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尽是跟我一路的货色，跟脚的鞋子没人舍得扔。偏是校长会说话，竟与我曾考过的早已不作数的优秀干部联系起来，虽然让我哭笑不得，毕竟面子上好看了。同事们由于不解内情，常以此取笑我，竟似是羡慕。渐渐地，我也乐于往那个方面去想，希望果真如此。果真如此，连续三年参加工作队后，我调入D乡做团委干事。
在做团委干事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团委书记那官不大架不小的骄横模样，我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定叫你难看。不料，他提拔为乡委委员时，竟推荐我代理了他的位置。
这时候，财税体制改革开始了，国税与地税的分离虽极大地调动了乡级财政创收的积极性，但创收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经费超支的步伐，机关干部的工资开始明显少于档案工资。同时，乡镇干部的选拔任用也出现了新变化——一大批县里的中层干部被派到乡镇做领导，而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被挤到了乡镇的领导岗位之外。我便调到了人人羡慕的县民政局，先后做了副科长、科长，我知道，我原来的关系或许已用到了尽头。
我原以为，县直部门再大也不过是部门而不是政府。到了民政局才发现，竟不是这么回事，二者居然惊人的相似。唯一的差别，便是人员却都有着深不可测的背景：他们有不少从曾经辉煌过的工厂调来，工人身份却在做着干部的工作，有的甚至办理了招聘享受着干部待遇，而且享受正科或副科待遇的人员奇多，达一半以上。所以，同样地僧多粥少，要想进步，不知比乡镇又难了多少，这也算是他们的中层能够直接做乡镇副职领导的代价吧。
我暗地里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假如一个人八岁开始上学，即使不再读研读博，按现在的学龄，到参加工作至少要到二十五、六岁的光景，若完全靠个人，逐步地由见习期到办事员到科员再到副科、正科不出意外至少也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年龄便要达到三十六、七岁，已经超了三十五这个副局的提拔年龄。所以说，混政界是风险最大且最不明智的选择。
好了，不啰嗦了，只说只有到了县直部门我才真正感受了，什么叫寂寞什么叫无可奈何——说又不能说，做又做不得。说归说，我不赞成因为无可奈何便无所作为的做法，我始终认为，凡事都必须靠自己的智慧和玩命似地拼搏。除了自己，无论单位大小，最能主宰命运的当然是单位的一把手。
我们局长无疑是位僵尸一样顽固不化的小老头，无论我怎样去恭维他，他都没有一丝热气，连表示态度也尽用些“嗯”、“哼”、“哈”之类的简单的线一样的词语，让人摸不着头脑。局长的大公子跟不少官家子弟一样，是个商人，热情豪爽又特讲义气。为此，有人甚至怀疑大公子到底是不是他的种，这个怀疑竟一直持续到他退休后突然变得爱说爱笑起来。
碎话少说，且说与大公子之间几番交往，我们便称兄道弟起来。我所关注的自然不是这位兄弟，而是局长，但局长大人并没有表现出对我丝毫的兴趣，偶尔的一句“小郑不错”，已算是天大的恩赐了。直到临退休时，他才为我提供一个机会——陪分管副县长去外地考察。本来要他去的，他却让给了我，他有的是理由，如身体不好、我熟悉业务云云。这，竟成了我的一个转机。
副县长是全地区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比我还小了一岁。其实，用不着局长再三地叮嘱，我也有信心陪好他，只不过第一次单独陪这么高级别的领导，难免要战战兢兢。幸喜副县长幽默和蔼，只一会儿就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隔阂。或许大干部都有这样轻松就能抓住下属的本领，这也算本事吧，其实不难，只要不摆架子，下属就会自动粘上来，不过，不摆架子却难。所以，隔阂总是存在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我来说，仅消除隔阂显然是不够的。正茫然无措，他居然跟我谈起了占卜、喝酒、麻将之类不入流的东西，而且每一样都有独到的见解。实在没想到，心灰意冷时聊以自慰的东西竟全部派上了用场。我的明显高于他又故作拙劣的表现，分明已赢得了他的好感，因为我们顺畅的交流，确让他欢快起来。
为了更准确地表述当时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故作拙劣”这个词：故作拙劣，必须以不拙劣为前提，否则，便称不上故作了，而应该叫做做作，做作无疑是令人恶心的，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永远无法达到顺畅的地步，而只有顺畅才是交流的至高境界。
这竟是他的嗜好？！狂喜之下，却听他又带有教诲意味地说，人必须好而不嗜，好是优点，但到了嗜的地步便成了致命的弱点。我蓦然一惊，忙道，我也是没事的时候瞎琢磨，没事的时候琢磨点儿事挺有意思的。他欣赏地看着我说，干部，就是要琢磨事的，若不然，要干部干什么？
