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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的1959年夏，我们全家大小九口人正式被扫地出门，从新湖南报社的社长单栋住宅搬到了河西岳麓山的湖南师院两间房间里。母亲早已下放衡山劳动改造，父亲被贬为一般职工。在此之前，保卫科的人来我家，把父亲放在壁柜里的一支长枪和一把手枪起走了，我从来不知道家里还有这种东西，这时竟然有一种自豪感。但面对空荡荡的、变得陌生了的房间和一地的玻璃碎片，又有些怅然若失。不过当我背着一包行旅跟着大人过了河，走到以前只有在过队日才去过一回的岳麓山下时，心情是愉快的。我们的宿舍在半山腰，快到达时，大人们都走累了，曾在三棵巨大的松树下休息。我从没见过这么高、这么大的松树，仰头看得头都晕眩起来。去年我还特意去看过它们，却只剩下一株了，而且四十多年里似乎并没有长大一点，反而变矮小了，在周围新盖的楼房挤压下奄奄一息地濒临枯死。但那时它们是多么雄壮！从那里过一条溪，再上一个坡就是我们家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新家，虽然除了妈妈下放、姐姐在中学寄宿外我们仍有三代七口人住在两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里，用的是公共的厕所和厨房，但周围可都是山啊！我们的学校就是师院附小，正好位于岳麓书院里面，当时颓败得连围墙都倒塌了，竖立着朱熹老先生所题“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的石碑的大殿是我们下雨天上体育课和打闹的地方，校内和校外根本没有界限。那真是一种精神的解放！我们一下了课就在山上疯跑，到山涧里去捉小虾和螃蟹，捉到就放嘴里生吃了。那时粮食定量开始一减再减，我外婆减到只剩下一个月16斤大米，最后竟然只有9斤，而我们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外婆拖着患水肿病的身子，每天带着我们一群孩子上山拣柴、挖蕨根、采野菜，找野果子和蘑菇，使我们获得了不少山上的知识。但外婆终于没有能够熬过1961年的冬天，她死之前一个星期还在山上劳作。有一段时间学校讲“劳逸结合”，每天只上半天学。又有一阵子搞“大种大养”、“瓜菜代”，星期六的劳动课就是上山挖菜土。大家饿得路都走不动，哪里还挖得了什么土，那锄头觉得重如千斤，大家只是拄着工具谈吃的。那时我心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有一天，吃饭可以不限量，尽肚子吃，那就是共产主义了。所以后来我可以看不起任何人，就是不敢看不起农民，可以倒掉吃剩下的鱼肉，就是不敢倒掉米饭。父亲在家门口开了一小块生荒土种菜，没有肥料，只有一点煤灰和尿。长出的南瓜叶子很茂盛，却从不结南瓜，红薯也是只长叶子不长根，只有冬苋菜和蕹菜长得好。父亲虽然出身于农家，不过从小全家供他读书，并没有做过多少农活，但农民观念是有的。记得第一次和姐姐去十里外的后阜河码头挑煤，父亲为我准备一付扁担畚箕，说这是对我的一次“锻炼”。姐姐挑60斤，我只挑30斤。那是我十一岁的肩膀第一次压上担子，样子肯定难看极了，后半段路是数着电线杆子过来的，每根电线杆歇一气，肩膀都磨破了皮。从此以后，“锻炼”两个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里。
那时班上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几乎都是右派子女，大概因为师范学院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右派在这里不足为奇，子女就更无所谓了。我们都很受老师器重，也很认真地当着班干部。当然，这些同学数年以后也一个个都下了农村。1962年，母亲摘了右派“帽子”，回报社工作，家也就搬回了报社，分了两间宿舍，我进了长沙市三中念初中。初中三年我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除了成绩优秀外，主要是“思想进步”。那几年全国都在宣传“支援农业”，学校也很强调劳动观念，我们每学期都要去周边的工厂和农村搞劳动，有一次还到60里外的洞井公社“支农”一个星期，帮农民干活。我的劳动表现是无可挑剔的，回来后所写的作文也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初二的时候，开始宣传邢燕子、董加耕扎根农村的优秀事迹，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当时我哥哥已从零陵师范毕业，由于家庭的政治问题没有分配工作，在长沙做临时工，后来报名去了洞庭湖的千山红农场。他临走前和我谈了他的理想，他要像高尔基那样读社会这本大书，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我非常激动，认为他一定能够成功。他从湖区给我寄来的信也更使我相信这一点，我觉得他写得好极了，他现在就是一名伟大的作家了，只是还没有写完、成书而已。