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令我扼腕叹息的，那个一直笨笨的女同学，王纤红，大学考了个三流学校的专科，却一直努力，专升本，再考研，现在在中科院数学系读研究生。而那个毫不起眼的王瑜，不爱说话，整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高中成绩一团糟，大学肯定是没考上的了，不过却一直坚持写诗，在核心刊物《星星》，《诗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歌，一年后，就被保送至南京大学中文系。
教育局长讲完的时候，武强还没有讲完，他意犹未尽，走出教育局的大门，他又拉我在门口半蹲了一会。
我急得要走，可他的始终说个不停，没有间歇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机会提出分手，他的话始终是说一半，留一半，总有第二句话跟着。这样的情况下，我又不好意思说要走，那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第二十一章 我的缺点
第二十一章 我的缺点
回来的本科生一共有23名，局长拍着挺起的啤酒肚说，这都是人才啊，都要录取。但是他又说，每人都得上台讲一次课，然后再综合决定每人留到哪个学校。
我成天在担心这事，老妈安慰我说，你没必要担心，担心什么呢，你爸认识那么多教育界的人，还给局长送了钱，肯定能留到汾西一中，你上去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
可我还是很担心，我不是担心能不能分到好的学校。这个倒无所谓，分到三中又如何，分到一中又怎样，还不都是个老师，寂寂的过一生，没什么前途。我真正担心的是上了讲台，能不能说出话来。
我从没在大庭广众讲过什么话，在报社，我们数学部开会，就六个人，轮到我发言，也是面红耳赤，讲得别别扭扭的。
这点我和沈从文很像，我相信我甚至还不如他。有这么一个故事，沈从文被胡适聘用为中国公学讲师，他在上第一堂课时就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我以前看了这个，心里很同情他，因为我和他是一样性格的人。但他起码还能坚持把一堂课讲完，要是换了我，有那么10分钟说不出话，早跑了。
只因为那时他已经相当的知名，学生们都是慕名而去的，对一个名人的缺点，大家都很容易谅解。若是换了一般人，学生们早把他哄下去了。
我说话声音很小，像个小女生，从没试过大声说话，军训时是我这辈子喊得最大的声音了，但是过后有一个月，我的嗓子又恢复了以往的莺声燕语。
我感觉自己的眼睛也和别人不同，我无法坦然地面对众多凝视我的目光，可以勉强硬撑上一会，但慢慢就会像得了沙眼一样，眼痒，流泪，脸越来越红，最后就像猴屁股似的。
总结一下，我在生活上的白痴像张爱玲，在举止上的扭捏像沈从文，名人的缺点我都具备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姐身子丫环命的人。当然，这些缺点放在名人身上，会变成是一种优点，瞧，他多可爱。可是到了一个普通人身上，会引来一阵嫌恶。
我在体检的时候再次接受了这种嫌恶，有一项是检查肝功能，需要抽血。我前面很迅速地把其他项都测完了，包括听力，视力，是否色盲，身高，体重，血压，胸透，甚至连验尿都没有丝毫的考虑，很利索地脱掉裤子，顾不得羞涩，用颤抖的手，端着一小杯热腾腾的童子尿。
但是又到抽血了，该怎么办？我从小就怕这个，不是怕疼，肉体的疼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真的，比如在屁股上打针，上学时有人拿圆规在我腿上捅了一下，我当时也只是疼，没有感到恐惧。
我怕针管，血，还有胳膊上那些隐约可见的血管。这三样任一个单纯的让我看到，我的目光都会有些异样，而它们放到一块简直就是我的噩梦。
这是我的罩门，又是个贵族病，一般农村吃苦的孩子哪有这些毛病呢。别说自己亲自被拿着针管插入胳膊了，就是看到别人被这样，我心里也很难受，有时候看到爸妈输液前试验，我都会别转脸去，等完了才敢转过身来。看电视上那些吸毒的人，要拿针管了，我马上就换个台。读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我看了好几遍，每次许三观要去见李血头了，我就多翻几页，略过这些。
以前我一直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都怕针管和血，就好像傻子以为每个人都和他一样。高考时，也需要体检，我看到那些柔柔弱弱的女生，都按住胳膊一言不发的出来了。其他男生更不用说了，出来时还乐呵呵的，不疼，一点也不疼。他们兴奋地尖叫着。我才不关心疼不疼这个问题，我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后来，我跟老师说了一下，他去找医院领导商量，就免了我抽血这一环。都是托了我学习好的福，要是一般的学生去找老师，可不一定管。
