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便要以考务费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舞弊活动经费。
对于这些明目张胆地舞弊行为，我认为，必须要进行无情地鞭挞，我不停地向县报社电台撰稿揭露，然而，稿件全部如同石沉大海，根本没人理睬。唯一的办法，只有洁身自好，用实事求是的成绩来反击，事实胜过雄辩，虽然必须要等到升学的时候。因此，我把分数看得更重了，对学生的要求也愈加严厉。
这时，另一个预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事情得从已做了镇长的丽萍说起，她从不过多地过问我的事情，却显然洞察了我的内心。那一段，为了帮我实现目标，她经常把她们镇中学的一些测试题捎给我。她们镇中学是全县的名校，这些测试题确具有很高的水平，对我的教学帮助非常大。
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她又给了我一份卷子，卷子上的内容有不少是我从未向学生讲过的，测试的平均成绩当然是极低的。
问题便出在这份我测试后即着重进行了讲解的卷子上，待期末考试的卷子发下来之后，我发现期末考试的所有试题几乎就是这份卷子的翻版。
决不可能有如此的巧合！！！所以，我们班虽然获得了全县统考第一名的成绩，我却象吞了绿头苍蝇一样恶心，尽管并没有人知道事情的内幕，我仍然觉得同行们分明在指指点点地骂着伪君子，我感到自己象做了贼一样没脸见人，巴不得觅一地缝钻进去不再出来，或者把自己搅成肉沫重塑一个自我，自然也不会去出席全县举行的先进表彰会。我感觉自己四肢无力，迷迷糊糊的，根本已无力走进乡中学的大门。幸喜组织上为照顾我和丽萍两地分居的实际，我被调入了丽萍所在镇的中学。
我是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往往心重嘴松，遇有高兴的事儿，总喜欢说出来炫耀一番；而碰上烦心的事儿，则常常唠叨不休，仿佛完全丧失了主意。这类人通常干不成大事，但这类人也有一般好处，那就是追求执着，对自己要求苛刻，不能容忍污垢哪怕是对自己一丝一毫的沾染。
崭新的环境无疑不仅丝毫没有赶走我的郁闷和落魄，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起我来。实在经不住这种持久的暗无天日的折磨，我决定向县教育局坦白一切，似乎不这样我便无法活下去。
可是连续写了十多封信，却始终不见回音，直至我利用一个周的时间通过跟踪盯梢的办法见到了局长，县教育局的工作组才总算派了下来。
工作组却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先后到两处中学吃过一次饭便草草收兵了，走时没有留下任何结论。
我因为工作组的到来逐步放松下来的心情再度紧张起来，再三地跑去追问校长，校长均不置可否地摇着头笑笑。我迫切地需要一个结论，似乎只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才能安慰自己，我象口渴的人期盼着甘泉一样期盼着这个我不可能得到的结论。
已做了书记的丽萍却全然不能理解我，自从她考取了公务员，身上的质朴便一点儿一点儿地消褪，官气而带来的霸气正笼罩着她。在我决定再次去找局长或到更高的层次讨说法时，我们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凡事到底应不应该有个明确的标准。
在我看来，凡事都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丽萍则认为，不少事情原本就是模糊的，完全没有必要非要争出个是非长短。争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随着丽萍逐渐养成的那种最让我不待见的居高临下勿容置疑的神态和语气显露出来，由于她口不择言的一句“非要搅出乱子才肯安心？真是有病”，争论便演成了争吵。
人只要霸气多了就会有匪气，为防止我再去“闹”，她居然象对待上访户那样待我，把我反锁了起来，派一些巧言辞令的干部隔着窗户轮番做我的工作。
因为根本观点的对立，我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也不想听他们在说什么，只不停地呼号。这些干部显然有所顾忌，但又想尽快完成书记交办的任务，必定事先翻了不少书，准备了企图说服我的长篇大论，其中的一位甚至准备了厚厚的一摞讲稿，我却让之变成了毫无用途的一堆废纸。过不了几天，他们必定是黔驴技穷了，便不再跟我说话，又迫于书记的严令，只能在门外陪我，我甚至听到了一位肥胖者的鼾声。
我把所有的怨气都洒向了丽萍，恶毒地把她想象成巫婆，心里千遍万遍地咒骂着。我是一个丈夫，更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的意志不可动摇。所以，在我庄严地提出离婚遭到拒绝后，我开始绝食，我要而且只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维护我的尊严。
我很快就迷糊起来，她们终于慌了手脚，我感觉她们在不停地向我的体内输着冰凉的液体。这些液体竟真的管用，我渐渐又有了些力气，但仍拒绝吃饭，于是她们又给我输液。我敢肯定，要不是外出进货的大舅哥提早赶回来，这必是一个难缠之局。我恶毒地想象着她焦躁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态，疲惫之中居然有一丝快感泛起。