有时他从湖区回来，就滔滔不绝地和我谈他所经历的有趣的事情，我看着他由于充足的粮食而长胖了的脸、由于强烈的阳光而晒黑了的皮肤和由于高强度的劳动而壮实了的体魄，心中无限地羡慕，觉得农村比城市有味得多，我将来如果要去农村，就去千山红——这是一个充满诗意和诱惑的名字！所以初三时学校动员我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准备升不了学就下农村，我是班上第一个表态的，态度最坚定。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农民，我们家祖辈也是农民，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当然，按照我小时候的理想，我是想过要当科学家的，但那个时候到处都在狠批“成名成家”的思想，那种想法也就变得很遥远而模糊了。何况我由于家庭问题本来就有一种“原罪”感，觉得自己应当到农村去进行一番切实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1964年中考，按照成绩本来升高中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我父亲担心的是能否考取长沙最好的一中。志愿是他帮我填的：第一志愿一中，第二志愿三中，为此还与三中的班主任王老师有过争执。可是到了要发榜的前夕，政策突然变了，凡是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一律不予升学。于是全部考试成绩作废，“阶级路线”贯彻到底，我和一大批成绩拔尖的同学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次是由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导致我们失学的，而且这条“左”的路线还只限于湖南，其他省份并没有如此实行。不过我当时并没有丝毫沮丧，而是顿时升起了一股年轻人的蓬勃之气，几乎可说是跃跃欲试，决心实践自己的“第二种准备”，并第一批递上了下农村的志愿书。对于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又不愿意下农村，宁可进一个街道工厂干一点敲敲打打的工作的同学，我真的有些看不起。王老师特意来我家看望我和我的父母，连连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还流了泪，也有表示歉意的意思。我却并不想怪罪任何人，反而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准备”好了的。有点遗憾的是，我本来想去的地方是千山红，但那一年全市的下放地点是江永县，不过江永听说也是一个好地方，我就积极报了名。只有我母亲还想不通，把户口本偷偷藏了起来，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在我的说服下交出来了。父亲则帮我打点行装，找出外婆留下的一口破皮箱，自己动手修理了一番，放进几件平时穿的烂衣服，说到了那里以后再给我寄东西。我自己则带上几本课本，几何、代数、俄语、物理，语文就不带了，带上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日记本，准备像哥哥一样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就这样，1964年9月，我和三千多名主动报名的长沙知识青年（绝大部分是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一起下放到了千里之外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县。我们班唯一一个与我一起去江永的是我的好朋友刘培沛，外号叫“刘备”。这大约是“文革”前全国首次大规模的集体知青下放，据说周总理都很关心。上面说，我们从下放农村的第一天起就算是参加革命了，以后填起表来就可以写“1964年9月16日参加革命”。
江永位于都庞岭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风景的确秀丽。但这里的人好像属于另一个人种，个子特别矮，平均只有一米五左右，而且老人一般都比年轻人高。后来知道这是三年大饥荒留下的后遗症，现在的年轻人正是当时的小孩子，那几年能保住条命就不错了，根本没有长个。我们长沙市三中和四中共六十余名男女知青插队在白水公社的三个大队，分成一些知青小组，每个生产队一组，作为队上的一户。刘备在第一知青组，我和喻力、黄树成、董颖秀、姜慧云、曹明宪六个人是第二知青组，住在二队的一栋公房。楼下是厅屋、厨房和杂屋间，楼上是一边一大间卧室，男女各一边。黄树成年龄最小（不满16岁），但家庭出身最好，所以成了我们的小组长。我们每人发了两块床板，拼起来成一张床，两条长凳（用来架床板），一张稻草编的垫子。我把床单铺在上面，再放上我带来的四斤小棉被，心想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了。