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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这舆论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追踪风源实际上还是自己鼓吹出来的，不过借助于民间传媒的管道扩散出去，留声机的针是自己安装的，唱片是自己录制的，借助他人之口得以传播，也就不算钓名沽誉般的自吹自擂了，也不失自己谦谦君子般的风度和名节。这唱片之中当然是没有杂音的，一律颂歌雅曲，其实这余音绕梁的阳春白雪是在沙滩上建立起来的玲珑塔，也是海市蜃楼般的美妙幻景。
而真实的情况的反映却往往是那些不愿意署名的“人民来信”，组织、纪检部门可查可不查，一般是躺在组织、纪检部门那些不得见人的机密保险柜中，有的落尽尘埃，最终付之一炬。其实这是官场弃除蒙蔽、了解真情的管道，却囿于定规、秩序、纪律，自然不能公开，也不便公开，也就缺少了透明度，局外人何能看透本质，看不透也就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制约。于是银钱和银印的诱惑就导致人性堕落，官场也就在这花园锦簇般的表象中日见糜烂。只要单位经济条件尚好，小康水平尚稳，就无好事之徒，吃饱了饭撑的去写人民来信，自找麻烦，没准不但无法彻查，自己还落得难以立足。
“明哲保身”哲学的盛行，在对腐败的监督、制约查处机制不健全，大面积的腐败彻查的概率极低的情况下，腐败分子更是有恃无恐，而真正疾恶如仇的人士则退避三舍。一方面是权力运作的神秘性使大量事实真相掩盖在华而不实的外表之中，一方面窃窃私语的酒桌之流言、耳鬓斯磨的床第之蜚语大行其道，使真情在假语中流窜，从而使政府“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流为形式，起不到鼓舞人心的作用。
一年一度的“民主生活会”早已演变为“表扬与自我表扬”般的自我吹嘘会或互相吹捧会，又有谁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呢？否则就不能维持班子表面的团结和稳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情面子就要被打破。“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现实，使某些权势熏天的一把手们，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地位等同于才智，位愈尊则智慧愈强，因此少有自知之明，于是再荒谬的决策，也在这种体制下变得英明起来，等到烂污拆起来，再以“报喜不报忧”的手段加以掩盖，以“集体决策”的名义加以推卸，于是形象继续高大下去，业绩继续辉煌下去，金身不朽，光照人间。
这是决策缺少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导致的必然结果。于是官场游戏规则不存，权术阴谋层出，谋人成风，而谋事乏人。说到底是“人治”式传统在作祟，自然是急不得的。凭心而论，谭厅长肥壮的肩膀也是扛不动由体制所导致的弊端的。
在谭厅长的办公室里的醒目位置悬挂着一幅香木壁挂。这壁挂几乎用火络下两行焦黑的大字“不为谀喜，不为谤忧”，自然是显示他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舆论的褒贬，初衷不变，一意孤行地沿自己的既定目标前进。这当然是某种毁誉不计般的豁达，孑然独行式的清高，卓尔不群样的孤傲。其实，从人的本能来讲是极喜人们吹捧的，再丑的姑娘也爱听人夸奖为“漂亮”，这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自然流露。而脱离实际的吹捧无异于讽刺，是非混淆的吹捧只能是流于弄臣竖宦、奸佞小人一类的下流作派。大部分人的胡乱吹捧只是出于某种随大流的心态，不愿作得罪人的出头椽子式的明哲保身之举罢了，这是不能苛求的。然而对于那种别有用心的吹捧和随大流似的胡乱表态，不是所有人都反感而能够轻易拒绝的。
像眼下，人们讨论谭厅长的7个小时长篇报告时，绝大部分的弟兄们或言不由衷地吹捧，或深文周纳地阐释，或别有用心地发挥，总之一片叫好。谭厅长在听取汇报时，面露得意之声地总结说：“看来大部分同志的观念，在这次会议上有了根本的转变，思想得到了升华，认识得到了统一，为‘九五规划’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言下之意，对于极少数类似郑东这样个别人的“杂音”，自然是干扰不了他的雄图大略的。因而按其处世的原则“不为谤忧”，只要把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诽谤，自可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既然正确就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只要上级领导没有异议就好。至于上级领导，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这属于文化小类的“出版”是既不精通，也无暇顾及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出版经济学”这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一切在内的“小麻雀”之堂奥呢？自然是汇报什么是什么，只要上有中央文件大帽子，中有本行本业好例子，下有自说自话好点子，再加上北京领导部门的某些人不失时机的肯定，只要逻辑形式合理，自圆其说，自然也是认可的。