说这次体检吧，我知道难逃这一劫，还是跟打算给我抽血的医生说，我不能抽血，胳膊上起反应。他人还算不错，马上就放下了恐怖的针管，他去请示领导了。
一会儿，领导来了，是个五十来岁，有点痞气的人，他不屑地说，在胳膊上抽血怎么会有反应呢，你有没有那么娇气啊。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真想对他们说，真的，我很怕这个，我宁愿你们捅我一刀，我也不愿意抽血。但是，我知道，我这么说了也没人信，只能引来更多的耻笑。
我不说话，可也不让他们抽血，领导说，你是哪个镇的。我说，麻姑头。
“哎呀呀，咱们是老乡哪，我们麻姑头镇可没你这样的熊人啊，别给我们丢脸。”他像是讽刺我，又像是给我打气。
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硬着头皮上了。只是棉花在胳膊上冰凉的搽着，我就害怕起来了，戴口罩的医生说，别紧张，别紧张，手别握那么紧，放松，放松。可我怎么能放松呢，我闭着眼，头还别过去，胳膊颤抖着，我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抽完血，我扭曲的脸才转过来，睁开眼，看到医生手里拿着的那一大瓶殷红的血，我手脚冰冷，一阵眩晕，差点站不起来。领导说，看，我就说没事吧，有什么反应，现在的年轻人哪，就是被父母惯得娇气了。周围又是一阵大笑。
我没有心情理他，终于结束了，这可怕的一切终于结束了，我摇摇晃晃得往回走，使劲按住棉花棒，生怕一个不小心，那个地方会血流如注。
坐上公交车，也没人肯为我这个浑身发软的病人让座，我只得放低身体，两只脚绷得像鹰爪一样，那姿势就像是在蹲马步。我正暗自佩服自己卓绝的功力的时候，一个急刹车，我差点扑在前面一个中年妇女的胸脯上，我充满歉意得看了她一眼，她瞪着我，又把目光移到我两只粘合在一起的手上。我没办法，小心得拿开棉花棒，针管扎过的部位有个小红点，已经结了痂，成了凝固的一点红。
我用另一只手抓住把手，这只脆弱的手则垂在一旁，像个乖乖的丫环，任凭公交车摇来晃去，紧急刹车。都不敢稍作晃动，只怕那些蠢蠢欲动的血，会冲破结痂的那一点，汹涌的流淌出来。
第二十二章 放弃教师
第二十二章 放弃教师
我上午10点钟讲课，8点在家吃饭的时候还在紧张，之前我已经独自排练了好长时间，但是，自己排练和真正的上场还是有区别的，为了壮胆，我喝了两小杯酒，脸红红的。我觉得应该有效，比如以前我跟同学或者老乡聚会，刚开始都话很少，要是喝上点酒，稍微上了头，胆量就大起来，话也就多起来，而且声音也变了，浑厚的重低音，脸虽然有点红，但也不会再更红了。
我抽的试讲题目是《等差数列的前n项和》，这个还算是比较简单的，高一的内容。内容主要讲到一个故事，我们上小学时就知道的，就是高斯用很短的时间计算出了小学老师刁难的题目：对自然数从1到100的求和。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等差数列的雏形。
当然，我的主要任务不是渲染这个故事，而是讲解计算这道题的原理。我在台上唾沫横飞的讲了起来，也紧张，但，喝了点酒还是很有效，起码说出话来了，台下坐的都是各个中学的正副校长和数学老师，一中的居多，我看到很多熟面孔，我首先看到的是申明生，他现在是一中的校长，是评讲的总负责人，我还看到了郭伟力，杨康宁，郭伟力是我的化学老师，现在都成副校长了，杨康宁则是我高一时的数学老师，对我也很好。他们肯定早看过名单，知道我回来了，我继续讲着自己的课，来不及表现自己的惭愧。
没想到的是，尴尬的事情还是来了，规定的时间是20分钟，但因为我语速过快，所有教案中的内容讲完之后，我偷瞄了一下表，才不到10分钟。该怎么办呢，我呆呆的站了半分钟，急中生智，我又讲了一个高斯的故事。
大多数人都知道高斯解1＋100这个故事，但是有一个故事却是很少听到，就是他解决了两千多年悬而未决的数学难题，用尺规作正十七边形。
高斯18岁的时候，大学导师对他寄予厚望，在他完成固有的作业之外，还会给他多布置几道较难的题，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在3小时内，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
这一天，他做完别的作业后，却一张小纸条上的题难住了，要求用圆规和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正十七边形。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依然找不到解决方法，他想，也许是导师看到我每次做题都很顺利，就故意给我增加了一些难度吧。他是个好强的人，越难的题，他越想尽快把它解决，他苦苦思索，一直到天亮，才把这道题解出来。
第二天，高斯很沮丧地对导师说，您给我布置的那道题，我熬了整整一个通宵才把它解答出来，真对不起，我辜负了您对我的厚望。导师接过他的作业一看，惊讶的问，这是你昨天晚上做出来的。