或许果如丽萍所说，我真的病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幻觉：那一刻，我觉得这世上一切都是虚伪的，人与人之间原本就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学生利用老师获得知识，而老师则在利用学生骗取荣誉。
基于这样的认识，所有的东西都变了味，原先那些因为真诚而灿烂的笑由于真诚的缺失倏而变成谄笑倏而变成嘲笑倏而变成狞笑。
谄笑冲向丽萍，但不是她本人，而是她坐的那个镇委书记的位子；嘲笑针对我，一个在外人看来必须依赖女人过活的人；而狞笑则刺向我极其柔弱的内心——那就是狂风肆虐的原野上的一支鹅毛，恐惧地毫无所依。
受了这些幻觉中的因素的刺激，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哭，时而笑；时而嘴里叽里咕噜地不知说些什么，有时甚至会自顾自地开一些不着边影的玩笑，时而不停地数落着自己编排一些自己的不是咒骂着自己。
不过，也别认为我糊涂，那一刻，我绝对是清醒的，既然我们无权也无能力反对别人，咒骂自己总不会犯错吧。我的这种因脆弱的感情经受重创而引发的被医生称之为“失心”的病，显然被丽萍当成了精神病，其实，从我决定向局长坦白一切时，她就认定我有病，要不是大舅哥竭力反对，我恐怕早已被送进了因曾经去探望我患病的同学而畏之如虎的精神病院。
实在应该感谢大舅哥，他不仅救了我，而且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事情本身的标准是严格的明确的，只是因为利益的多元化促进了人的裂变，才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模糊起来，只有与时俱进才能逐步适应进而改造日趋复杂的环境，但与时俱进并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要努力。
自从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的情绪竟逐渐平缓下来，周围的环境也不再那么怪怪的让人无法接受。我的意识总算恢复了，虽然心情仍难免闷闷的，但尽快地回到课堂却是我第一位的迫切要求。
校长跟丽萍一样不理解也不理会我的要求，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满脸堆笑地劝我先养好病，讨好地说这既是对我本人负责，又是对他们的丽萍书记负责。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堂堂的人民教师，为什么非要跟别人联系到一起呢？难道我连独立的人格也没有吗？我的自尊心再次执拗起来，我竭力地平息着自己的情绪，唯恐他们又认为我犯了病，其实，我感觉即使在他们认为我犯病而紧张兮兮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难道这也有错？我想不通，或许我真的病了，因为我居然竭斯底里地冲校长吼道，我没病，根本就没病！
校长奴颜媚骨地轻抚着我的脊背，嘴里柔声地说着“别生气，你确没病”，那意思分明我就是病人，唯恐我犯了病而惹得他担责任——他决定派我去做报时工。
这可是学校里不少人都在争抢的既轻松又舒适的工作，却非我所愿。我知道，他必定是事先得到了丽萍的授意才这样做的，他妈的，一丝骨气都没有，你们才有病哩，我决定去找她，怕什么，难道她是老虎吗？女人真的都是老虎吗？
其时，我们的危机已达到了顶点，原因是我在意识恢复后所做的另一件事，那就是离婚，我感觉自己成了她的一块招牌一种摆设，我必须与之离婚，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她坚决不肯，甚至暂时放弃了她的高贵和独断专行，温柔地待我。这种温柔已不同于过去，处处都洋溢着虚伪与做作，正如记不清哪位兄弟所说，虚伪与做作的东西是最丑陋的。因此，她越温柔，我离婚的决心越坚定。
3
我去找过几乎所有可能管离婚的部门，包括法院在内，没有一家肯受理我的案子。我突然记起了同行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分居六个月便可以自动离婚的故事，便四处觅地睡觉以达到与之离婚的目的。
她却总能不失时机地找到我，与我同房而居，即使我故意去找那些极脏极乱极差的地方，包括驴棚牛棚之类，她烦极了，却故作大度地跟着我，嘴里说着“夫妻本是同命鸟”。
我明确地感受到了她的无奈，恶作剧地不停地换着地方，仍无法摆脱她，最终只能造成了这样的事实：尽管我们再没有做过夫妻之间的事儿，因为我们都丧失了做那种事儿的兴趣，但毕竟我们仍在同房，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说得清，似这样便永远达不到分居六个月的期限。
我觉得如此竟渐渐有了夫妻的感觉，虽然我们仍在僵持着，似乎这种僵持便是夫妻间该有的？但为了那份原就属于我的工作，我不得不选择了放弃，所以我才有资格重又回到了课堂。
我回到学校，正是同行们反对镇政府拖欠工资由偷偷地向上级写信、选派代表悄悄地去上级上访等秘密形式转为公开的时候。