谭厅长这位久经仕途、精通官场权谋之术的知识分子，就有了魔术师般的资本，于是点石成金，撤豆成兵，使他能够把建36层大偻的决策失误，由渎职化成了省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有r“精神文明”这杆旗帜，就是那怕高出几倍成本的投资都是值得的。尽管这高出成本几倍的投入，也许已零零星星切割进了层层贪官污吏的腰包，然而只要有精神文明这杆旗，就意味着其价值不是能够用金钱多少来计算的。
这一精神文明的丰碑一经物质确立，便意味着不朽，谁都知道这是谭冠工程。这就叫“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理。再有人非议，那就是诽谤，诽谤是不用理睬的。看你郑东等辈也不过是鸡虫而已，鸡虫挡道，何足惧也。于是他心安理得地向世界出版最高奖——厉害利斯大编辑奖冲刺。这奖是世界出版家联谊会在美国厉害利斯大学基金会为表彰世界上最优秀、最有影响的出版家而设立的。在中国获此奖者绝对是凤毛鳞角。这谭冠厅长当然是十分有意去当这凤身之毛，鳞之犄角的。于是再有拆烂污的事情；只要被这顶金色的桂冠罩住，连烂泥也就辉煌起来，这光明一片的现实，就是我的业绩。这业绩不待吩咐，只要一个眼神，信息研究室魏铭利主任就会以他那不容置疑的生花妙笔载入出版史志而光照千秋。
对于这厉害利斯“大编”奖的人选，民间争议颇大。民心看好的是谭厅长的前任高洪厅长。老厅长一头银发，一身正气，这是位当年新四军中著名的才子，其道德文章皆受人称赞，是德高望重的出版界前辈。自80年代中期离休后，除兼任A省出版协会主席，干好协会的工作外，从不干预谭厅长的决策，只是闭门著书，几乎一年一本，已完成了《编辑学概论》、《A省南方经济考察》、《出版审美学》、《出版经济学》，近期正在编辑他的杂文、随笔集《雪泥鸿爪集》。高洪先生早年在新四军是深受鲁迅先生影响的我国新木刻运动的先驱，在新四军中创作出许多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的作品。
如今高洪同志年事已高，早已弃画笔而弄文章，但笔耕之余，对于书法艺术的酷爱始终未放弃。近期对于右任先生的草书钻研甚有心得，写出的大字条幅丰姿秀骨，颇有脱俗之感。民间对于他申报大编辑奖呼声极高。
只是此公离开政界甚早，且生性耿介，疾恶如仇，对于出版界近来的腐败现象大凡开会为文均能直言披露，几达拍案而起，故对某些喜听好话的领导人自也是如骨鲠喉，虽然吐不出，咽不下，嘴上不好说什么，暗中则常常以迂腐讥之，故这届国际大编辑奖竞逐究竟鹿死谁手，表面上尚看不出端倪。高洪先生久经沧桑，看透世事，对这类虚名似乎漫不经心，不以为然，况且这奖还得由美国人给中国人颁发，听说这评委会主任马斯洛教授和台湾出版界某些有政治背景的人物的关系非同一般，再说这奖和中国人骂人的脏话如“牛×”、“大便”读音相近，也不中听。所以高洪也不甚在意，带着某种“看花开花落，观云卷云舒”的闲适心态待之。
而谭冠先生这回是志在必得，听说内部、外部都已疏通好，A省的这一名额非其莫属。此事闷着葫芦摇，极为神秘，从事迹的整理到外报，均为魏主任操作，局外人无以窥其“堂奥”，故而还是让故事本身发展的逻辑说话。
13
第二天下午，根据会议安排进行分组讨论。
郑东和机关各处处长加上几名副厅长、离退休老厅长，围坐在一圈沙发里。处长们开始围绕谭厅长的“十大战略”进行讨论，气氛热烈、自然、轻松。每人清茶一杯，会吸烟的开始吞云吐雾，人人漫不经心，大家轮流推大磨似的说着言不由衷的车轱辘话，一点也不嫌乏味和无聊，什么“高屋建瓴，深谋远虑，战略高度，深受启发”云云。数仪表堂堂、惟个头略矮的魏铭利主任说得最多，阐发得最深刻。他仿佛是担任着厅长在小组会的宣讲员，以自己独到的见解，不知疲倦地阐发着“十大战略”的微言大意，主导着小组会讨论的气氛。当然毫无疑问的是，这“十大战略”的宣讲稿出自于该主任的手笔。贯彻的却是厅长的意图。他俩希望这意图也变成全厅上下的认识，因此极需要借小组会统一思想。
