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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话时目光炯炯仿佛面对着刀山火海也要踏平似的，他喝了一口水继续发挥：“第二、对于集团方案的批准问题，我们不能只是递报告，坐待批准。我看仲月清受郑东一些理论的影响，又怯于我们的压力，对此问题总是吞吞吐吐，犹豫不决。我们要促使其下决心。要经常请示，汇报，态度要谦恭，语气要坚决，不能有丝毫犹豫。文字的，口头的，要不间断，她要留中不发，我们要促其明确表态。当然犯颜直谏要注意尊重仲厅长，要从厅系统的利益出发。
痛陈利害，不能有我们逼她表态的感觉，而实际效果要达到逼她表态的目的。再以厅党组的名义，打报告给省体改委以获求支持。
在这方面我们要发挥优势，仲厅长要在省店安排个把人完全可以答应，还要安排好的岗位。使其与省店利益与共，休戚相关，她就能成为代言人，她成为代言人就是局党组成了代言人，就可以以组织形式，统摄各路诸侯。这集团就不是你我两人的事业，而是整个A省出版界的百年大计，一项跨世纪的宏伟事业。当然，对于一些有实力的人物我们要注意团结，如厅人事处、计财处的头。那位陆处长，人称“鬼子陆”的不是有个在保险公司的儿子要调到省店工作，完全可以答应嘛。仲月清不同意，是怕“鬼子陆”成为我省店的大钱包。不过这不起作用，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调动，不用经过党组讨论的。你崔牛牛悄悄办了，不就生米成熟饭了嘛。这陆公子到了省店工作。其老子就不得不考虑与省店的关系了。上下左右的关系要协调好。”他的潜台词是想说这厅计财处还不成了你崔牛牛的银行或者钱袋，你想如何支配资金都可以了嘛。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关于求得体改委的批准，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体改委不是提出建立集团公司要明晰产权吗？好，我们就以明晰产权为旗号要求理顺关系，要求把省店与市县店的财权、人事权相统一，发挥集团优势。对于这一点请同志们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十五大”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分开，明晰产权，
责职分明……等等这些话都要写进集团章程。当今时代不打改革开放的旗号，会说你走计划经济老路，搞集权而不是集团，是行政性翻牌公司，正应了郑东这伙人对我们关于发行集团的攻击。因此，我建议对体改委，一是旗帜必需鲜明，即以贯彻“十五大”精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名，要师出有名；二是报告周边省市集团情况要使省体改委感觉这确是一次改革，不然将危及本省的利益；三是报告中一些明晰产权，以资产为纽带的话要坚决写进集团章程。
其实写进文章的话，只要集团挂牌，操作不操作还在于我们自己。
有的是只说不干，有的是只干不说，有的是又说又干，方法是多样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发行集团顺利诞生而借助势力，有了省体改委的首肯，再做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不怕省委、省政府不批准，有了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的表态，再去北京作工作。国家还可以‘一国两制’，集团难道就不能多种模式存在？摸着石头过河，各种方法都可尝试，改革允许试验。要知道省委、省政府分管文化的领导，不一定都是经济学家，繁忙的政务使他们不可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新华书店的产权理论的。再说就是经济学家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理论，也没说个什么子、丑、寅、
卯出来。我们不可能等他们研究出了理论再去进行改革实践嘛。
至于方法嘛，崔牛牛、丛妩、田茅琳你们都是攻关老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成大业者不计小节，你们看着办，我们是干事业的，不是道德家，区分层次运用不同手段，打通各个环节。”
说到这里谭冠先生凸出的金鱼眼中闪出狡诈的光芒，这里面的微言大义是只可暗示而不可言传的，全靠部下们的领会了。有崔牛牛、田茅琳这类的智商，是不难理解的。所以点到即止。
“第四个问题是形成上下统一的舆论。我们可以在书店系统内先吹吹风，风起于青萍之末，宋玉说有平民之风，有王者之风，有了上方宝剑。我们就要借助王者之风形成‘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局面，从而导致‘安得猛土兮守四方’的良好格局，‘猛士’者，你崔厅长治下的各级新华书店经理。风可以一点一点地吹，逐步由内向外地吹。先统一内部而后形成社会舆论，借助厅党组之尊而形成舆论一律。因此，老崔你那个古都市的后任要做好他的工作，听说这老兄这次又请郑东去书店借讲‘扫黄、打非’为名攻击我发行集团，又是大讲“产权理论”、“内部人控制”、“寻租理论”，借宣传“十五大”精神为名攻击我发行集团。要做好那位老兄的工作，他作为市级店的龙头老大配合得好可以安排他一个集团的副董事长干一千。否则。只要人权归我，他要考虑考虑，他这经理还想不想继续干下去。”
