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说乡长不卖力还真冤枉他了。小样儿，冤枉就冤枉了，二把手竟然敢挑一把手的毛病，说什么是融资拖了筹资的后腿。
我分工融资，融资是难，银行信用社不归乡里管，两位主任点头哈腰地说了一箩筐的好话，却就是不肯开口放款，反而想去讨镇办企业的债。见鬼去吧，乡办企业已全趴下了，哪里去找钱？我不想给乡长留下口实，决定去找我岳父。
岳父说，钱已按乡里的标准交了，是不能再交的。
他倒是支持修路，而且赞成我确定的标准，所以他们村第一个交了钱。但他却认为，路该修，似乎不应该在我的任期内修。我不服，所以拖到今天才来找他。
既找到了他，他给了我十万元，但提及立碑的事，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不想出风头，要立碑，便书个路人吧。他永远是咱们前面所提及的那副模样，意志却不容人违背。我毕恭毕敬地离去时，竟然听到他一声长长地叹息，这总让我心里有个难解的疙瘩，而且让我觉得太伤自尊，要不是为了这路，我想我不可能去拿这十万块钱，那时候，我认为人是该有自尊的，尤其是男人。
回头又想，他毕竟是我的长辈，尽管他同样是我的下级，在这里伤自尊总比输给乡长要强。有了这十万块，总可以交待一番了吧。念及此，我募然一惊，是不是太自私了？我自问着。或许这应该是一把手的通病吧，不，确切地说，应该叫做风度。十万块确是不多，对于修路工程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好。
绝不应该输给了镇长，折了一把手的威名。但我实在无法，我必须要找出他的失误，凡人就不可能没有失误，只要肯找，总会有，而且能够是个令人心服口服的失误，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征服他。对了，机关干部的捐助他便没有抓。机关干部的工资原就不齐，有不少人确是困难的，但总不能不有所表示吧。我伸手摸了摸兜里装着的我背着阿凤准备送给我哥盖房的一万块，我决定把它捐上。这小动物绝对是在等我，如果我不捐，这件事他必是不能抓的。我只有暗暗地对我哥说对不起了。
其实，这种对不起我是经常说的，而且每次都发誓要加倍地补偿，然而每次都这样。我想，我的家人是能够体谅我的，他们总希望我有个更好的前程，为了这，他们是愿意我这样做的，他们不止一次地表示过。
3
果然，在我的带动下，修路的配套资金勉强凑齐了。但我和乡长之间的分歧也日趋公开化了，在我带头捐助的那天，我开了一个全体机关干部会，虽然在会上讲了不少的好话，临散会时却故意不点名地批评了乡长，原只想杀一杀他的威，不想这小动物竟然敢于在捐款时发了一句极不情愿的牢骚，我没有搭理他，因为他早已被机关干部的谴责声所淹没——“就你有困难，书记就没有？书记的捐助难道不是你的一百倍吗？”声音虽然小、乱、杂，却绝对可以听得清。
他黑着脸，猎鹰一样在四处寻找着目标。他毕竟还有威，声音顿时被他的目光所消灭，每个人都低着头，他根本无法发现目标。
我感到好笑，但强自压抑着，我坚信，经过如此一番折腾，他的威信必定会一落千丈，够小动物喝一壶的了。及至散了会，我们俩一先一后走出会场时，我发现了他怨毒的目光，我们之间的分歧必定已变成了矛盾，但我还是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声“明天见”，他以丝毫不亚于我的热情回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同样说了声“明天见”，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且他的笑里明显藏着诡秘。
这时候，我已养成了捉摸人的习惯，望着他略显可怜的背影，我手扶额头思考了好一阵子才蓦然惊觉，倘若这条路修好，受益最大的当数我岳父他们村，因为公路纵穿他们村，这实在是一个巧合。尽管是巧合，可他会怎么想呢？我相信，除了他，所有的人包括农民此时仍不会意识到。任他怎么想，路是必须修下去的，我习惯性地顿了顿脚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D乡的班子真的该动一动了，除了两任书记之外，这个班子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动过了。时间长了，不自觉间生出的惰性便会逐渐磨损它的战斗力。这不，账面上刚有了点儿钱，消息立马便给透了出去，倒省去了我原积极准备大加炒作的麻烦。