一向心直口快的郑东这会儿憋不住了，他想发言。他首先声明：“我只讲半个小时。”之后脱下手腕上的表，向沙发的扶手上一放，接着说：“听了谭厅长的报告深受启发，深感厅长报告中所阐述的‘十大战略’有如一块块含金量很高的砖。A省出版业通向现代化的长城得用这一块块金砖铺筑而成。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谭厅长讲到‘管理战略’时一带而过，语焉不详，只说让分工抓管理的仲厅长讲。而管理也是生产力，已为一般现代领导者所普遍认同，作为全省出版的管理机关首长，不讲管理怎么行。我认为“八五”期间，最大的失误就是管理不善，因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比如那座被喻为精神文明标志性工程的36层大楼头期投资5200万被开发公司挪到海南去炒房地产，至今血本无归，工程拖了3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目前完工遥遥无期，资金缺口有如无底洞，必然延缓本省出版业的发展，每平方米目前的造价要超出市场价好几倍。仲厅长提出要运用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谭厅长不置可否，耐人寻味。近期施工又因混凝土架倒塌而砸死民工5人。有人想借此树立自己的丰碑，我看是墓碑。这么巨额的资金不投入出版业的发展，而去盖什么三星级的宾馆，当今市里那么多宾馆，国家又在压缩楼、堂、馆、所的建设，是不是能够产生效益，我持怀疑态度。因此，我说的墓碑并不仅仅是指死人的事，而最重要的是葬送了A省出版业的前途。”
听了郑东这一席话，会场的气氛由轻松转入严肃，由活泼转入紧张。人们瞪大了眼，张大了嘴，屏住气以惊疑的神态听着郑东振振有词、而又多少带点耸人听闻的演说。担任记录的外办荣主任这会儿瞪大眼睛看着郑东，思维阻隔，手足无措。
但听郑东大喝一声：“老荣，你怎么不记了，晚上碰头会谭，盯长听汇报，你要如实反映。”老荣这才仿佛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开始记录。
郑东旁若无人地自顾自说下去：“至于谭厅长的人才战略，虽然洋洋大观，然卑职绝不敢苟同。几年来，我们确实引进了不少人才，如信息研究室魏主任，新华书店崔总经理。按照谭厅长的说法是‘家花不如野花香’，但是有些引进的野花确也野得不上路子了，
为了不影响安定团结我这里就不点名了。有的人玩女人在大陆还不够，竟也玩到了台湾；有的人‘买卖书号’近乎疯狂；有的人挪用公款，炒房地产。我们在用人问题上还有一个近亲繁殖的问题，有的公子哥儿简直就是衙内，拉大旗作虎皮，没有不敢干的事。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人国也出了，房子也分了，职务、职称都有了，问题也出来r，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当今社会新旧体制交替，腐败蔓延，而最大的腐败就是组织路线的腐败，也即吏治的腐败。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只要是铁哥儿们犯事，都能化腐朽为神奇，高官任做，骏马任骑。面对如此荒唐的现实，还在侈谈‘人才战略’，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当今之世，在客观公正评价人才标准尚未确立之前，在科学和民主的选拔人才的机制尚未确立之前，只能流于某些领导人说人才就人才，不人才也人才的荒唐。于是变相或明目张胆地将国家资产和职称官位私相授受。”
郑东接着说：“当然，像我这样的人，被作为团结对象已是谭厅长的宽容，本来就不梦想出国，况且我等穷人穷马出国也花不起钱，形同要饭，不如省点钱，买些字画、砚台之类藏品。当然我也希望被谭厅长挂起来，没准挂成了一个书法家、博士之类的。诸如古籍美术社张副总因为不同意总编辑好大喜功的出书战略，不是一直挂到了退休吗？结果挂成了省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扬子社冼总编不是也挂起来了吗？最终挂成了博士。这使我想起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结尾那个镜头，那位旧上海滩黑社会的光头老大，不是把水生倒挂在船的桅杆上，称着‘调教、调教’也即调教成龙头老大需要的‘人才’。这是解放前青红帮就有过的事，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呢？”
这番话，当然是不合时宜的牢骚，带点自我调侃的味道，也带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情结，但那都是实话。在一个人人都知道应该说实话的场合，人人都慑于权势却无勇气说出实话，而第一个有勇气说实话的人，就会被人目为狂妄或者是傻瓜。在一个“众士诺诺，一士谔谔”的圈子内，一士肯定是不受欢迎的。说完这一席话，郑东在众人怪异的目光注视下慨然落座。会场鸦雀无声，陷入一片耐人寻味的沉寂中。
人们心中当然清楚，玩女人从大陆玩到台湾，是指替谭厅长花1000元港币购置假发套的当今扬子图贸公司总经理邬历，“买卖书号”近乎疯狂的也是这位曾任扬子江出版社社长的邬历先生。当年邬历先生在担任古都市文化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