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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大明朝统治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江南地区确实可以通过手中的黄金白银购买到湖广地区的粮食，西北地区的牲畜，东北地区的皮毛，西南地区的茶叶，东南地区的海货等等物资。
但是这个事情有一个必然的前提，那就是整个中国必须都是在一个体系下，所有的物资都可以自由流通的整体。
当复兴党控制了北中国，控制了西南地区的四川，威胁着湖南江西地区之后，早就已经不再进行粮食生产，而是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种植的江南地区，除了手中的丝绸布和通过和南洋西洋地区进行海外贸易所获得的黄金白银以外，真的就什么也没有了。
原本作为大明朝的商品粮基地的汉江平原地区现在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河套平原、汉中平原、成都平原等地一样，已经成了新中国的国营农场聚集地。从1620复兴党建成开始，随着复兴党势力范围的扩张，因为牢固稳定的粮食政策，江南地区市场上的粮食越来越少。
粮食少了，江南地区的地主官僚们的口粮吃食却是不会少的。粮食少了，只能是造成江南地区的百姓没吃没喝，陷入生存危机当中。所以从1625年以后开始，整个江南地区的民变军变就没有停息过。
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随着复兴党的轻工业产品开始对江南地区进行全面的倾销，整个江南地区的丝绸和布生产全部都被打击的七零八落。而与此同时，因为粮食价格的不断走高，整个江南地区居然出现了大量的田桑田被人为的烧毁，重新改为稻田情况。
而到了五年之后，崇祯皇帝逃到江南地区的时候，还没等崇祯皇帝在南京把南明政权的给理顺清楚，复兴党就开始对江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粮食倾销。
一方面复兴党自己的粮食生产规模庞大，产量惊人，另一方面复兴党凭借着发达的海运，轻松的从安南、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用工业品获取大量的廉价粮食。
所以从崇祯皇帝逃到南京开始，复兴党的粮食倾销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使得整个南方地区的粮价就从一石稻谷十七两银子的价格，一路跌落到一石稻谷一两银子。
到崇祯皇帝再次南逃到杭州之前，米价一直处于南方地区最高水平的南京地区，稻谷的价格已经跌到七钱银子一石了。
所谓利益既得集团，其实可以这么来看待。这群掌握了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精英人物”们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外部环境怎么风云变幻，无论国家是稳定还是动荡，无论这些“精英人物”们是干什么还是怎么干，反正他们都是能够源源不断的获取利益的。
五年前的桑崩溃，从宏观的角度讲确实是因为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造成的。可是复兴党控制的是北方地区和湖广地区，在江南地区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销售网点供他们进行工业品倾销。
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能够成功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早在很久以前复兴党刚刚兴起的时候，整个江南地区就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生的阶层，这个阶层就是买办阶层。
复兴党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影响是通过买办阶层实现的。
没有这些出身于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买办们，复兴党是没有办法不通过武力手段就实现对江南地区的工业品倾销的。所以五年前的桑大崩溃虽然让大批的中小地主全面破产，但是那些作为买办而存在的大地主大官僚却乘机兼并了更多的土地，进一步的壮大了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崇祯皇帝从北京逃到了南京之后，对南京地区的士大夫们毫无办法，处境比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要糟糕，几乎处于被架空状态的真正原因。
而当五年之后，复兴党通过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新买办对江南地区进行第二次经济打击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坐拥几十万亩良田的超级地主老买办们，就像他们曾经击败的那些对手一样，也都陷入到全面破产的可悲境地中了。
两次经济打击，让南明地区的买办实现了更新换代的同时，也让内讧不止的南明政权越发的混乱起来。
除了实现了对南方地区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外，两次经济打击也造成了整个南方地区几千万规模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
借着这股东风，在1632年到1634年之间，复兴党的在南方地区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
通过对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的占领，复兴党实现了对整个南中国的东西隔绝。