是啊，我很笨，竟然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把它解答出来。
导师验证了他的作法，非常正确，没有一丝瑕疵。导师激动的说，你知道吗？你解决了一道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这道题，阿基米德没有做出来，牛顿也没有做出来，可是，你用了一个晚上就把它解决了，你真是个数学天才。我并没有想让你做这道题的，我只是不小心将小纸条夹到了你的作业本里而已。
很多年后，高斯说，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那是一道两千多年没有解开的题目，我肯定不可能一个晚上就把它解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知者无畏啊。
我用笨拙的语言把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估计也差不多到规定的时间了，我拿着教案低着头往下走，我看到申明生率先鼓起掌来，接着杨老师，郭老师也鼓起掌来，其他人也鼓起掌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如海浪般汹涌的掌声中，我就如一叶孤舟，摇摇晃晃走了下来，我的心中充满了羞愧，他们这是在帮我，这个故事跟试讲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唯一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高斯这个人，虽然还有点哲理，但这不是在讲语文课，是数学课啊。
我把教案给了申明生，只瞅了他一眼，便低下了头，他说，嗯，好了，你去告诉第5号试讲的，他可以进来了。这么多人在，他肯定不会问我别的什么。
我出去的时候，杨老师也跟着出来了，他向我招了招手，我们一起进了教研室。我说，杨老师，我没讲好吧。他说，挺好的啊，就是一开始讲的太快了，有点像自说自话，呵呵，不过很多人都这样，没有经验，讲几次就没事了。
我说，是啊，我讲完才发现是太快了，所以后来讲了个故事凑时间，不会扣分吧。他说，没事没事，你讲的这个也算是数学家的故事，老师们在课堂上也经常讲啊，应该不会扣分的，而且这次是申明生负责，你就放心吧。
接着，他又问了我一些近况，我告诉他我在太原做一份杂志，想的是回来考个老师，工作稳定了，干上个一两年，找点关系，请个假，再出去。他是一个圆通的人，不像申明生，所以我敢把这些构想告诉他。
他摇摇头说，你可是别指望能请下假，像我，干了这么多年了，真的有腰椎病，想请几个月假，都批不了的。
我说，不会吧，我大姐就请下了，都好几年了，没去上班。
“你大姐在那儿教？”
“和平镇”
“哎呀呀，越是小地方越容易请，你让她到汾西一中试试。”
两天后，我被录取了，相比于我，父母们要高兴得多，他们四处宣传，跟左邻右舍，前来拜访的亲友，甚至买油盐酱醋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说起。“我儿子考上汾西一中的老师了，嗯，肯定是高中，教育局门口的布告栏上面都登出来了。”他们美滋滋的说完，等待对方的羡慕。
教育局长拿着我的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在用人单位一栏上填好，盖了章。他说，你可以去太原辞职了，再到你们学校找相关部门，把学校这一栏填好就可以了。
一切好像已成定局，我赶往太原，给编辑部主任递交了辞呈。好多同事都知道我要走了，见了面就问，问的我都烦了，只有赵娟没问，但我肯定她肯定也知道了，而我忙得做剩下的工作，以便新员工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接手，所以也很少有时间找她聊天了。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我没有当成这个老师，当然，最后是我的主观意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是老天给了我放弃的理由。
三天后，老妈又打来了电话，她说，你还得回来再讲一次课。“怎么啦？”我问。
她说，上次是教育局自己搞的一次招聘，可现在县里又不认可，说是得重新再招一次，23个本科生也不全要了，只要21个。
这次我死活不回去，我说，为了回去考试，我已经请了好几次假了，人家领导都厌烦了，别回去考考不上，太原这边人家也不要，到头来两边的工作都没了。
我又气愤地说，看看咱们县都是些什么领导啊，说话不算数，都签字盖章了，还能反悔，我要是想追究，拿着这个协议书就能告他们去，协议书也作废了，以后想办还得到学校买，得几千块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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