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魏忠贤希望没有束缚的自己掌握大权只占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则是魏忠贤真的害怕自己用朝政把皇帝搞烦了，自己会失宠。
所以，对于如何处理武昌问题，魏忠贤必须要自己解决。这就是皇帝把什么事情都交给他做的坏的一面了。
像这种处理地方兵变的事情，魏忠贤并不怎么拿手。搞政治利益斗争才是他的长项。但是，这种他不拿手的事情，他还不得不去解决，因为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皇帝就会认为他治国无能，那么皇帝就会选择能够做事的人来代替他了。
好在魏忠贤现在也笼络了一批文官大臣了。很快他就派人把首辅大臣顾秉谦找来。
关于顾秉谦，后人是这么记载他的：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编修，累官礼部右侍郎。天启元年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
第二年魏忠贤掌权，他率先趋附，史称为人“庸尘无耻”，“曲奉忠贤，若奴役然”。
天启三年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五年正月晋少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改建极殿。
九月晋少师。叶向高、韩爌罢免后，他继任首辅。顾秉谦与阁臣魏广微两人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排挤和残酷迫害异己，制造了一系列冤案。
承魏忠贤命逮杀杨涟等人。时人说：“我闻今相国昆山顾秉谦，严相国俦也。（《马伶传》）”
又充《三朝要典》总裁。自冯铨入阁，阉党内部自相倾轧，顾秉谦乞休归。
崇祯初入逆案论徒三年，赎为民，寄居他乡而死。《明史》将之列入阉党传。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这么写的顾秉谦：
此人翰林出身，学识过人，无耻也过人，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他就自己上门去了。
当时他的职务是礼部尚书，都七十一了，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但这孙子偏偏人老心不老，想更进一步，大臣又瞧不上他，索性投了太监。
改变门庭倒也无所谓，这人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干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为了升官，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七十高龄，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认您做父亲，但又怕您觉得我年纪大，不愿意，索性让我的儿子给您做孙子吧！”（“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
顾秉谦，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生，魏忠贤，隆庆二年（1568年）出生。顾秉谦比魏忠贤大十八岁。
无耻，无语。
当年明月觉得阉党可恶，阉党可耻。但是现实是，在晚明的政治利益斗争中，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干净东西。
当年明月觉得东林党不收黑钱，可是东林党一个个可都不仅是大地主而且还都是大商人。他们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身份进行的土地兼并和逃避商税，才是导致大明王朝财政崩溃的根本原因。和阉党们贪污得到的那点钱相比，东林党的通过土地兼并和逃避商税获得的利益，可是巨大的多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东林党大佬如首辅刘一燝、其后的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尚书周家谟等，这些人的家产都在百万两白银以上。而东林党干将、户部尚书李三才的家产则多达470万两白银，相当于天启年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
所以说，当年明月觉得东林党不收黑钱的可能不仅很低。而且就是他们真的不收黑钱，那也是因为他们通过剥削贫雇农和逃避国家的正经税收，已经攒足了银子。人家根本就不在乎那点钱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想一想，如果勾结宦官的就是阉党的话。那么嘉靖年间的徐阶，隆庆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不也是阉党么。徐阶和司礼监的那些大佬们的关系，张居正和著名的大太监冯保的关系，一点也不会比现在顾秉谦和魏忠贤的关系更疏远。
说来说去，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他们实际上都是吸允着中国亿万百姓的血汗，不务正业争权夺势的混球东西。他们内不能安定百姓发展民生，外不能防御外族入侵保护民众。就是在所谓的东林党执政时期，所谓的清官清流的指挥下，东虏女真还不是长驱直入的就把辽东给占据了。整个辽东地区的几百万汉人不就是在东林党人执政的时候被屠杀一空的么。