而正是因为那几千万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复兴党才能够在南海地区开辟大量的热带农场，开始大规模的生产橡胶和棕榈油的。
实际上，在复兴党大规模的经济手段和小规模的军事手段的推动下，到1636年前后，南方中国已经被划分成为四个势力范围了。
最东部的浙江地区、江西地区、福建地区和广东地区，还属于仍旧进行着纷乱的内斗和党争的崇祯政府的势力范围。
不过在这个日趋没落的南明小‘朝廷里面，除了树大根深的东林党集团以外，还有着作为买办阶层而存在的赣党集团，以郑氏海盗集团为依靠的闽党集团和以广东地区的地主和商人为主体的粤党集团盘踞其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崇祯皇帝虽然非常明智的从南京那个大泥潭里一路逃到了杭州，把事情做得十分的果决，但是他也没有完全逃脱沦为江南士大夫集团的傀儡的下场。虽然目前的崇祯皇帝在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勉力支持下还能够进行一些有限的挣扎，但是彻底的变成一个泥胎木偶，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可能。
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作为复兴党的势力范围，目前大体上处于稳定状态。
除了近千万的南方地区的破产手工业者和农民被分流到北方地区以外，还有近千万人口的南方破产手工业者和农民正在和湖南地区、广西地区的人民群众一起接受人手已经变得相对充足的复兴党的工业化培训和教育。
一条连通南北的铁路，正在湖南和广西地区兴建。
除了针对湖南和广西地区的一些山区还有一些“轻微”的军事行动以外，整个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目前都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大量的农场和工厂正在被兴建起来。而相对过剩的人口也被复兴党分流到了南海地区的复兴党国营热带农场中。
除了南明政府和复兴党控制的湖南和广西外，目前的云贵地区主要有两股势力。
其中一股势力就是被复兴党从陕西北部一路驱赶到云贵地区的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闯军集团。
凭借着三千多全副武装的闯军骨干，在复兴党的有意扶持下，兵强马壮的高迎祥集团在云贵地区聚集了近十万的各路“好汉”。
除高迎祥的闯军集团以外，在云贵地区的另一股势力则是明面上还打着大明旗号，实际上却已经和云贵地区的土司们勾结起来全面**的黔国公沐启元集团。
在原本的历史上早就已经死掉了的沐启元在本时空活得好好的。在复兴党夺取了湖南地区之后，在云贵土司中威望极高，一直心有“大志”的沐启元，立即领兵对复兴军发起了军事进攻。
不过沐启元也算是比较倒霉，主持复兴军在湖南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的，是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让云贵土司胆寒了的马祥麟。带领着尚处于试验阶段的四个山地旅，马祥麟轻松地击溃了号称十五万大军的沐家和云贵土司的联军。
五万多云贵土司兵在这场完全是一边倒的战斗里，直接就在战场上倒戈投降了。毕竟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还对十几年前在云贵地区横行无阻的石柱火枪兵记忆犹新呢。
缩回云贵的黔国公集团还没有舔好伤口呢，高迎祥的闯军集团就攻入了昆明地区。要不是高迎祥的闯军集团对云贵地区的气候还没有完全的适应的话，要是云贵地区的土司们一心支持沐启元的话，黔国公集团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都是问题。
就这样，在1636年前后的南方中国，因为复兴党仍旧专注于地方建设，高迎祥的闯军集团，沐启元的黔国公集团，朱由检的南明政府三股势力，才能够得以暂时存在。
不过即使复兴党和这三方力量都处于敌对状态中，可是无论是南明方面还是高迎祥、沐启元方面，他们都和复兴党保持着紧密的商业往来。
第472章临时工高迎祥
第十五章、临时工高迎祥
1637年四月，中华人民民主帝国完成了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
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让王书辉有点没有想到，截止到1637年二月，中华人民民主帝国的户籍录入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四千万人，和他原本推算的八千到九千万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不过一想到从1620年开始，复兴党先后控制了湖北全省、河南和陕西南部以及山东东部地区，这几个地区的四五千万人口在十数年的稳定粮食供应和超时代的医疗卫生条件下，发生了高速的增长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要知道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因为国家对全中国婴幼儿和少年儿童的教育和抚养采取了全面或者部分买断的政策，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个别专门靠生孩子赚补贴为生的懒汉混账夫妻。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国家才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抚养法》，从法律的角度杜绝这种所谓的“吃儿女”的丑陋行径。
按照新的《教育抚养法》规定，因为国家制定了完善的退休政策，承担起了全体国民的养老工作，所以从法律实施开始，国家将不再支付给父母教育补贴，而是对所有未成年少年儿童以及婴幼儿天然的获得教育抚养的权力。
