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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复古风苏醒的喇嘛。
目前额尔登尼召正展开修复的工程，至少从外墙看来，已有几分旧日光彩了。这并不是出于对神的敬仰，主要是因为现今的蒙古『政府』急需外汇，觉得这个地方还有吸引观光客的价值。但是，一走到里面，却还是荒烟蔓草，一片空『荡』『荡』的。另一端寺塔的下面就是庙门，远远对望的是蓝顶的庙宇、一两座舍利塔，在辽阔的空间里，看起来很是渺小。这里曾经亭台楼阁，壮丽辉煌过，庙宇、僧侣休息的精舍、膳房、储藏室，重重叠叠，有人说，当初是用炸『药』把这个地方炸成碎片，这才有可能把整个庙宇群搞成今天的荒芜局面。但是，没有确切的文献可以证实这种说法。『共产』党当家之后，有计划地摧毁蒙古政教合一的传统，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达到了最高『潮』。他们破坏了多少传统文化，至今还是一个谜。
最后一任的呼图克图活佛，在1924年过世，享年五十四岁。在他过世后，『共产』党清理了他们的腐败传统，喇嘛庙的土地充公，特权取消；和尚被课以重税。还有一个制度：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喇嘛，可以通过缴特别捐，免除兵役。一座又一座喇嘛庙被铲平。喇嘛庙周围的居民被迁离，目的是彻底切断当地对庙宇的供给。许多喇嘛被迁到都市，有的被下放到生产大队，有的被送往劳改营，另有少数人被当场处决。极为罕见珍贵的、从西藏传来的佛教经典手抄本，全都被扔到火堆里，化为灰烬。敖包被铲平，佛塔中的高僧舍利被掏了出来，碾成粉末。蒙古当局只保留了几座样板庙宇，以抒解外界排山倒海的责难。乌兰巴托甘丹寺的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交给一个倨傲的住持管理，他带了几个喇嘛，开设所谓的“宗教学校”。另外一座规模较小的神殿，被改为国家博物馆。
两年前，改革开放的风『潮』从苏联吹到了蒙古，中央『政府』对宗教的态度为之一变。虽然『政府』没有明说，也没有人确定『政府』对喇嘛教会采行怎样的政策，但是，有些迹象显示，『政府』已经同意恢复喇嘛教信仰。额尔登尼召逐渐恢复为蒙古的信仰中心，而且能真正发挥一些功能，不再是连喇嘛都找不到的观光据点。喇嘛又复出江湖了。在规模如此之大的整肃下，喇嘛教的传统还是盘根错节，暗藏在蒙古社会里。喇嘛并没有全部凋零，也没有全部潜逃国外。半个世纪过去了，喇嘛教依旧倔强地活在牧民之间。他们可能改穿平民装束，把喇嘛装束藏起来，但是，绝大多数的喇嘛私底下还是在做法事、念经、修行。喇嘛像是外地飘来的野花，拔不胜拔，牢牢地扎根在『共产』党治下的蒙古，苦度寒冬；春天一到，他们又穿戴起鲜红『色』的袈裟、黄得耀眼的佛冠，在蒙古草原怒放。他们拿出像长铅笔盒的书匣，里面装的是手抄的羊皮经典；修好了锣鼓、铙钹、香炉等诸般法器，带回到额尔德尼召，尽管这里已经是百般萧条，经典佛像无处可觅。
喇嘛们二三十个一群，择地聚居。他们竖起经旗，清理好广场远处的简陋住处，搭起简单的鹰架舞台，吹起法螺，为信众祈福，昭告全蒙古，喇嘛教又回来了。喇嘛几乎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枯槁而苍老，是一个古怪的景象。像极了托尔金（j。 r。 r。 tolkien）笔下的精灵。
从额尔登尼召出发
大喇嘛很乐意帮我们的忙。不知道是葛瑞尔还是阿乌博德，跟克剌和林地方『政府』接头，请他们安排官式的启程仪式，地方官员点头说好，还得到了大喇嘛的首肯。他说，他和他的喇嘛会替我们的行程祈福。他们看了黄历，挑了马月、黑马日、银马时这个良辰吉日，替我们举行祈福仪式。
实在搞不懂阿乌博德为什么没有按照计划，害得我们差点误了时辰。他没有把远征装备准备好也就罢了，还忘记安排交通工具把我们送到克剌和林；牧民捐赠给我们的马匹，早在那个地方枯等多时了。远征队员——葛瑞尔、巴雅尔，还有愿意担任翻译的“大夫”、保罗跟我——先前都以为肯特省的试骑活动是由葛瑞尔安排的，从克剌和林到苏联边界的远征行程则是由阿乌博德负责。我们按照中古蒙古大军西征的路线，一直前进到阿尔泰山麓的巴颜乌古烈（bayan olgei），大约有六百英里之遥。马匹会在那里过冬——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愿意继续提供支持的话——我们这组人再从那里一路进到法国。出发日期一天天地『逼』近，但我们还是困在乌兰巴托，苦苦寻找阿乌博德的下落。
