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也是由于这些流俗之人想要自己完全代表士大夫的心意。只是，这难以做到。张居正引用佛学的话语，意思是说：这些士大夫其实不用叫自己完全代表他们的心意，只要他们不作『奸』犯科，那就没有必要担心如同猛虎和蟒蛇的国法了。当然，如果这些人执意不改恶习，那就怪不得自己要下杀手，也就不会心存“菩提”的善念了。
此时的张居正，就是如此的心态：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尽管有很多人不能体谅自己的用心，那也无所谓，但求自己无愧于心就行了！在国家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改革，急需人才的时候，张居正只有坚持自己的用人原则，才能真正地做到“旁求贤哲，共熙帝载”。
经过这一番大力整顿，加上明神宗的大力支持，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烧得很旺！可以说，至少在北京城内，官员的纪律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撤掉了一些官员，也任命了一些官员之后，张居正已经为他接下来的大力改革做好了准备。要知道，要完成改革弊政的伟业，靠一两个人是不够用的，而是需要大量纪律严明、工作干练的官员，这就需要改革者在一开始就做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工作。这次京察的成功，正好做到了这一点！
激励与监督的双重机制就改革的第一步而言，张居正是成功了的，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冷静，没有马上“乘胜追击”，试图实现大跃进，而是通过反思意识到了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且在准备周详之后做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第二步，他也成功了。
在第一把火烧旺之后，一般说来，应该乘胜追击，继续燃烧第二把火。然而，做好了官员大换血之后的张居正并没有立即开展他的改革计划。
按理说，此时的张居正握有大权，既然已经有了改革的方针，就应该能够顺利地进行部署，着手工作了！可是，跟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一样，张居正的改革同样遇到了阻碍。
有一帮文人不赞同张居正富国强兵的改革战略，却要在外患深重的时候实行王政，即所谓的王道政治。他们甚至公然说：“我们以为张公在朝，当行帝王之道。现在看他的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仅仅这样，真真使人失望。”面对这样的攻击，张居正只是一笑：“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这不只是谦虚，也不是自嘲，而是一种审慎。的确，当这帮文人发难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其实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古老问题中徘徊：究竟是应该走王道政治之路呢，还是走霸道政治之路？表面看来，王道政治更有道义上的理由，然而这恰恰说明了这种政治道路的软弱无能：在敌人打到家门口时，唯一能做的却是用仁爱和宽恕去感化敌人，能够起作用吗？
如此说来，走霸道政治才是现实的选择。更何况，并非先贤都一概屏弃霸道政治啊！就连孔子、周公都要谈论粮食和军事，自己为什么不能谈？这些穷酸文人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是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只知道生搬硬套。看来，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主张——明朝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
可是，又要怎样才能富国强兵呢？在张居正看来，富国强兵的改革方针中，“富国”是开始，“强兵”是目标。那么，一切就要从发展经济，想办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开始！在一封信中，他如此说道：“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路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言边屯》）张居正的意思很明显：没有『政府』官员和天灾的搅扰，农业经济就会发达；农业经济发达，就能生产充足的粮食供给军用；军用充足，士兵打仗才有力气，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道理看似简单，可是要做好就不容易了！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张居正把他的眼光再次投向了改革政治制度。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的六月，张居正联名内阁大学士上疏请求进行随事考成，这就是著名的“考成法”。应该说，这是谨慎的张居正一生中唯一一次创制的新法。然而，正是这一次的立法，使得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有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是否能够产生成效！这就是张居正“考成法”所关注的问题。一项法律、一个政策，如果不能达到预定的成效，那就跟没有法律和政策无差别！
可是，如何才能做到呢？那就需要“随事考成”，也就是对执行的效果进行核实。按照这样的原则，张居正规定了许多具体的办法。在他看来，只要“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那么就可以达到“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的效果。如此看来，考成法其实是将所有的官员都纳入了一个严格的责任考核体系之中。
有人或许会关心，具体说来，张居正的“考成法”包括哪些内容呢？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张居正要求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本作为底册。
在这些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一概删除之后，再做成两本账簿：一本送给各科备注，实行一件就注销一件，如有积累很久却没有实行的，就由该科上奏，等候处置；另外一本则送到内阁进行查考。一切的出发点都是考察具体实施的效果和情况，以做到真正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对于这样的奏疏，明神宗自然是十分赞同。他很快就下旨：“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著该部、院另立期限，责令完报。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张文忠公全集·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神宗的意思是大力支持。他也认为，政事如果不经考核，怎么能够知道执行的成绩呢？于是，他决定，以前没有完成的工作，重要的必须立下期限完成；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以及那些需要很久才能完成的事情，就写清楚了报告上来，免得增加公文的麻烦。
