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 第50部分

比如，我们这个生产队就没有下江作业证，但我们知青点却有。当然，这是沿江所有知青点中唯一的下江作业证。

这是在1971年夏，为了盖房，我和几个知青下江游泳捞漂流木，闹了一场“边境风波”，引起地区和县里的关注。后来在插队干部的担保下，上级特批给我们一张下江作业证，使我队知青点打捞漂流木合法了。

知青当队长后，我们不仅把这张下江作业证用于生产队渔业，在北面搞了一个打渔点，还把打捞漂流木的事情做得更大了。

作为北面江边提水站配套工程，生产队买了一个60马力的泵机。水渠第一期工程在县直干部的帮助下，已经筑成。蔡景行也盖好了泵站小房，拉好了电杆接通了电源。万事俱备，只待明年开春在北面沙土地上放水种稻了。

蔡景行觉得从县里买来的60马力泵机今年用不上很浪费，就建议用泵机的引擎做发动机，打造一条带螺旋桨的铁皮船。他说：“这样，以后每年春天和初夏用泵机种水稻，盛夏和初秋就可以用泵机的引擎开铁船打捞漂流木，让机械动力发挥出更大的功力。”

队委会研究后，同意了他的建议。

只用了一个夏天，蔡景行就在公社机管站把铁船造好了。那天，他告诉我，可以派马车把铁船运到江滩上去试航。

古城的大街上好多人看到马车拉着这个怪东西不知是啥，好奇地一起跟到江边。

我们把铁船小心翼翼地从马车上抬到江滩，蔡景行安装好螺旋桨和引擎，和大家一起轻轻地把它推入江中，然后坐在上面启动。只见一股黑烟冒起，铁船“突突突”地在江面上飞驶起来。

岸上一边惊叹声。老乡说：“这帮知青，真能整。”

一会儿，边防站的巡逻艇从江面上开来了，边防站的连长带着兵也从岸上跑来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非常紧张，直到看见是我们在试航自造的铁船，才放下心来。

边防站与我们知青点靠得近，平时为了换换口胃，经常互换些不同品种的蔬菜、粮食，大家彼此相当熟悉，他们也知道我们有下江作业证。

连长看到我们的铁船在江里跑得欢，也来了劲，他打着手势，让巡逻艇与铁船比一比。于是两条船开足马力，在黑龙江上前后追逐。岸上的人只见两条飞起的白色浪花，在江面上铺开雪一般的轨迹。

我们的铁船到底是60马力，开得比边防巡逻艇还快，真是威风凛凛，好痛快！

边防连长嘿嘿地朝我笑笑，不好意思地领着当兵的走了。

鸟枪换炮，我们的铁船从此成为爱辉十里长江上一霸。有一次在江心碰到十几根木头连在一起的散木排，用斧子将连着缆绳的“巴锯”（一种弓形的铁刺）钉上，竟然一下子全部拖了回来。

看着院子里越堆越高的木头，加上县知青办给我们知青点拨了7000多元建房款，连同以前剩下的3000多元，我们有10800元可以用来建房。知青点决定，在知青宿舍连接边防站岗楼的最后一块空地上，建一幢180平方米全部水泥砖瓦结构的新房，这幢新房能容纳上百人，既是知青食堂也是生产队的会议室。新房要求设计成拱顶，临江一面的窗为一块大玻璃，能将十里长江一揽无余。

这个工程指定由云龙负责。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电台传来了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的噩耗。无论是老乡还是知青，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县里召开了连续四天的“继承毛主席遗志誓师大会”。

大会结束后的当晚，我乘公社的卡车回到生产队，心中有一种巨人倒下后的压力，想得很多，但又什么也说不上来。

当晚，知青学习小组例会，有人问：“毛主席逝世后，中国会不会变色？”

问题问得太大。水在零下的温度中结成冰，在零上100度后变成汽，这是用手能摸，用眼能看出来的；而政治上的冰和汽，并不是用手能摸、用眼能看出来的。

再说，什么是变色？恐怕分辨也很难，我们这些在偏居中国一隅干农活的知青谁又能说得清呢？

“洗洗睡了。”大家对这么大的问题显然无能为力回答，学习小组散了。

夜深人静，我躺在炕上，脑子里在想知青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在县里开会时，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告诉我：唐山大地震后，国务院知青调查组的汇报会，迁到临时搭设的地震棚内继续开。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汇报材料，据说在今年11月要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材料已经在8月底报送给毛主席、党中央了。