天底下哪里去找如此便宜的事情？结果是，参加招标的施工队倒是招来了，讨债者却也蜂拥而至。这些讨债者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讨债者，多少都自觉有一点儿背景，哪一个是省油的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直让人觉得这款非还不可，若不然，似乎便枉到人世走了一遭：爹娘老子病了，该不该还？孩子结婚生子，该不该还？倘若不还，老婆寻死觅活咋办？家里揭不开锅了咋办？尽管一个个肥头大耳，穿名牌衣装，抽高档香烟。先是义正辞严，继而苦苦哀求，再次哭哭啼啼，最后居然高傲起来，随意拨一个电话，便足够你应付一阵子。
应付便应付吧，这钱是坚决不能动的。我给财政所长下了死命令，也在给自己打气。幸亏我那段做办公室主任的经历，练就了一套应付的本事，即使如此，仍然让我头晕脑涨不已。
现实往往便这样，怕什么便来什么，越是怕麻烦，麻烦偏偏便来了。这一头尚未纠缠清楚，招标的事儿偏又遇上了麻烦——因为四家投标商的参与，原先确定的公开招标方案已无法实施，整个思路都乱了套。喂，你先别不信，且听我慢慢讲来。
这第一家，便是交通局长的妹夫。局长亲自打来了电话，尽管没谈及投标的事儿，却跟我谈了很长时间的配套资金问题，那意思很明显，在工程投标上，我有绝对的决定权，而配套资金虽已谈定，终究还是需要经过研究的。
第二家，则是组织部长的侄子。部长自不屑过问此等小事情，秘书却已早早打来了电话，说部长很挂念你，据说你搞组织工作很有一套，部长准备亲自前往调研。没隔一天，部长果然来了。看过工作之后，部长显得很高兴，高度评价了我的工作。那天，部长喝了不少酒，故作醉酒的模样仿佛说漏了嘴似地告诉我，县委班子可能要调整，而他本人很可能因为组织信任担任管党务的副书记。说完，部长连呼自己多嘴，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不要外传，仿佛非常担心似地。
第三家，是地委某副秘书长的弟弟。据说这位副秘书长后劲十足，如果部长所言不虚的话，此人极有可能调我们县任县委书记。
第四位，是我们D乡人。此人表面上厚道老实，界外人或许看不出有什么大的背景，却是县委现任书记的编外小舅子。刚才曾提及，书记对我们乡的路始终非常关注。他虽没有说什么，对我们乡的路却过问多起来，力主D乡是穷乡，修路这样的机会要尽量留给本乡人。
应该说，仅这四家投标商，恐怕没有一家是我这个小小的乡书记能够得罪得起的。迫于无奈，我决定住院。
医院应该是目前最安静的场所，我最需要这样一个场所，我必须冷静下来认真地理一理自己的思路以应付这些事先没有料到的变故。
住到医院里居然也没能得到安宁，尽管我再三强调我住院的事一定要保密，而且觉着做得也极为隐秘，但还是有相干或不相干的人提着让你根本无法推辞的东西寻上门来探望，渐渐地竟络绎不绝起来。
至此，我方才明白为什么有的领导总喜欢住院，仿佛一年不住个三五次便心有不甘似地。
但此时的我，心思全在路上，病房里堆积如山的东西愈加让我烦躁不安。
我认为，必定有人在捣鬼，做得如此隐秘，何以知道的人会这样多？
这些人的目的绝不单纯是他们嘴里所说的感情，尽管其中也不乏想借此机会来笼络感情的人，但这种人终究是少数，多数还是有所求而来，没有想到，这反而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想着他们的那副两眼紧盯着故意躺倒床上满脸痛苦的我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却总是要把用意讲明白的嘴脸，我便莫名其妙地上火，竟象是真的病了。
我在生气上火，却忙坏了阿凤，这个多日不见的贪婪世俗的女人！我看不惯她兴奋不已地直在我眼前晃，便训斥她。她感到委屈，嘴一张便哭了出来，边哭边含混不清地唠叨着什么。女人，难道都他妈的这副德行？敢作敢当的那股劲儿哪里去了？
前面曾提及，因为她与二愣子之间或许只是为了气我却既成事实的关系，我们之间已到了冰点，她便跟我闹，不停地闹，似乎只有闹个不休才算她的本事才能完事。我不敢说自己是个体面的男人，但凡体面的男人都怕闹，这一招倒是女人降服男人的绝妙。
正不可开交，财政所长的电话不合时宜地打了过来，问暂时主持工作的乡长欲拨五万元咋办。
这钱绝不能动，我一惊，问，他做什么用？
电话里答，还债。
我说，坚决不能拨。
电话里吞吞吐吐起来，说已拨了，您没有见过他那凶样，象是要吃了我似地，说如果不拨当场就免了我，我不敢不拨。
对方显是还要再做解释，我已吼了起来，**的混蛋，拨了还说什么。挂断了电话，我仍在激动不已，越想越气，越想越窝囊，狠狠地把手机摔倒了地上，碎成了两瓣。
女人总算不闹了，我冲出了病房，决定去找书记，这小动物实在该治一治了，要不然要翻天。
及至到了街上，凉风一吹，我才清醒过来：书记是不能随便见的，必须提前预约。人急就乱，茫然无措了好一阵子才记起打电话，电话摔了咋办？一公用电话亭就在眼前，我决定打公用电话。
用公用电话给书记打电话无疑是极不礼貌的，但愤怒已让我顾不了这么多了，而且这毕竟是我多少年来的头一次，左右环顾了多遍直至确定无人瞧见才做贼一样走了进去。
