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人所吸烟的品牌始终走在时髦的前列，直到现在固定到了近千元一条的品牌上，除了他们的上级或者比他们身份地位更高的至少是平级或者在他们面前有头有脸的下级敬烟，他们绝少去吸其他的牌子，即使曾经风骚一时的外烟，他们也极不情愿去接。
有一些他们的下级往往不能耐心地去心领神会他们的喜好，非常冒昧地去递烟敬酒，常常因此搞得很没面子，重者甚至会因此而丢了历尽千辛万苦才争来的弥足珍贵的位子。
当然另一类人除外，他们常常明知故犯地偏去试探他们的态度，因此遭到了冷遇甚至是训斥不仅不恼反而沾沾自喜，他们有违常例或者应称之为逆向思维地认为只要领导尚能训斥就说明领导还在看中，不过此为险招，只能去试，绝不可以明知故犯而屡教不改，倘若真有这样的人，头上的乌纱或大瞪着眼盯着的梦寐以求期待着的利益不久将化为乌有。
除了安分守己地去参加更加重要的会议或者晋见更加重要的大人物之外，他们多是随意地把烟扔到面前，只要想，随手拈来就吸，哪里管什么公众场合或者别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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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不服，人只要大了，连普通地见个面也不再叫见面而叫做晋见接见会见之流。我曾经有幸见过或许能算得上一等人的他们中的三两位，倒不象有些不够斤两却绝不是虾皮蟹子毛之类的人物那样难见，他们多是慈祥的平日近人的，有什么需要请示的，他们往往随口就能答复。
他们经常分烟，但绝不是递或敬，而是甩，那种甩的姿势极为优雅潇洒，常让人倍觉欢喜和亲近。这样计算，他们的烟需量定不会太少，如果非要死钻牛角尖儿地去考虑他们的收入，定然是傻瓜才能做的事儿。
由此可见，一等人的烟已经不是吸不吸的问题，更重要的则是一种象征、一种身份、一种风度，举手投足间便有许多总有人试图去猜测却虽费尽了脑力多半猜不透的暗示，岂能随随便便地就让人猜透？
依此类推，二三等人的吸烟习惯和作派勿需说便足以栩栩如生地展现到你的面前，唯一的不同，恐怕便是他们的烟虽已固定地有了居于二三等水平的牌子，但品种并不像一等人限制得那样死：他们的兜里常会装原属于自己的牌子和档次高于自己牌子的两种烟，偶尔地在自己同事或下属面前展露一下，有的甚至独喜同事或自认为近密的下属哄抢他们高档烟的那种得意洋洋的感觉，人嘛，活得不就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吗？
这当然也需要分场合，在上司面前便绝不可这样，否则只要一句“某某的烟档提高很快嘛”的感叹便足以让他们辗转反侧地费尽思量。此时或者没人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吸自己的牌子好，或者故作可怜地去讨上司一两只烟的便宜，指不定会惹他高兴而碰上机遇呢。
二三等人的划分标准与一等人类同，或者说只是一等人在更低层次的翻版，这也是自作主张地把他们放到一起去描述的理由之一。他们与一等人一样，都因为会经常感到自己地位和身份的危机而极力地追求场面——人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这不单是主观上的原因，现实便不能接受后退的人，如此，凡事还是循规蹈矩的好。
四等人则是真正的烟民，尽管不少的上等人或出于表白自己或出于功利目的等看起来绝对合情合理的理由总喜欢把自己列入四等人的行列，但档次与目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四等人吸的多是劣质烟，但他们丝毫不受脸面等主客观环境的影响，从来都是公开的大胆的安心地去吸，由于需要自己掏腰包去买，从不舍得浪费分毫而显得吝啬，却能够真正地享受到吸烟的乐趣。
人都或多或少地存有上进的欲望，正是由于这种欲望才导致了各等人的划分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总会有人进步有人一着不慎而跌落下来。
进步的当然志得意满，跌落的自要失魂落魄。志得意满无疑都是一样的，而失魂落魄则各有各的不同，在这里只说烟：最好把烟戒了，但到了这个份儿上却愈是戒不了，反而更加拼命地吸，烟的档次在经过了一段竭力维持后不可避免地要到了混乱不堪的地步——只能深藏于兜里，吸的时候从不摸出来，只用两根手指伸到衣兜里摸索着去夹出一根点上，别人自是无法窥辨烟的档次，偏有不识货色的小人非要鉴别一番，待强逼着把烟摸出，小人却又慢吞吞地从自己兜里掏出档次稍高一点儿的烟，说这便是自己的牌子。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风光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免不了还要经常这样想，想着便脸上尴尬地笑着，嘴里不出声却恶狠狠地骂着。