到了最后时刻，阿乌博德还是没有现身。我们只好自己奔走，商借交通工具。最后，蒙古电视电影厂借给我们一辆摇摇晃晃的吉普车，先送保罗和巴雅尔到八小时车程外的额尔登尼召。吉普车上塞进了十来副鞍鞯、杂七杂八的装备、保罗、巴雅尔、一个驾驶跟两名陌生的蒙古人。保罗和巴雅尔的任务是找到在克剌和林附近放牧的赠马，把它们赶到举行出发仪式的喇嘛庙。保罗紧紧抓住他的相机，硬生生地把身体挤到巴雅尔身边；巴雅尔手里还拿着半瓶伏特加时不时地抿上一口。巴雅尔这位乐天知命的蒙古摄影师，已经喝得大醉，不知道他一个劲地在乐什么。他身上穿的是准备远征的行当，厚斜纹布的夹克与牛仔裤，关节处还有皮补丁。
阿乌博德在当天稍后终于出现——还是没有解释他这阵子混到哪里去了——这时，“大夫”已经跟外交部商量好了，对方同意再借给我们一部越野车。除了我们三个前往克剌和林之外，现在又多了第四个乘客，一个帅气的女生，一看就知道是阿乌博德的情『妇』。一路上，她的神情都有些腼腆，停下来休息时，她很知趣地自动消失了。跟在我们后面的是外交部副部长的座车。这位副部长看起来很聪明，心思缜密，他将主持出发典礼，而身为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的『主席』，他也给了我们相当多的协助。见到阿乌博德的女朋友，他着实吓了一跳，全身僵硬起来，冷冷地瞪了她一眼。更惨的是：副部长还跟他老古板的父母妻子一道。他们从没到过额尔登尼召，想一块去看看喇嘛。在我看来，连蒙古的内阁级官员都可以公开前往额尔登尼召参加宗教仪式，显然，这个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已经有了转变。
开始下雨了。这是典型的夏日倾盆大雨，蒙古全年的降雨多半在这个时节，突然之间，天地变『色』，触肤生疼的大雨点从天上掉下来，整个原野顿时变得湿漉漉的，原本干枯的河床泻满了怒涛洪流。前往克剌和林的路上，没有半座桥，一下雨，许多河流就没法过了。一整晚上，越野车不断激起阵阵水花。直到7月16日凌晨，我们才抵达了终点，被送进城里的招待所休息。部长一家人住在楼上，阿乌博德和他的女朋友借口要去找放养赠马的营地，一溜烟不见了。“大夫”与我则住进楼下的房间。里面已经有个多话好客的蒙古人住在里面，一看到我们，高兴得很。我倒了点威士忌请他，却发现根本是浪费，他已经喝瘫了，跌跌撞撞地走进他的小房间，又是打呼，又是打嗝，折腾了一整夜。
保罗在第二天出现，看到他，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他在六英里外，跟帮我们看管赠马的牧民住了一宿。牧民给他吃的东西害他胃疼，但是，见到我们又开心得不得了，所以，保罗拱着腰，脸上同时出现重逢的喜悦与胃痉挛的痛苦。他前一晚上也找到了被阿乌博德吹捧上天的“特制帐棚”。这批帐棚先前没有试用过，支撑的架子完全不合用，整体设计一无是处，看起来塌塌瘪瘪的，像是泄气的气球。
在众人的祈福声中启程。
我们前往喇嘛庙的那天下午刮起大风，冷得让人簌簌发抖，大雨也还是下个不停。我们走进高塔下的大门，里面就是举行出发仪式的地方。天气糟得要命，来送行的人并不多。大伙儿都挤在雨伞底下，要不就是缩着身子，靠着雨衣挡雨。副部长在一间覆盖青蓝磁砖的小庙，也就是俗称“窝阔台庙”的前头，发表演说。演讲的方式不脱蒙古草原质朴粗犷的本『性』，没有扩音系统，也没有人组织群众，所以，听不清楚的人就一个劲儿地往前挤，反倒是我们几个深陷在湿漉漉的人『潮』中。好不容易才挣扎出来，脚底下踩着嘎吱作响的石子路，摆脱冷雨的纠缠，走进喇嘛庙接受喇嘛的祈福。
在幽暗的喇嘛庙里，听喇嘛祈祷求福，让人感到异国文化的冲击，这样的景象，想来卢布鲁克修道士也曾经历过。宽宽的板凳排成两列，中间留下一个可以走动的通道。板凳上盘腿坐着的穿亮红长袍的喇嘛，都有点年纪了。放在他们面前的是长卷经书和小铜铃。他们口中念诵经文，句子不断重复，语调却越拔越高，终于混成让人为之晕眩的高音。坐在后排，形容苍老但神采奕奕的喇嘛，突然用弯曲的鼓槌，飞快地往他左肩的小鼓上敲击，法螺、铜铃声随之响起，现场喧闹成一团，丁丁当当，热闹非凡，目的是镇慑鬼魅，驱之远去。法器声渐渐低微，诵经声再度扬起，声音又渐渐提高，仪式再度重复。