怎么偏偏就这么不巧呢，十几天后，毛主席逝世。

全中国一千多万十多岁的中学生，一挥手变成了红卫兵，又一挥手变成了知青，如今他们已经二十多岁，到了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的人生关键时刻，面临的却是理论上未能自圆、操作上矛盾重重的局面。这条路到底如何走下去？已经不是知青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然而这时候，巨人倒下了，留下的是千千万万在期望回答的知青。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还能召开吗？谁能拿出更好的招数？谁来对一千多万知青作出交待？

在远离都市的边境线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有更多的资讯传来。

　　
　163、浓烟滚滚　＇本章字数：202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5　10：11：38。0＇
1976年，白露刚过，初霜就来了。

最怕初霜的就是水稻，还在灌浆结实期的水稻被霜打之后会停止生长，轻者减产3－5成，重者甚至绝产。

瑷珲县是中国最北部的高寒稻作区，无霜期只有80—120天，而水稻的安全生育期是100120天，平均每二三年当地就会出现一次因早霜而造成的低温灾害。

这天下午，气象播报说夜里气温会降到0℃以下，提醒各生产队注意防霜。

俗话说：“阴雨南风不用防，晴天北风必有霜”；“晚看晴，夜看风，透骨凉，就行动。”这是个低温晴天，吹着习习北风，看来后半夜必会降霜。

晚饭后，队里动员所有劳力，套上马车，拉上干草，去西面的水稻地熏烟防霜。

到了水稻地头，我们测准风向，在上风头的稻埂旁，每隔10米挖一个小圆坑，先把带来的干草铺上，然后就地割草作好放烟的准备。

凌晨1点过后，一声令下，所有烟熏点一**燃干草，盖上刚割下还沾着露水的秋草。霎时间，月光下浓烟滚滚，顺着微风，弥漫田野，覆盖了全部的40垧水稻，十分壮观。

在确保所有烟薰点都点燃后，大队人马撤回，只留下水稻技术员彻夜守候，让烟幕持续到太阳升起为止。

一般来说，东北的初霜降温过后，还会有一个转暖的时期，只要水稻躲过这第一次初霜，就会在转暖期内成熟，等待收割了。

防霜那夜我着了凉，高烧连续不退。王晓晗坚持不让我带病出工，强迫我在家休息了十天，直到我完全痊愈。

我突然觉得体力反而比生病前更好了：饭量大增，一天要两斤半左右；干活时浑身有劲，刨田菜比别人多刨了两个来回，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每天晚上开会学习也精力充沛。

在生病期间，我和国明有过一次聊天。

那天不知怎么谈起了一件事：一年多前12名下乡和回乡知青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联名发出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也指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国明问我：“那12名知青中，一部分是文革前下乡的，他们与文革中“一片红”下乡的知青一样吗？”

我被他问得一下子没回答上来，想了一想，不敢肯定地说：“好像是有些不一样吧？‘文革’前是动员部分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下乡，一开始就很明确地鼓励他们在农村安家乐业，尽管那时也赋于‘大有作为’的革命理想，但主要还是从分流就业着想的。而六八、六九两届学生，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一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国明是70届的，当初硬要报名跟随我们六九届的一起到黑龙江来，他说：“那时候自己觉得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就像学校里学农军训一样，只是一种教育途径，下乡个两三年就能再回去，哪里会想到就这么一辈子‘扎根’农村了。”

确实，下乡一年后，国明的70届的同学来信对他说，分配不再是“一片红”了，有上海工矿和崇明农场的名额。于是他回上海找到学校，要求户口迁回上海，恢复70届在校生身份，重新分配。

他在上海软磨硬泡了一年多，根本没人理他，最后只好无奈地再回黑龙江。

我对他说：“以为自己被‘再教育’好，能够回城当‘接班人’的想法太幼稚了。也难怪，那时你才十五周岁，我们也才十六周岁，懂什么？”

国明说：“想想现在，上海招工把所有到外省下乡的知青都跳过去了，只留给应届毕业生，除了有职权的家长还有可能为子女‘走后门’回城，我们这样的知青都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像傻瓜一样被耍了。”

我劝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上山下乡运动到我们被‘一片红’时，已经登峰造极，现实让大家都比以前清醒，不会再干傻事了。”