当然也有不计烟的档次的例外，凡事都有例外，这才是真正的烟民。
忽有一日，某报纸说，吸烟能致癌，得了癌就等于判了死刑。人怎么会这样无能，连个癌都治不了。埋怨归埋怨，人的生命毕竟才是最可宝贵的。于是，各类禁烟广告遍地都是，吸烟一下子就成了不文明的行为。
可各大烟厂为什么还要不断地生产烟，而且烟的档次越来越高？还没有死人嘛，难道非要到死了人？什么都可以试验，难道生命也能试验？不用管，反正还没死了，没死了就有侥幸。
侥幸也能产生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在戒烟，唯恐戒得稍晚了点儿便会要了命似地；而那些不知死活的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仍在不知死活地疯狂地吸。好心人便劝他们，他们居然不服气地反问，难道独癌症能死人，车祸就不能死人了吗？什么话？真是气死人。
生气干生气，他们照旧在吸：明着不让就偷着吸；公众场合不让吸便躲到家里吸，在家里吸总没有法律能管得着吧，没有法律，还有家里人，反正讨厌。
讨厌干讨厌，你算个毬？凭啥管？吸吧，早晚吸得肺发黑，个子矮得象侏儒；吸吧，早晚吸得大清早象得了癌似地咳个不止，恶心不止，吐痰不止，吐到只剩黄水；吸吧，早晚吸死你。
骂过了，有一问题却必须一提：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的区别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在吸烟上有许多讲究，戒烟也各有各的门道——下等人干脆利落，说戒烟就戒烟绝无二话；而上等人则要按照惯例首先研究一番，再三权衡利弊，终于做出了决定却又听说突然戒烟会打乱内分泌而影响健康，健康是重要的，自是只能逐次递减了。
另外，上等人最讲究礼仪，即使戒了烟，桌上等显眼位置也必摆烟，偶尔有亲密的或还吸烟的客人到来，偶尔陪吸一二根儿也是有的，否则岂不损了交情？
后来我意外地发现连丽萍这等不吸烟的女人竟也在桌上摆了烟，难道就为了所谓的礼貌？要不然，既不吸烟又何苦要摆烟？传言被动吸烟比主动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更大，传言很盛，难道他们独不怕死？他们都是骨子里就极有主见的人，虽坚信传言，但必认真地去探究一番，因为他们只相信证据，没有充分的证据难以让他们实打实地相信。证据自是不明显的，总不能让人死一回来当证据。难道他们已发现传言不真的证据？
至我们这次聚会前，我听说了两则故事，才让我诸多的疑惑稍稍减轻了些，或许可算作对烟草的讲究的补充吧。
其一，说是某烟厂为了促销，在烟盒上设计了六个奖项，明文注明“盒盒有奖，逢买必中”，最高为万元大奖，仅年前就出了十几个。
抽什么牌子不是抽，这岂不是天上掉馅饼？虽没听说过天上掉馅饼，但如果不事先张开口冲天等着，即使当真掉了也掉不到你嘴里。幸好这烟的价格还能让人接受，烟民们便蜂拥而上，有谁不想一时吉星高照中得头奖？
不料，买来了十几条全都揭开，不是一元钱一块的五等奖肥皂，就是印有“欢迎品尝”字样的六等奖，连二三等奖的“羽绒服”“太空被”之类也没听说有人中出过，人人关注的只想中得的头奖自更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但此次大奖的设计分明经过了公证部门的公正，岂能有假？电视新闻不是隆重地连播三天吗？那个黑猫警长一样的公证员抑扬顿挫的声音至今仍能清晰地在人的耳边想起来。
于是传言又来了，说是大奖至今仍没能中出，新一轮高潮随之而来。要不是烟厂副厂长他爹也想发财，恐怕这事会一直不停地炒作下去，烟厂必要发大财。——这位副厂长的爹也是禁不住人人都去争大奖的诱惑便一时冲动地去抢购了上百条，强迫老婆停了原本很赚钱的销烟买卖专去开盒，销烟再赚钱也总得本钱，哪里能有中头奖来得容易来得痛快？
正想着下一盒必中头奖，副厂长回家见状皱着眉说，还是算了吧，想办法把开了的烟卖掉吧。再三追问缘由，副厂长才不情愿地说，早让厂长当礼物送给了县长。
副厂长刚说完就后悔了，再三强调要保密，但消息还是被传出来了：怎么会这样呢？这岂不是拿人当猴儿耍吗？烟民们大怒，待要去讨一说法，想想尽是些没边没影儿的传言又哪里去找证据，又有谁能给没边没影儿的传言一说法？只能去咒烟厂厂长的八辈祖宗缺了德。谁让你不是厂长县长？要是县长，你也中头奖，咒一万遍也乐意。
其二，说是某局长因戒了烟便拿烟不当回事儿，下属送了烟，档次高的便送人，档次低的随手就扔了。说有一位退休了的局长，因退了休便没人再送烟，舍不得自掏腰包，两眼便紧盯着现任局长，只要现任局长扔了烟便捡去吸，心里自是甚不平衡。
有一次，退休局长捡了烟便忙不迭地揭开正要吸，不觉惊呆了：原来烟盒里尽是卷成了烟卷状的百元大钞，足足有十几万。