长沙市派下来的带队干部是七中的杨校长，那时约四十来岁，据说也是犯过错误的，要陪我们生活、劳动一年，他就住在我们这个六人知青小组。开始我还挺高兴的，但后来发现这决不是什么好事。杨校长管我们的生活有一条原则，叫做“细水长流”。第一年国家拨给我们每人每月35斤大米，再以后就让我们自立，杨校长就叫我们每月节约5斤，只准吃30斤，即早上三两，中午四两，晚上三两。那时我们十六、七岁，进行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又没有什么油水，每顿至少需要半斤才勉强能过，那一年直饿得我们两眼发绿，见东西就要吃。家里有钱寄来的就去小卖部买饼干和炒花生吃，我家里没有钱寄，就去偷菜地里的生豆角充饥。有时农民看我们饿得可怜，也送给我们蒸熟了的红薯，那感觉就像是遇到救命恩人了。那是我生平第二次尝到长期饥饿的滋味，直到第二年杨校长调回长沙才结束，那时我们开始吃我们自己从生产队分的稻谷了。
由于是集体插队，我们干的是农民的活，但感觉上仍然像是在学校里一样，每天都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轮流谈心得体会，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互相提意见。还经常要到大队部和公社去听上面来人给知青作报告，有公社干部，还有县里、专区甚至省里的官员。据说上面对我们这批知青非常重视，周总理说过要“省省有江永”。北京的某个电影制片厂还来组织我们拍过一次“纪录片”，其实就是要我们演一回戏，折腾了好几天，队里工分照记。我们虽然觉得拍电影很虚假，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样的，但却感到十分荣耀。在1999年江永知青下放三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曾和我同在一组的喻力和其他一些老知青回到江永寻梦，对我们原来知青点的旧房子拍了一盘录相带，居然在厅堂里拍到了我当年用粉笔写在正面墙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四个大字，以及用毛笔抄在白纸上贴在板壁上的大半张“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字迹都清晰可见（那房子在我们离开后一直没有人住，所以各种痕迹还保存完好）。在农民眼里，我们不过是一批下放锻炼的干部，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只有十六、七岁，称呼我们都是“老邓”、“老黄”等等，后来接触多了，才慢慢改称外号，亲切地叫我“猫仔”，叫喻力“鸟仔”，叫黄树成“老鼠”（对女生不好起外号，就把“老”什么换成了“小”什么），但仍然相信我们过不多久就要“上调”去当官。农民心目中并没有什么“政治面貌”的概念，也不关心我们的出身成分，他们只看你做事是不是舍得出力，是不是躲奸，因为出集体工时你偷懒就意味着他要吃亏。我当时怀着一种急于“改造”自己，尽快成为“新型农民”的心情，干起活来十分拼命，但毕竟技术不行，总是落后于农民一截。我的潜在的优势是耐力较好，尤其是走长路挑担子，到后来我居然可以挑一百八十斤担子走十里路都不休息。我往往一开始让别人在前面冲，但由于我不休息，所以最先到家的总是我。如果是知青组出外砍柴，每次都是我到家后返身回去接其他人。有次生产队去五十多里外的广西麦岭府用稻谷换豆种，去时每人挑八十斤稻谷，回来挑五十豆子，来回一百一十里。全队的强劳力都去了，早上五点钟出发，晚上我和队上耐力最好的三仔最先到家，第二天好几个壮劳力都喊脚痛未出工，我却照样出工。这一回合使我获得了农民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们都说看不出我还有这种能耐。后来队上有这类事，队长总是点我去。自此我相信一个人在社会上总要有一门突出的本事，才能立得住脚。
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了，我们知青被当作四清的骨干力量，专门清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贪污和“多吃多占”的问题。由于知青有文化，又不讲情面，所以清账和退赔这些事情，上面来的干部都要我们来做。记得当时生产队长王成德因为账目不清要退赔，我们在干部的带领下去他家的猪栏里抓他养的架子猪，他和他女人站在门边暗暗垂泪，我们都很同情他。但因为是“政治任务”，是没有价钱可讲的，我们只有私下里嘀咕说，成德不过是没有什么文化，其实是个好人。后来成德死活不肯再当队长，就把村里历来受排挤的外来户、年近60的李新友任命为队长了。现在想来，四清运动就像一场平均主义的闹剧，谁家生活过得好一点，谁家就是妒忌的对象，少数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却充当了运动的急先锋，得到重用。大队有一位外号叫“马虎”（意思是“脏”）的赤贫户，是个有名的懒汉，却被推举为“贫协”主席，还办了他的展览，把他家的烂棉絮烂蚊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