我知道我的劝说无用，只是想缓解一下他心中的郁闷。不要说我，现在各级组织对知青中呈现出的失落情绪都很清楚，但他们也感到力不从心。只有极少数知青，还在难能可贵地想用自己“扎根农村”的表态，来挽回颓势日渐的上山下乡运动。我对12名知青“扎根”的精神十分敬佩，我自己或许也将在农村“扎根”下去，但我同时心里也十分清楚：大多数知青已经不再会有响应“扎根”的热情，而是反过来开始质疑“扎根”，并进而质疑社会的真实。

也许是一种巧合？

10月5日深夜23点，上级突然命令边境线上的武装民兵进行查夜，黑龙江沿线，包括整个古城的静寂被打破，四下传来阵阵犬吠。

第二天，10月6日晚20点，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分别向“***”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他们隔离审查。21点，华国锋、叶剑英在怀仁堂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机关。22点，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商讨粉碎“***”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粉碎“***”的这个夜晚，在黑龙江边境线上，大队党支部支委值班轮到我。这一天上级的命令是：所有武装民兵必须到连部集中，随时待命。

已经是下半夜了，随时待命的三十多个武装民兵怀抱钢枪，和衣而睡，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平静。

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夜中国的政坛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以为是对岸苏联有什么异常，想起了两年前抓苏联特务的一幕。

　　
　164、围捕特务　＇本章字数：164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6　09：40：01。0＇
那是1974年的6月23日，我在黑河师范学习即将毕业。傍晚，学校突然抽调了30名男同学，组成了一个民兵排，到地区武装部报到。

在武装部的大院里，每人领了一杆全自动步枪和20发子弹，跳上车直奔西岗子的曹集屯待命。

学校的一个辅导员、复员军人任排长，直到这时才向我们宣布：今晚的任务是抓苏联特务。说是在富拉尔基的沙滩上发现了刚埋下的一双苏式蛙鞋，苏联特务是从船上靠苏方一边潜水过来的。

夜里11点，我们从待命点出发，急行军走30多里地，穿过坤河、富拉尔基两个村屯。在坤河村外公路上小休时，为驱散蚊子，有人点起香烟。这时我们才发觉，这一点点的〃萤火虫〃足有二三里长，组成了一条长龙。

半小时后，前面队伍动了，后面的人也呼拉拉地站起来继续前进。有一个人站在在村口，低声重复地命令每一个人：“把烟掐了！”于是地下留下一片烟头，闪亮着，就像银河系里星星最密集的那一块。

来到山里一片高过人头的灌木林前时，已是6月24日凌晨2点多。太阳还没升起，但东方的亮光已经揭开白昼。朦朦胧胧中可以感觉到这里离黑龙江很近。

凌晨3点，天已大亮。上级命令我们排搜查这片灌木林。

我们压上实弹，踏进了齐胸高的野草和没顶的灌木。露水立即像雨一样泼洒在我们身上，倾刻，全身上下从里到外全部湿透，连鞋子的胶皮都被洗得漂白。

3个小时后，我们搜索到一个小山包前，这是灌木林的尽头，什么也没发现，只惊起了几只鸟。排长命令我们再从灌木林原路撤回。

乌云把太阳遮住了，非常冷。我们坐在土道上等待新的命令。

有人脱下了衣服，能拧出半脸盆的水。不知谁点起了篝火取暖，大家干脆脱得精光赤条，拧干衣服的水，放在火上烘烤。一夜行军又困又饿，有人睡着了。

我坐着抱枪眺望远处山脚下，如同细线一般的道路上，能看见不时路过的巡逻车队和一队队扛枪而过的民兵。

突然，一辆小型吉普车在我们面前停下，下来一个满脸胡碴、胖乎乎的军人。他气呼呼地上来就抬脚朝躺在地上的排长踹了两脚。排长光着的雪白屁股上留下了清晰的两只皮鞋底印。

排长坐起来，在朦胧中揉着睡眼，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只听那胖家伙大声吼道：“你为什么不听从指挥调动？为什么不去连部汇合？”

然后，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排长，骂道：〃他妈的，还是个复员军人呢！〃

突然，他瞥见有几支上了剌刀的枪倒插在地上，枪把上晾着衣服。这下他更来火了，气得跑过去把衣服甩得远远的，拔下枪扔进了吉普车。他肥胖的额上沁出了汗珠，累得呼哧呼哧直喘，双手叉腰，嘴里骂道：“他妈的，你们还要枪？要个屁吧！”

骂完，他转身上车，小车起动，绝尘而去。

排长连屁股上的鞋印也没擦就套上还湿漉漉的裤衩，怨气十足地对远去的吉普叫着：〃我们把枪都交了吧！奶奶的！〃

到连部汇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