退休局长也是党员，正因去找自己一手培养提拔的现任局长办事儿吃了软钉子而骂着白眼狼心里窝着火，一时间正义凛然，当即便把烟交给了纪检委，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清清楚楚详详细细。
现任局长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就被两规了，退休局长自也没能如其所愿地被请回去临时主持工作。
后来的现实是，再也没人扔烟了，退休局长只能自掏腰包去买，气得干脆把烟戒了，据说竟然活到了八十多，有人便说祸害万万年。
凡事儿总得有个理由，但以上故事尽属传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姑妄信之。
其二，关于酒。
提起酒，我可不象烟对烟那样在行：根本不需去看牌子，只要抽上一口就立马能判出优劣。这不等于说我没有喝过酒醉过酒，或者说没有对酒进行过认真地观察，主要因为我的初始教育和周遭的客观环境让我对酒始终充满了矛盾。
人一生所有的行为几乎都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初始教育实际上就是人自出生到上学前由于受到客观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便已形成的判别是非的标准，这种是非观念是最牢固的极不易改变的，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
因为我已故的大舅，老家人对于酒的热情自是比烟淡了许多，虽不竭力反对，却也没人去提倡，因为饮酒是被当作不过日子的典型来看待的。
我大舅是喝酒醉死的，抛下我大舅妈和五个大小相差无几的孩子便走了。那个时候，老家关于已婚女人绝不可以再嫁的风俗已然有所松动：已婚女人，只要尚未生育是可以改嫁的，而如果已生了娃，则必须待将娃抚养成人方能改嫁。否则，据说改嫁者会连续三年日夜都能听到死鬼的哭嚎，在阳世则会被人呼之为“破鞋”。苦苦熬了三年之后，名誉上的束缚终抵不过现实的生活，我大舅妈带着五个孩子远嫁了他乡，传言五个孩子都随了后父的姓，我大舅一脉在老家便断了“后路”。村里人认为，人活的就是“后路”，如果断了“后路”，无论生前如何风光，都是莫大的罪过。
其实，我大舅嗜酒是有原因的，并非完全来自于遗传，因为我姥爷家的上八代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并无一人有饮酒的记录。都怪我大舅妈生育能力太强，到第五个娃出生后，仅靠我大舅一个劳力从生产队挣得的工分已然分不到多少粮食，如果说其他人家是在过日子的话，那么我大舅一家至多能说成勉强度日。
我大舅原本是个性格倔强好要面子的人，偷自是不会，借又张不开口，便无师自通地练就了一手砌墙的好手艺。据我娘说，我大舅砌的墙不仅直而且坚固，尤其他砌的炕，不仅不倒烟热得快而且省柴火，晚上躺倒上面，滚烫滚烫的能治风湿，在我老家从没听说有人得过风湿病，大概都是因了这炕。可惜，那个年代的手艺只能用作帮工而绝不可以用来挣钱甚至谋生。当然，修主用帮工也是需要管饭的，饭菜都是些连过年也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和炒菜，还有酒。
吃这样的饭菜，我大舅不由自主地就要去想五个饿得如同馋猫儿似的孩子和虽瘦骨嶙峋却依然姿色艳丽的我大舅妈。据村里人说，我大舅妈如果有现在的生活，身材绝不会亚于电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想到他们，酒量本来不大的我大舅便只喝酒少吃或者不吃东西，累了一天已然饥肠辘辘的我大舅认为既然酒是粮食的精华，酒一定是可以充饥的，岂不知就却偏醉空腹人，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大舅往往只用一会儿便已烂醉如泥。
既如此，修主便常常过意不去，总要收拾一些剩菜剩饭送到我大舅家，我大舅要的就是这效果，因为即使剩菜剩饭也比我大舅家的伙食要高出若干倍。其中当然也不乏我大舅认为小气的人家便故作醉酒或溅了酒或犯腻歪弄脏了的，但五个被我大舅戏称之为的“饿猫儿”的小家伙儿见了照例能够过年似地欢呼雀跃一番，然后数着一二三蜂拥而上抢食而光，而我大舅妈自是轮不上去吃一口，只能用开水把碗底冲洗几遍喝下，也算是开了荤腥。
日子久了，我大舅妈便多了心眼儿，事先都要预留出一点儿给我大舅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儿，因为我大舅醉酒醒来后总要去吃俩菜团子喝两瓢凉水。我大舅自是更舍不得吃，常常故作自豪地把嘴一抹，说凭咱这手艺修主还能不管咱吃个饱，说着就用手抚着自己的肚皮，嘴里不停地打着饱嗝，仿佛果真正撑得慌。
我大舅妈便信了，笑了；我大舅便亲一口儿我大舅妈，强逼着我大舅妈当真吃两口儿；我大舅妈半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