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史书的编撰者是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作为同样的东林党的党徒，而且还是做了奴才的东林党党徒（著名汉奸水太冷钱谦益投降满清后做了《明史》副总裁，他是东林党人。著名汉奸洪承畴奏请满清修《明史》，他也是东林党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品，他们会在自己编撰的史书中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观点，这并不难想见吧。
而且，就是那些作为补充资料的那些明末清初的文人笔记，实际上也是相当的不可靠的。
文人可不是老百姓。封建社会里的老百姓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作为儒家信徒的文人们可是要求他们必须要讲究礼义廉耻的。
那些没有抗清而死，或者自杀而死活下来了的文人们，可都是正经八百的汉奸。这些汉奸写出来的东西，具有参考价值么？
第200章连锁反应1
实事求是的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当官能够当到中央政府的一部之长即一部尚书的人，没有一个会是个简单的人物。
这些人可能在治国安民方面非常的废材，让老百姓觉得是个人就能比他们干得好。但是，从官场经营权术斗争的角度讲，在封建社会这个环境中，他们绝对都是人中翘楚了。
就说这个已经七十多岁的顾秉谦吧。可能无论在能力还是在舆论上，他当这个内阁首辅都是不合适的。但是，在封建官场里奋斗了几十年的顾老先生，在权力斗争方面，绝对是领袖群伦技压当代的。
无论是这个时空里，还是后世里，不少人都觉得这个让自己的儿子认魏忠贤当孙子的“白头小人”品格低下。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能够把事情做得这么没有底线，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这也得算是一种能力吧。
人到了七十岁还那么有“追求”，对于权力和地位还是那么看不开。这在现代社会真的不多见了。不过呢，孔二先生也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二先生的那套理论到底对不对咱们暂且不论。就这段话来说，还是表达了一个客观的规律的。那就是，老年人可能在酒色和争斗方面比较看得开了，但是，在对权力和利益的获得上，老年人的贪欲反而是比较严重的。
就此看来的话，七十多岁的顾秉谦非要恋栈不去，非要在大家的非难声中当这个首辅大学士，他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过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顾秉谦就到了魏忠贤的外宅。看到顾秉谦看完了消息，魏忠贤发问道：“顾先生以为如何啊？”
顾秉谦万历二十年左右的时候中了进士，之后他就在翰林院和礼部两个衙门里来回的混了近三十年。别说是处理兵变造反这种国家大事了。就是让他处理地方上的粮谷刑名这些小事，他实际上都不具备相应的能力。
不过呢，对于政客们来说，他们只要掌握住一个要点就能在封建政治中站住脚了。那就是，对于政客们来说，无论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变成打击政敌的一个有效手段。
顾秉谦沉思了片刻之后对魏忠贤说道：“魏公这两年带领我等，费了好大的心思才将朝中的东林邪党清出朝廷。可是，东林党徒遍布天下，两京一十三省的巡抚高官多由东林党徒把持。以在下的愚见，湖广巡抚及总兵尽没，湖广地方上就已经指望不上了。不如派遣一东林党徒出身的周边巡抚前去弹压兵变。”
摸了摸自己的山羊胡子，顾秉谦继续说道：“这样一来，此人要是能够解决兵变，就可以以此为据升迁其职务，将其调至南京六部闲置。若是此人不能解决兵变，那么就可以以此为据，将其牵连处置，然后再派其他的东林党徒去处理此事。这么下来，无论是兵变能不能被解决，总要有二三东林党中坚落马。魏公安坐钓鱼台就好了。”
要不怎么说“姜就是老的辣”呢。像顾秉钧这样的老家伙，脑子转的就是快。
刚开始顾秉谦看到魏忠贤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时候，他就知道魏忠贤希望自己能够解决这个兵变的问题。可是问题是，自己还就真的没有这两下子。对于一个在官场中能够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来说，顾秉谦对待自己的态度是相当实事求是的。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他心里清楚的很。
不过呢，顾秉谦立即就想到，对于这样的问题，自己这个书生是没有解决能力的。那么，同样是书生出身的东林党，不也照样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么。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会失去魏忠贤的信任。但是，要是东林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不就是攻讦他们的一个好借口，收拾他们的一个好借口么。
所以，顾秉谦立即就向魏忠贤出了让东林党出身的地方大员负责平叛。赢了呢，就把其明升暗降，弄到南京去养老。输了呢，就可以顺水推舟，夺其官职，打击东林党的地方势力。
魏忠贤在沧州城里当无赖的时候就知道，这读书人心眼儿都怀着呢。别看这帮人一个个满口的道德文章，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呢，他们都是一肚子的坏水。像这种一石二鸟的坑人手段，魏忠贤自己就想不出来。这也是魏忠贤为什么热衷于招纳文官的原因。
