不同的路面：粘土的、碎石的、尘埃的、膏石的、干燥的、温润的、泥泞的，有草的．有青苔的．堆满枯枝败叶的。。。都有不同的步法。遇到危险地方扁担的正确位置——右肩还是左肩？万一失足时的补救办法——如何使柴不致倾到深不可测的山沟里去？最后，摔倒时的正确姿式——怎样减少擦伤和躲避担子或树木的砸伤？在深深的饥饿中、烟火般的干渴中，在疲惫得即将倒地的状况下，人必须考虑所有这一切，而且要机灵，要快，因为每一种钟迟疑非但造成最不可容忍的体力浪费，而且会有前功尽弃甚至受伤的危险。
月光升起了。昏暗中几个气瑞吁吁的人影进了村。狗叫和担子的吱呀声响成一片。卸了担子，我们全身湿透地坐在门槛上，不想吃饭，甚至没有气力起身，只是怀着深切的眷念，看着一轮圆月在对我们亲切地微笑。
精神生活，那是何等简单啊！真诚的信念，总是从少年的无邪的虚荣心表现出来。当看不透生活的意义时，本性越扎实、越朴素，便越要把生活加上不相千的意义．煞有介事地吹打起来。没有阅历的人落到一个不适应的环境中．便以为这种不适应并非由于时间不长的缘故．而是自身有某种本质上的弱点的结果。这样．年轻的心便奋发起来，动作起来．急匆匆地，以一种蔑视一切的决绝，击碎了拦在路上的障碍，向那意想中的光明的目的地进发。如果说一个朦胧中的虚幻的理想能够激发如此巨大的不可想象的热情和意志，能够附带产生如此丰富的生活情趣，那么这只是在十六至二十岁之间，从孩提时代进入青年的交接之时，在这思想发动的童贞时期，才有可能。
这并不是生活作为一副重担压上来的时期，而是好奇的心理在小心翼翼地探讨生活的时期。在这朦胧时期，人们对生活的态度越认真、越一丝不苟，他的行为便越可笑。但是，我们何必过于挑剔和嘲笑自己的过去呢？思想的童年时代自有它天真可爱之处，那异样的光彩是此后整个人生只能模仿而不能重现的啊。
每星期一次的小组民主生活会，每月一次的大组集会，说话，提意见，都有固定的标准。教唱进行曲。学习文件，读别人的优秀事迹。自我批评。出黑板报、墙报。排节目。春节的时候，外大队的青年组在河边戏台上演出了节目，那是一个漆黑的夜。由于疲乏．我坐在场子最后的一段木头上，沉沉地进入了梦乡。不时睁开眼来，那笛子的尖锐的乐声和各色乐器的齐奏向旷野里四面飞散开去．辉煌的灯火把戏台照得通明。台上模模糊糊有几个红红绿绿的人影晃动，来往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