远征队挨在喇嘛的后面，坐在第二排板凳上。服侍喇嘛的侍者，身穿赭袍，托着装满圣饼的铜盘——这种圣饼是由面粉搅『揉』而成的，有些甜味；上面挖了一个洞，可以放些方糖及深褐『色』的干酪。他们还从铜壶里倒些咸『奶』茶，供我们佐餐。左手边有个小小的圣坛，上面『插』着几根蜡烛，烛光摇曳，把室内照得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喇嘛身上穿的已经是大红袍了，烛光更把柱子跟天花板染成一片通红，屋顶上又挂着红旗、红『色』的流苏，喇嘛苍老的脸庞映成一片红『色』，刮得精亮的头皮，也透着红光。
住持把会带来好运的小饰品分给我们，便宜简陋的铜框里镶着印度神像，其实，这种东西在集市的小摊子上就常常看到。我把我分到的饰品藏在里面的衬衫放好。我们被引导出喇嘛庙，走过好奇群众围成的通道，他们眼也不眨地盯着我们看。雨势缓了许多，但还下个不停，牧民送给我们的马匹，就聚集在这里。赠马排成一列，看得出来它们有些不安，不住地在动，马匹周围也聚集了一大群观众。一个穿著蒙古传统服饰的女子出现了，她从木桶里舀出一勺马『奶』，然后跪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把勺子递给每个骑士。我们要接过勺子，先把马『奶』浇在马头上，然后是马镫，最后是已经湿成一团的马屁股。骑士们翻身上马，马头上滴滴答答的都是白白的马『奶』，弄得马儿老大不高兴。一个拿着红『色』法旗的小喇嘛牵着马，领着我们穿过建筑物间的草坪，朝着佛塔大门走去。有人拉开了两扇大门，发出叽叽喳喳的噪音，我们策马走下斜坡，两边还是挤满了群众。我们转向右手边，这是蒙古的幸运方向，另外一个喇嘛从木桶里舀出一勺勺的马『奶』，往天空上洒去，祭祀天地神灵。马『奶』混着雨点，洒了我们一身。
十分钟以后，天空好像破了个洞，雨势转大，就连前路也看不清楚。我们又湿又冷，只得下马，把坐骑交给向导，坐进千疮百孔的公社吉普车，前往营地避雨。一看到他们为我们架设的帐棚，塌塌的，一副随时会倒的样子，我和保罗马上决定，还是找个排水良好的高地，把我们自己的高山帐棚搭起来算了。我们躲了好一阵子，直到牧民唤我们去参加餐会，才钻出帐棚。阿乌博德先前要我买四箱当地产的伏特加，以备远征的不时之需。“当礼物送给牧民，可受欢迎了。”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我对他说，四箱酒对我们的马匹来说，实在是太重了，而且一路颠簸，玻璃易碎。但显然我是白担心了，在当天晚上，大伙儿放怀痛饮，一下子，两箱伏特加就不见了。第二天清晨，喝得脸『色』如土的蒙古人，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帐篷。只有前一天休息比较早的保罗和我，看起来还像是人，其他人不是头痛，就是坐着发呆。
在大雨中，阿乌博德吹嘘的帐棚塌得更厉害了，水滴顺着帐棚架一路流下来。在缝制之前，并没有人去测试一下，材质究竟防不防水，在大雨中，这帐棚可是原形毕『露』了。所以，第二天绝大部分时间，远征队员都在善后，晾晒阿乌博德花费大量时间、精心打理的各『色』豪华装备，整个营地五颜六『色』——鲜明的蒙古长袍、斜纹厚布缝制的外套，全都被染成了不同的颜『色』。
我们这群人里，就只有巴雅尔身上的蒙古传统服饰是干的。在乌兰巴托时，没有人帮他量身，所以，衣服穿在他身上，说有多不合身，就有多不合身。他在出发仪式上的装扮，看了真让人捧腹。蒙古长袍的袖子比指尖长了一英尺，里面的衬衣更是快拖到地上了。一亮相，仿佛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故意穿上过大的衣服，逗人开心；巴雅尔被这套古怪的服装折磨得动弹不得，于是他把他的电池弹带束在腰间，成了“当蒙古遇到西方”的滑稽诠释。我和保罗相互使了个眼『色』，我们两个人的传统蒙古服饰，就让它们待在行李箱吧。
阿乌博德的计划一开始就拖泥带水，前途疑虑重重，我突然觉得肯特的试骑之旅，对此行好像没有帮助。阿乌博德吹牛说，用传统的蒙古旅行方法，骑到巴颜乌古烈不用四个星期，我一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