就这样，由于共同的爱好，我们日渐顺畅地交流着，到四十天行程结束时，我们成了莫逆，对我的那篇妙笔生花的考察报告更是连喊了三声“好”。
几个月后，他去县纪委做书记，便调我做了办公室主任，随后又提拔为县纪委常委。
再后来，由于书记的竭力推荐，在一次干部调整中，我被安排到D乡做党委书记，成了全县最年轻的乡党委书记。
一下子登上权力的巅峰，我真不习惯这种背着手、挺着胸、昂着头、板着脸、踱着方步前呼后应的机械动作，一天下来，腿打直、脖生硬、脸肌生痛。为什么有人会乐此不彼呢？原来，环境和条件最能改变人，不久，我就能做到轻松自如了。
为了让自己始终如一地保持该有的表情，我发明了“对着镜子练表情”的做法，别小瞧了这一发明，它让我尽快地适应了面部表情必需的丰富变化：该庄重严肃的时候，绝对地庄重严肃；若需转换，立即就能笑颜如花。
物同此理，我突然领悟了一定级别的领导为什么总喜欢在办公室里安装梳妆镜的道理，或许大家都在做，这只是一个不宜公开的发现。
然而，这种甜蜜的辛苦持续了不久就被危机打破了。勿需几个回合，我就轻松地查清了危机源——乡长。
乡长四十多岁，搭末班车才坐到乡长的位子，原不该再对我构成威胁，事实上，我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财权全交给了他。据说，老书记调走后，他曾竭力争过书记的位子。对我来说，这可是个新情况，里面有个认识人的问题，切不可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争便争了，谁不在争，问题是，为什么不说呢，在那次由他所要求的开诚布公的谈话中，我可是什么都讲了。说什么崇拜我，说什么乡镇无腐败，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难道非组织活动就不是腐败吗？虽然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莫须有吧，莫须有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一刻，我只觉认准了这一点儿，因为我绝不允许班子里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音实际上是对我权威的挑战。通过一个突然的党委会，我顺利地收回了财权。
从此，他公开与我对立起来，到处宣扬我的劣迹。心胸狭隘？不狭隘怎么能真得住你们？不要总习惯地谴责心胸狭窄的人，维护自己算不得错误，只有傻子才能完全地忘我。我这样认为，所以，之后一段时间，我把精力重点放在了解决乡长问题上。
乡长调走后，我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给机关干部长了一百元工资；一是大面积调整了镇管的中层干部，起用了一批原来长期不得志的人员，同时调整了县管的班子成员分工，我一直不怀好感的已做了副镇长的当年的团委书记破例取代党务书记，做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机关工作。通过调整，我感觉，自己的权威才真正树了起来。
随后的区划调整中，由于对立面的竭力反对，我调到县大项目办做了一名正局级的副主任。
二年后，由于已调任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的县纪委书记的干预，我被安排到区划调整后的E镇做书记。
或许有人会不承认，人做事最缺少的往往就是经历，有了D乡的经历，我明显轻松自如起来——首先利用制衡术迅速站稳脚跟后，突出抓了招商引资和宣传两项工作，宣传主要为招商引资服务，所以也可以说成一项工作。但就这一项工作，便让E镇跃居全县年终考核第一的成绩连续保持了三年。
这便是亮点，为政者必须要抓亮点，有了亮点不仅可以提升自己，而且因为上面的领导喜欢看亮点，亮点实际上就是政绩，还有更重要的，便是一俊遮百丑。
亮点的选择着实不易，没有一定之规，却大致有个原则：绝不能把表面上表现最突出的问题的整治作为亮点。当然，还要揣摩上面的意思。即使这些都具备了也不行，还有人顺与不顺或者说人常常不承认的七凑八凑的因素。到大项目办，本身是对我的否认，却让我掌握了大量招商引资的信息，不能不算是我的幸运。
或许如嫉妒者所说，这人顺了，一顺百顺。县委的高额奖金和荣誉且不说，不仅我的追随者根据我向县委的建议纷纷得到了提拔，我本人也被内定为副县级后备干部。
说到这里，大家以为政治家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正欲吁一口气，却不料他顿了顿又说道，偏偏这个时候，被我忽视了的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出现了问题，农民开始成群结伙地上访。偏是上面的人重视这一块，影响威信倒不说，什么事都找书记，连外出接上访户这种小事都要书记亲自去，说是什么以示重视。不去就不重视了？咳，真是烦死人。说实在的，我现在只要一听到党政办的电话就会心惊肉跳好一阵子，一提到上访脑袋都会变大。说着，政治家表现出少有的烦躁，说，算了，不说这些烦心的事了，反正，到这里也足够表现背景的了。