新的《教育抚养法》在一些后进地区（后占领地区）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动荡。不过在政府比较细致的解释和宣传的工作下，以及对部分冥顽不灵的“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阶级敌人”的镇压产生的巨大威慑，新法律的推行工作在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其实这个法律对于那些十多年前就开始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老根据地人民群众来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是三级左右的技术工人或者同等级的职工了，对于他们这些每个月可以赚到三千元左右人民币的人来说，每年三百元的教育补贴确实仍旧是一笔钱，但也已经不再是一笔大钱了。
而且这十年间，他们光负责生，不负责养，孩子从婴幼儿开始就由国家抚养、照顾和教育，他们作为父母只需要每个休息日去育婴院、幼儿园和初级少年军军营去看看孩子就行了。这样的日子，让他们相当的舒服。
国家并没有阻断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之间的父母之情。但是国家却接过了对于夫妻来说最繁重最困难的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工作。
他们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为自己孩子的成长进行任何的付出。在孩子从学习阶段毕业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收获几个，能生的夫妻甚至可以收获十几个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有工作有能力的成年子女。
既不用履行作为父母的义务又不用承担作为作为父母的责任，还可以获得得到了国家全面教育和培养的子女，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因为子女的教育和抚养工作已经被国家接手，作为父母的他们还可以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享受游公园、逛商场、看电影、看话剧等等“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充分的销自己的工资购物和享受。在新的《教育抚养法》颁布之后，他们又明确的认识到了自己的养老也是国家承担的。所以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的他们，就更没有理由反对国家的政策了。
其实从后世的角度考虑的话，现代中国的父母其实也并没有真的就承担起了多少对自己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工作。从王书辉的经验讲，他在现代社会接触到的那些年轻夫妇，都是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扔给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抚养了。
等到孩子大了一些以后，上幼儿园，上小学这个阶段，一般也是祖父母外祖父母负责接送。等到孩子上初中的时候，大部分孩子都在类似于监狱的全方位中学里读书到考大学。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现代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付出其实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就是单纯的经济付出。而那些现代中国的年轻父母们，也根本就没有指望过自己的子女日后会赡养自己。他们的养老问题，都是依靠社会保险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复兴党中国看起来确实好像为那些新生的国民付出了大量的教育和抚养资源，还要承担起老国民的养老工作。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讲，老国民们一直到退休之前（中华人民民主帝国的退休标准为男六十五岁女六十岁）一直在工厂和农场中工作，其实国家给他们养老的付出，根本就是对他们在退休前劳动创造出来大量价值的一种回复。
通俗的讲，国家付给他们的养老金和相应的医疗待遇，都是他们过去自己赚出来的。更何况就目前复兴党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而言，一个老年人能够活到七十岁左右就已经非常的难得了。也就是说，国家为他们支付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最多也就是五年左右的时间。
而从新国民的角度来说，每年诞生的千万级的新国民中，需要为国家支付十五年左右的教育和抚养补贴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这些占百分之八十的多数人，接受的是国家最高到中专（育婴院三年，幼儿园三年，初级少年军三年，中级少年军三年，中专三年）左右水平的教育和抚养。当他们中专毕业之后，就开始进入工厂、农场、军队等部门和单位，开始为国家创造价值，一直到六十岁、六十五岁左右。
而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新国民会接受高等教育，在完成了育婴院、幼儿园、初级少年军和中级少年军以及大学预科（三年高中）教育之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各种大专院校）。
但是别看这些人好像要比那百分之百十的新国民多耗费国家四到六年（大学和研究生）的教育和抚养资源，在他们参加工作后，他们作为高等级人才本身为国家创造的价值要高的多。
从纯粹的功利的角度讲，国家为一个人付出十五到二十年的抚养和教育经费，但是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