据组织者讲，他们到上级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是一张笑脸一杯热茶，而且总能认真地听取他们不厌其烦的诉苦和请求，可就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三番五次之后，工作人员依旧热情，却明显在躲着他们，他们的态度难免激烈，才有一位据说是信访局的副局长接待了他们。
这位副局长具有极高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口才，从建国前到改革开发，从贫困山区到革命老区，背书似地给他们上了整整一上午的政治理论课，中间没有丝毫的停顿，偏偏不肯触及正题。最后他们急了，语气变得冷厉严峻：我们已经来了十趟，你干脆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
副局长立即面露难色，喋喋不休地诉起了财政的困难。
既如此，为何又有那么多钱去吃？
副局长热脸碰到了冷屁股，一下子噎住了，结结巴巴地分辩道，反正我没去吃，有许多问题，当真是一时说不清的。
在他们看来，象信访局副局长这么大的官儿都说不清的事儿，必定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终究要吃饭，而且只是在争取按照规定原该属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极端者提议实行全镇总罢课。
人被逼急了，往往容易做出极端的事儿，但为了避免被人秋后算账，组织者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仅仅一张不知被谁何时贴到各中小学校的通知便演成了这次罢课。
因为我和丽萍的关系，自是没人告诉我真相，我相信不少人是知道真相的，直至我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这次罢课，不少同行才开始对我热情起来，但在我面前说话仍明显地有所保留。
这次罢课的结果，是我们的工资得到了百分之八十兑现，趾高气扬的机关干部则连续有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同时，始终处于迷糊状态只知道巴结书记的镇教委主任被免了职，丽萍也因此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进县委班子的希望暂时成了泡影。
此后不久，她严肃认真地找我谈话，要求我能协助她刚调整的教委主任查明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我才不会去做如此蠢事呢，更何况我压根不知道，即使知道，也绝不会去做。我玩世不恭的态度显然激怒了她，她指着我的鼻子，脸涨得通红，口气却有些发软：人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难道你非要看着别人把你老婆活生生地扒光吗？说着，眼里竟噙着泪。我才不去管这么多呢，而且想起她那气急败坏的模样，我就莫名其妙地想笑。
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相信了同行们常玩笑地提及的人生第二春的说法——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豁然贯通了，象被堵塞的水管突然被激流打通，信心倍增，仿佛又回到了做民办教师的时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应该承认，丽萍确是个做官的天才——她居然于茫无头绪中找出了头绪，不动声色便让乱成了一锅粥的教育系统迅速安静了下来。
现在看来，她其实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才能象高明的钢琴师那样巧妙地弹奏——经过紧张地竞争答辩上岗，全镇百分之八十的中小学校长主任离了岗。
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有背景的那种，尽管背景不大，至多能攀上镇里的副职之流，已足够让他们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只要是多少有点儿背景的人，在教师队伍中虽同样让人羡慕，内心毕竟还是万般不服的，尽管其中也有不少才华出众的佼佼者，最让人敬重的还是毫无背景的实干家，虽然这次调整也包含了部分这样的实干家，但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让具有管理欲望的人由此看到了某种希望，因此得到了绝大多数教师的拥护。
社会的残酷性往往便体现在这里，在一部分人欢欣鼓舞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往往正悲观失望。丽萍并没有让这种悲观失望无限期地蔓延，很快便让他们随同一部分教师交流到了别的镇，多数到了财政状况明显优于原单位的镇，只有少数被调到了财政状况更差的镇。
到财政较好的镇，虽丢了官，却多拿了工资，心里毕竟还算平衡；到较差镇的人，多是罢课的坚定组织者，虽老大不乐意，却经不住新任校领导强大的思想攻势和丢饭碗的威胁，只有自认倒霉的份儿，因为调整虽让你感到浑身不自在，终是无懈可击，更何况离了群，你根本无法再掀起多大风浪，到了新单位同样要享受嘴里热烈欢迎却无人理睬的冷遇，于是只能以时常涌起在心里的“人挪活，树挪死”的可怜想法来安慰自己。
这种在教育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