有了皇上的同意，张居正的“考成法”开始实行了。张居正久在官场，深知“公文政治”的危害有多大！法律、政策倒是制定了一大堆，可是当它们从北京发出后，就没有多少真正地变成现实。北京的公文到了地方，地方本来应该按规定执行，可是地方官员却只知道“办纸”，不知道“办公”。于是，一纸公文往往就变成了空文！对于这样的情况，张居正久已知悉！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增加『政府』机构，因为问题不在于少了人去执行，而在于有人也不执行；也不能增大立法，因为问题不在于立的法太少，而在于有法也不实施。他知道，真正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法律、政策的执行实行监督和考核，先做好要做之事的账簿，内阁有一本，六科有一本，六部也有一本，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监督和考核系统。
从实行“考成法”以来，明朝的赋税征收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由于“考成法”不关注公文，只关注实效，因此在税收的征缴上避免了从前的缺漏问题，很多滞留在地方的税款收归了中央，使得明朝的国库一下充实了许多。
几年下来，应该收缴的税款大多足额进了国库，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功劳。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赋税制度上实行考成，该征的税收征齐了，却没有因此而加重百姓的负担。这是因为地方官员只能按照规定的征税方案（不仅包括征多少，而且包括征哪些税）办事，向上足额报交税款，就没有了以前为填补税款空白而对百姓『乱』摊派的现象。
其实，明朝的税收问题，不仅出在地方官员身上，还出在大地主身上。举例来说，在某些产粮大州、府，在没有实行“考成法”之前，这些地方的官员为了多捞取税款，因此就往百姓身上摊派。
试想，如果不从税收征缴制度上进行改革，也就是实行税收考成，要求地方官员严格按照规定的赋税制度征税，那就还是会给地方官员以可乘之机，扣留税款、肆意摊派，『逼』得税源灭绝。因此，张居正的办法不是夺田还民，他一方面主要通过“考成法”控制整个国家的税收，另一方面他也利用政治力量打击地主。这样一来，该收的税收齐了，财政得到了好转，而且贫民的负担减轻，税源也有了保证。可以说，张居正几乎达到了汉武帝时代改革家桑弘羊“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的水平。
节流：堵住财政缺口张居正富国大计的另外一半就是减少财政开支和整顿驿递。为了减少财政开支，张居正费尽心思，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皇帝的信任，从减少皇室开支入手，多方面地节流，终于实现了明王朝的收支平衡，为大明的统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财政基础。
到这时，张居正的富国强兵改革方针中的“富国”就已经实现一大半了。那么，他的其他成绩在哪里呢？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中的减少财政开支和整顿驿递。
先来看张居正是如何减少财政开支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想要实现“富国”的目标，不仅需要增加财政收入，而且需要减少财政开支，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术语说就是所谓的“开源节流”。
“开源”就是增加财政收入，“节流”就是减少财政支出。一增一减，才能使得国库充实，才算得上是“富国”。可是，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明朝的财政开支大得吓人。据统计，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却达到了四百余万两。这是多么严重的入不敷出！因此，我们说，张居正这时进行减少财政开支的改革，是正当其时的！
然而，国家的财政开支项目那么多，又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节俭？张居正考虑再三，决定从皇室的花销和国防费用中减少开支。
为什么他会想到先从这两个地方着手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两处，尤其是皇室是最耗费国家财政的地方。举个例子来说，隆庆三年的时候，明穆宗曾向户部索要银子三十万两。皇帝要钱，户部当然要给，可是那时国家穷得丁当响，内阁于是就把岁入、岁出的状况报告给了穆宗，请求他不要拿这笔钱了。可是穆宗却说：“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皇帝都打了三折啦！这样一来，内阁没办法了，只好照办。结果，那年国家财政又是赤字！
从这个例子，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出皇室的花销对国家财政的损耗有多大。可是，如果要做到“节流”，就不能再让皇室如此浪费。这就是张居正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而进行的改革之一。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当政以后，就开始在节流方面“锱铢必较”，意思就是甚至显得有些小家子气。我们是可以理解他的做法的：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经理它的人不知道怎样量入为出，在平常尽量节省开支，怎么能够实现富国的目标？
有人或许要问：张居正究竟是怎样做到让皇室节省开支的呢？从历史上的一些记载来看，张居正使用的主要办法仍然是劝诫皇室成员，尤其是明神宗。比如，明神宗即位后，准备开馆纂修《穆宗实录》。按照以前的规矩，每当这样的时候，前来纂修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皇室的宴请，可是，在张居正眼里，这便是没有必要的浪费。于是，他向明神宗上疏，请求免去这顿宴席。
张居正的上疏递上去以后，明神宗深为他的为国用谋想所感动，立即下诏免去了这顿饭。虽然省下来的钱也不是很多，但也算为节约财政开支作出了贡献。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请求明神宗免去正月酒宴以及除夕灯火。以前，每逢正月和除夕，皇室都要大摆宴席，赏灯放烟火，耗费极其巨大。这一年的冬天到了，一天，张居正在给明神宗讲课的时候，向神宗提及了免去正月酒宴以及除夕灯火的事情。在这之前，张居正已经向神宗讲起过。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明神宗竟然如此地答道：“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
听见这个年轻皇帝的话，张居正真是开心得很。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国库的积蓄又可以保住一些了！果然，由于这年停止了筵宴和灯火游赏，国库节省下来了七百多两黄金。张居正对于皇帝的劝诫起了作用！
这里，我们需要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张居正对皇室尤其是明神宗要求其节约开支的劝诫每每有效？要知道，在历史上，也不乏因为劝诫皇室节省开支而失败的例子，甚至有的劝诫者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张居正为什么不但不会遭此厄运，相反还会取得成功？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在于皇室尤其是明神宗对于张居正的信任。由于明神宗相信，这位从小看着自己长大、教自己读书明理的首辅对自己是忠心耿耿的，他的建议自然也不会对自己有害，因此就比较容易接纳；其二在于张居正的劝诫水平极高。他不会一味地指摘皇室用度过大，像有的官员那样猛烈抨击皇室的奢靡，而是站在皇室的角度说话，说只有节省开支，国家才会富强，这自然是每个统治者都愿意听见的话，因此也容易听进心里去。
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张居正从皇室那里节省下来的钱财，通通进入了明朝的国库，国家的财政得到了很大的补充。
上面说过，张居正不仅从皇室的花销中减少开支，而且还从国防费用中节省。当时的明朝，面临的主要外敌就是鞑靼，国家的确需要花费大量钱财，用以抵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