或许因为号码不熟，电话响了多遍，对方却总是无人接。正泄气，对方却把电话回了过来，听见是我，一愣，说在地委开会，有话快说。
那一刻，我象是见到了多日不见的娘老子，激动不已，眼里竟然夹着泪，说话也变得啰哩啰嗦，意思却总算明白无遗地说了出来，因为我是下了决心的。
对方听完了我的陈述，许久没有说话，终于才说，我知道了，你别急，赶紧回到D乡，千万别再出事。
出事？书记居然也认为这是一个事故！
或许由于受到了鼓励，我回到D乡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撤掉了财政所长。怕他免了你，难道就不怕我免了你？想着，竟觉痛快淋漓。
这可是我到D乡之后调整的第一个干部，不少人自觉脸面不小赶来求情，包括前任书记，包括乡长，也包括所长本人，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我做事从不喜欢拖泥带水，随之又调整了领导班子分工，由我亲自负责财政这一块，乡长则只负责工程施工。杀鸡骇猴？难道不需要？
许多的顾虑突然消失，让我倍感惬意，思路一下子贯通，我决定把工程分为四段分包给四家。
这个决定没有完全实现书记的意图，我能够感觉出书记的不满，说是感觉，千万别不信，其实官场上的事多是靠感觉的，因为没有人会象老师教学生那样告诉你对错，没有理由的本身就是理由。
我猜想，必定是这个原因，不仅乡长的事儿迟迟没有得到解决，书记还授意我把工程施工全部交给乡长负责，而我则只负责把财政关，尽管书记说这话时的语气是模糊的、诡秘的，态度却是坚决的。
我实在猜不透其中的玄机，要知道，即使抛开我当时最为不屑的其中背后的交易不去说，单就施工本身来说，便是整个工程的关键之关键，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分明是对我的不信任，说不信任，却又让我死死地扼住工程的命脉——资金。
当时的我虽已有过一些经历，也听说过不少关于工程建设方面的事儿，但从不过问乡镇事务的书记，居然一反常态做出了类似于我那位极端不信任我的岳父的安排，着实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我那位不阴不阳的岳父能够参与到了其中？其时，心高气傲的我虽常感觉到自己阅历不足而和因阅历不足而带来的困难，但遭此不辨是非的变故，仍难免要耿耿于怀。
如此便如此吧，说话处事自然多了些愤愤不平。——人既要做成事，还要四面光，永远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光也是相对的，任何事都是相对的。至现在，我仍顽固地认为。
乡长确是一把处理农村矛盾纠纷的好手，尽管期间陆续发生了一些诸如拆迁户拆迁不及时、施工队之间闹纠纷打伤人、个别村庄因筹资和出工引发个别群众上访等一系列的棘手问题，但都被他几个回合便摆平了，尽管当时的群众不同于现在，修路本身也是一件顺应民心的工程，终究还需要些手段。
应该说，他那一段是自我们搭班子以来最卖力的日子，终日里忙忙碌碌，连脸上那些肥胖的肌肉也松弛了许多，这不能不让我感动。为此，我以宴请施工队长的名义请了他一顿，乐得他屁颠屁颠的。
五个月一晃过去了，已近深秋，路总算修好了。可未及人们从走上油路的喜悦中挣脱出来，便开始有人发现路出现了裂缝，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裂缝，先是四家施工队的接缝处，继而其他的地方也发现了裂缝。
据有经验的人说，油路裂缝属于典型的偷工减料方面的质量问题，这些裂缝绝不可以忽视，一旦进入冬季，灌了水加上冰冻，路面必然要坏，而且除非大面积返修，东切一下西割一块地修补方式根本无济于事，由于同样的原因，甚至导致油路反不如土路好走的局面。
中国人有个习惯，出了事往往首先想到的便是追究责任。费了如此气力，耗了如此钱财，居然整出如此路来！群情汹汹，谴责声一片。此时，如果把乡长置于群众之中，恐怕有人连杀他的心都有。
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关于他的谣言，这恐怕也是中国人的一大传统。据说，他收了某某的钱，钱是用红包包的，也有人说是用信封装的，还有人说他起初不肯要，不是不肯要，或是出于良心发现，或是不敢，后来被人强塞进裤子兜里，便半推半就接受了。
（五）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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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便总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