这时丛妩小姐不失时机递上了几张纸，并轻轻像是吹气一样在谭冠耳畔耳语。一股诱人的法国香水味冲进谭冠的大蒜头鼻子，他下意识地嗅了嗅，丛妩的一小络鬓发已垂到他的耳廓上，痒丝丝的。
丛妩轻轻地说：“谭厅长，这郑东在古都书店的讲课，我们已做了一个摘录，供您参考。”说完她递上了几张稿纸。
谭冠只是瞄了一眼，就不屑一顾地翻着眼白说：“那是狂犬吠日，螳臂挡车，我们完全可以不理睬他。不理睬他，但不是不重视他。要警告古都市那位经理，要报告仲月清让她制止郑东的胡说八道，待到省委、省政府和北京方面首肯了本集团公司他再发出不和谐音，就说他是反对省委、省政府，那就是反党分子，对反党分子，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他在恶恨恨地说。心中想，郑东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就是春秋战国时的少正卯，对于这种“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搏，顺非而泽”的五恶之徒，人人应得而诛之，这古都市的老兄竟还请他去讲课，反倒使我谭门弟子“三盈三虚”，是可忍孰不忍也。可惜我不是当年孔子，否则我非宰了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不可。
他愤愤地想，脸上却装成满不在乎地说：“郑东者，不可怕也，
可怕的是出版社的那些老总和省文化系统，乃至各市的大大小小的县、市级行政官员。这次发行集团的组建，直接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因此在他们面前一定要谨言慎行。嘱咐底下弟兄不要轻言收权，免得在未获得上级支持前，引起反弹，使我集团大业中途而废。
对于收人权或财、人两权统一的问题，应当由省委、省政府发文进行，我们不可莽撞行事，要不到火候不揭锅，关系要处好，但对下面要说从现在起人事权就要冻结，以便下一步发行结构的调整。所以对下该瞒的要瞒，这是一个时机问题。这些地方系统以组织形式造成的阻力要比郑东这头小蠢猪、小野猪的能量大得多。郑东者不足惧也。可惧者是出版系统内部、文化系统外部和地方行政系统的干扰，所以集团目前的操作要在绝密状态下进行。对，也就是由少数人暗箱作业，让多数人蒙在鼓中，等我鼓锤做好，再重锤击鼓，震它个翻江倒海。这是我讲的第五点。至于操作方法嘛，先领导层内部统一思想，使党组形成决策。后争取体改委的理解支持，再后由省委、省政府发文宣布，逐步的由后台走上前台，由隐蔽走向明朗。只是这样的战略部署有如排演一场有声有色的话剧，
不会一帆风顺，但操作得当，只要我们内部精诚团结，同心同德，不受干扰，形成坚强的核心层，再努力争取上级的支持，求得上下的理解，是完全可能成功的。大功告成之日，在座诸位皆为功臣，我想崔牛牛厅长是会论功行赏的，至于我嘛，功成身退，回去抱孙子了。”
“最后一点，我再强调一下，至于仲月清说是要贯彻北京的意图把课本与一般图书的分离，我们一定要慎重，这课本涉及我新华书店8千子弟的口粮问题，不能轻言分离，上级的要求有时要学会周旋，可以搞搞调查研究应付一下，有的问题拖拖就不了了之了，
不必当真去实施的。”
他慷慨激昂地结束了自己带有战略性的发言，他轻轻地吹开浮在杯面的茶叶，润了润干得冒烟的喉咙，会场中发出一阵轻微的掌声。崔牛牛宣布散会，会议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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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茅琳小姐抬起她那张文质彬彬的脸，用赞赏敬佩的目光看着尊敬的谭冠厅长魁梧的身影在崔牛牛及魏铭利一帮人的簇拥下昂然离去。她陷入了沉思。
谭冠这一番振振有词的发言着实精彩，不愧为官场老手，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意思表露得淋漓尽致，可谓老厅长第二个八大战略。一言以蔽之：“一是以求正名，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二是以逼宫手段达到正名目的，逼党组表明态度；三是借助主管部门之努力，求得上级强劲支持，以借助势力扛大旗做虎皮；四是造成声势而形成有利舆论，在话语权上占上风；五是以瞒天过海之术，以求铸成事实，使左邻右舍相关部门接受现实而无力回天；
六是排斥异见，去其内部阻力，形成一边倒之势；七是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八是形成强有力的以谭冠为核心的分利集团，
荣犀共当，利益共享。而这一切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以贯彻党的“十五大”路线为掩护的穿新鞋走老路，搞计划经济翻牌公司使资本权力化的结果。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多灾多难，产权问题是一个突不破的怪圈啊。经营权和所有权又怎能分离呢？她是个聪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她必须挂在谭冠、崔牛牛的战车上冲锋陷阵。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局出发，打着谭记色彩的翻牌公司行政集团对新华书店的根本利益究竟是祸是福是难以预测的，且看郑东是如何评说的，她打开被谭冠不屑一顾的郑东讲话记录仔细阅读起来。
郑东关于新华书店建立企业集团的一些言论
当“二渠道”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新华书店以外的全民、集体、