大家欲再劝，但他甚坚决，只好转向了农村小老头。农村小老头只说了一句“我是最后一个，给大家换换口味”，便再没有任何插曲，笑眯眯地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六）
更新时间2009828 20：46：05 字数：4596
农村小老头说，生活就象创作，而创作的灵感又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的灵感是空洞的。
我可没有大家那么幸运，恰赶上大中专生就业分配调整。由于是第一年，各方面都比较重视。所以，我们这一届的实习期安排的特别长，实际上变成了自谋出路的假期。耐心地听完我的解释后，父亲无奈地说，赶考的举子出征的兵，原指望怎么也能混个一官半职。要咱们自己找人？咳，咱可没熟人。说完，便沉默起来。沉默是最压抑的，我眼巴巴地瞅着他，或许他在心里默念着自己熟悉的人，指不定会有一、二用得着的关系冒出来。父亲确在默想，许久，果听他说，我前前后后想了十遍，我认识的最大的官，就是咱们村支书了，就是村支书咱也没跟人犯过交往啊。咳，早知道，咱何苦花这么多钱去念书。我知道，我这辈子甭想离开农业和农村了。
回村后，我几乎断绝了跟所有同学的联系，把自己关到屋里足足折腾了三个月电脑后，安心地搞起了我们村乃至我们乡唯一的一个反季节大棚。在乡邻们异想天开的质疑和讥笑声中，经过几个月的精心侍弄，终于有了成果。神了，冬天居然长出了黄瓜？！相邻们既惊且奇地感叹着、难以置信地相告着，迅速地传得沸沸扬扬。但他们除了聚拢来看稀奇一样观赏、免费品尝之后的“居然还真有黄瓜味”的啧啧称赞外，没人肯掏钱买哪怕一斤。
冬天的黄瓜娇气，收获之后不久就会烂掉。为此，冬天里绝少出门的父亲不得不骑上他那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四里八乡地赶集。除却烂掉的，当年的收入竟然还不到二千元，只有预计收入的五分之一，父亲却顺嘴说成了二万元，而且逢人就说，羞得我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幸亏大家都信，不仅因为父亲从不说慌，而且从父亲逢集必买新鲜物这一点儿就能猜出我家的宽裕。那年，我家确宽裕了不少，其实主要因为我无需再交学费。
闲话少说，只说父亲的话无疑是为了他看得比命还重的面子，却刺激了我的灵感——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反季节蔬菜本身，而在于没有规模。我的乡邻们正经受着露天经营的暂时的高额利润的诱惑，岂肯去冒投入上万元的风险？
既如此，哪怕你磨破了嘴唇说得天花乱坠，重实惠的乡邻也不肯信，在他们看来，到手的钱才是最实在的。空洞的说教无用，不要说“嘴上无毛儿”的我，即使村里的乡里的高层，有本事，你先来。不过，乡邻们很快便不得不相信这样的事实：农产品滞销周期变得越来越短，滞销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由此而引起的震动也越来越强烈。
那年，我们村的红富士苹果遭遇了十年内的第三次大滞销，价格狂跌至每斤不到一毛钱。村子里的欢声笑语不见了，到处洋溢着烂苹果的气味。说到这里，有必要再交待一下我：
虽然仍没人肯跟我“同流合污”，但我显然已赢得了村里人的尊重和信任，因为，渐渐地，开始有人主动地与我攀谈向我请教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而且只要不需花钱，他们都会按我说的意见去办。
我知道，并非因为我发了大财，而是因为我顽固地坚持，或许坚持的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品质。因为尊重与信任，我与我的乡邻们签订了一个现在看来近乎可笑的购销合同：乡邻们自愿把自家产的苹果交给我，由我负责统一存放到我低价租赁的乡供销社恒温库，货款待我销售后一并支付。若价格低于一毛，我按一毛支付；若价格提高，我加价百分之二十支付，余款归我。
别不信，这是事实，春节后苹果的价格突然涨到每斤一块五毛钱。赚大了！父亲惊叹着。然而，惊喜未及散尽，族长发话了，给你十万块辛苦钱，余下的按斤状分给大家。说完，仿佛意犹未尽似地又说，怎么，不够？十万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了嘛。族长在我们村有绝对的权威，向来说一不二。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他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决定，提出由司法部门裁决。在我看来，这是解决分歧最好的办法。族长却愤怒了，必是因为自己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只留下了一句“别来那一套，自家人的事儿要别人说言道语，丢不起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