全面的掌握了司礼监和内阁权力的魏忠贤真的是雷厉风行。事情一旦决定下来，一道旨意就从司礼监发到了内阁。而内阁使用八百里加急，马上就将这道旨意送到了河南省开封府的河南巡抚衙门。
剿灭武昌兵变这个重要任务，就落到了东林党人，河南巡抚程绍的头上。
程绍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624年上任河南巡抚的。不管投降了满清的汉奸文人怎么努力的在他们编纂的《明史》里给程绍涂脂抹粉。事实是，这个现在的河南巡抚，东林党人程绍。实际上没有一天的主持地方，当正印官（一把手）管理过一地的地方民政的经验。
从程绍的履历上看，他是明万历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88年考取举人的。第二年他就中了进士。
在这之后，他的第一个职务是河南汝宁府推官。所谓推官，就是知府的佐贰官，也就是主管一府之地的各种案件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主管一个地级市的公检法工作的政法委书记这样的角色。
史料上说他有“神鬼破胆”的美誉。但是，因为撰写《明史》的汉奸文人的立场很可疑，而且没有任何的具体事例能够佐证。所以这种说法是非常可疑充满水分的。
在地级市汝宁府干了几年政法委书记之后，程绍就被调到中央去了。他先当上了户科给事中，之后又当上了吏部左给事中。
地级市的干部，从地方调到中央，说起来靠的肯定不是程绍在地方上的工作有多出色。毕竟他不是一把手，又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硬政绩来。用今天的话讲，程绍能够获得提升，就完全是因为人家是东林党的成员，人家“上面有人”了。
所谓给事中这个职务，在现在来说，就相当于纪检干部。不过他们的地位可比现在的纪检干部高多了。而且当时大明朝的纪检干部有制度保障。虽然只有七品的官位，但是呢，他们想骂谁就骂谁，想怎么骂就怎么骂，皇帝都拿这帮人没什么办法。
程绍在这个很牛的位置上，充分的表现了他拉人结党，经营东林党势力的本性来了。当时，负责征收税务的太监，也就是今天的国税局吧。因为当地的官员和豪绅勾结拒绝纳税，所以就向中央政府进行了控诉。
这种事情呢，别说是在大明朝了，就是在现代，拒绝缴纳国税，这事情怎么也说不过去。但是呢，东林党代表的就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面对大地主和大商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程绍坚决的站在了大地主大商人一面。
山西税使张忠劾夏县知县韩薰，程绍“特疏申理”，上书自诸津要。同朝好友相劝敛笔，绍言：“食皇家禄，就得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安能顾个人生命安危。”帝怒斥，遂被削职为民。
用今天的话说，程绍可以说是吃着大明朝的饭，砸着大明朝的锅的典型了。别说是在大明朝这个时代，就是在现代社会里，这样的屁股坐歪了的官员也肯定会被革职。结果，万历皇帝真的就将其免职了。
从此之后，程绍回到老家，在家里一呆就是二十年的时间。
在家呆着这二十年，程绍也一直没老实。史料上说，他一直在倡导复兴古学，改良政治。在文学上，他强调诗文创作应该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内容充实，雄健浑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程绍就是在家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了一批文人，成天的以复兴古学为名议论政治，搞违法组织活动。
到了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程绍被召回京，起用太常寺少卿，掌管祭祀、礼乐。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的时候，程绍就当上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
从泰昌元年到天启四年这五年的时间里，大明朝的三任首辅大臣，叶向高、韩爌、朱国祯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代表人物。那么，程绍从一个闲置了二十多年的七品官，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正二品的地方大员，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就可以想的明白了吧。
从程绍的履历上看，他的从政经验，正经八百的还真就是他二十年几年前的那几年的政法委书记的经历。对于地方事务，实际上这个程绍是一窍不通的。说他是个靠着东林党关系上来的草包，那是一点儿也不会冤枉他的。
史料记载，程绍在河南巡抚任上最大的举措就是，“按时接受军队所需粮草，为防出现问题，还将粮草存入洞**内。按照军队编制，核实治理，平日里再三教育守备人员，对粮草要加强警戒。”
一个集河南省一省党政军大权于一手的河南巡抚，在他任上能够留下一笔的，居然是能够教导部队挖洞存粮。这也真的够让人无语的了。
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仅在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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