个体书刊经营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崛起，根据市场的需要逐步按照市场价值规律，以财产关系为纽带而形成事实上的规模经营、集团模式向书刊市场挺进时，某些新华书店的改革却在事实上陷于停顿。
我讲的事实并不是某些同志表面上天天讲，日日讲的“改革和开放”这一被借用的神圣口号。而是指严格按照党中央所提出的建立在“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职责分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法人主体之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体制性和制度性创新。某些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的操作实际是背离上述原则的南辕北辙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说只是某种为了继续维护垄断而放弃市场化改制的“淮桔成枳”现象。
那种借助西方发达国家股份制企业形式，将原来行政管理官衔或委托经营者身分变换成董事长、总经理一类现代名词就算完成了改革的作法，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欺世之谈。须知所谓董事长、总经理是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上由所有者、经营者严格按市场化规模经营的程序化产物。也即全体股东拥有产权，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产生董事长，董事长有责任使股东所拥有的产权保值、升值而享受红利。因而可以受股东大会的委托在经理市场雇佣经理人员来经营企业。这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任命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现在的某些集团董事长只是某些策划者口袋中的纸牌，是某种分利集团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产物。这种形式的实质与党委的任命制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区别，这种改革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有意义的则是以一种改革的名词换去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名称。这就有如把一头毛驴牵来，在身上画上道道斑纹，然后说这头毛驴已改革成斑马了。如此而已，不是“指鹿为马”又是什么？
上述作法的目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继续维护市场的权利化、行政化、官僚化。是某些分利层不愿放弃由垄断利润而带来的巨大既得利益，维护分利集团小团体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产物。因而这种政企不分的集团只是过去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为了把第一阶段在试行放权搞活后下放的权力再集中起来。这种集权的归宿只能是穿新鞋走老路，皈归于计划经济由行政官员主导经济的巢穴中去。
可以试想，在全球市场化大潮中继续以“改革”形式推行这种变相计划经济会给新华书店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不言而喻，只能是灾难性的。虽然这种整体的灾难可能会是渐进的、缓慢的。然而，在这种长时间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状态下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国有资产的有形或无形流失，失之于分利集团的瓜分，失之于行政于预下的盲目投资。这种模模糊糊的产权无疑给分利集团的少数人带来意料不到的个人利益，使他们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在最后的回光返照中辉煌起来，发达起来，致富起来。他们这些借助于第二轮改革巧妙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官员们，将在暴富后退出历史舞台。届时传统的新华书店如果顽固地拒绝市场化改制的尝试，将在整个国家完成市场化改制后，逐步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崭新的图书流通体制可能会在艰难中诞生；这种新体制的催生者或者说旧体制的掘墓人，必然是日益推进的改革开放新形势，
还可能就是体制内的分利者阶层本身。这几乎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种从根本上无视书店广大职工根本利益的集权改制，无论其打的旗号多么神圣、庄严，只能是一场近乎荒诞的闹剧。闹剧终场，主角们腰缠万贯成为新时代的暴富者，有的人现在实际已跻身于暴富阶层。而新华书店这块曾经闪耀着**传统的名字，将伴随着计划经济的消亡而走向历史的尽头，这将是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