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罢手的话,真相岂不石沉大海,永无重见天日的机会了么?”我急急问道。
“当初我何尝不是如此作想?其灰心丧气,就不必多说了。”驹正春好整以暇地又喝了一杯,才悠悠然接道,“人生在世,许多事都是这样:当你汲汲营营、寻寻觅觅,蹉跎了无数光阴,到头来一无所得。可是一旦不忮不求、无无碍,忽一日涓滴穿石、水到渠成,一切却豁然开朗了。”
时隔近六年之后,“中华民国”迫于形势、宣布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随即于次年二月赴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访问。驹正春在三月初接到新的派令,他的新职务是到外务省一个专门研究“两岸中国事务”的单位当专员。到差的头一桩任务是陪同一个叫邱永汉的商业巨子往台湾一行——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之所以派驹正春前往,自然与据闻即将于一两个月之内正式组阁接班的“太子爷”有关。
邱永汉原来并非政府欢迎的人物。此人对战后政府处理台湾事务之手段极为不满,于一九四七年愤而离台,前往香港参加“台湾再解放联盟”。一九五年赴日发展,先后担任过“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独立总同盟”、“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等组织的核心干部,也是知名的小说家和理财大师,到一九七二年时,他个人已然拥有十八个大小企业。此番回台湾,邱永汉顶着两面大旗:第一面是“宣布放弃台独、全力支持政府”;第二面是“投资台湾产业,以报效政府既往不咎的宽大德意”。在起程之前,驹正春当然不会不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邱永汉的目的是在台湾投资房地产,政府方面正需要足以在国际低荡氛围中凝聚民心士气的新闻。而在田中政府方面,则乐于暂时营造一个“对台关系稳固”之类的气氛,以争取时间研拟更周延细腻的“与大陆建立关系”的方案。
以实际工作内容而言,邱永汉能说流利的台语,人则老于世故、酬对敏捷,其实无须翻译人员,是以驹正春原以为这终须是一次十分无趣的旅行。殊不知抵台次日便有了意外的收获:“太子爷”派人致赠了一份礼物,另附一封短笺。礼物是仿故宫唐三彩陶塑骏马一尊,高可二尺,称得上气派珍贵;信上则感谢八九年前初次晤谈时所提供的“宝贵建言”,辞意恳切,颇能动人。然而谓之“收获”,则是在奉令前来的人物。
此人年约六旬,戴一副极厚的深度近视眼镜,生了满脸坑坑洞洞的麻子,穿一身几乎可称过时的中山装,浆挺洁净,十分严整。这老者应对唯唯,看来虽平易可亲,却有着沉静寡言的个性。驹正春是个拘礼的人,固然看来者是行走人等,仍双手捧上了名片,未料对方也掏出一张来回奉。驹正春一睹之下,不觉骇然,但见那名片上端端正正印着三个宋体大字:“李绶武”。
以驹正春对政府背景之娴熟,自然听过此人名讳:他原是“老头子”身边十分亲近的人士,早在一九五三年,即位居资政之要。是时编制尚无此职此衔,据传是“老头子”特别遴选的一批有如清客般的人物,由政训首领贺衷寒统御,可以算是权力核心最为倚重的幕僚。然而这个班子却在几年前无疾而终,外界既不知其首尾,便无从明了因由。如今驹正春一眼看出端倪,岂有放过之理?遂惊声问道:“李先生不会是那位资政罢?您怎么、怎么——”接下来的措辞该如何才不致失礼?驹正春无暇揣摩,一时竟至语塞。李绶武却温和地笑了,接答道:
“‘散馆’是常规定例,没有什么羞人的,驹先生怎么也拘泥起俗套了?”
“散馆”是明清官常用语。当时翰林院设庶常馆,新科进士朝考得庶吉士资格者得入馆修习,三年期满再考——成绩优异的,授以编修、检讨,“次者出为各部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驹正春曾追随我姑丈读书,一听便知道这“散馆”二字用得不卑不亢,还带着几分——自嘲自谑的诙谐,登时宽了心,连声称是。那李绶武却说了两句让他既愕然又恍然的言语:“下一次驹先生要是再想叫车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还是持此刺一示为妥。”
驹正春直觉以为,对方绝对不只是个替“太子爷”跑腿的信使;自其身份和谈吐判断,则李绶武之所以刻意暗示他追查富田利明的过节,不外是在提醒他:富田利明的确握有某些事实,只缘乎不可轻易示人,才断了线。然而这李绶武的名片为什么就派得上用场呢?驹正春略事思索,小心地反问道:“倘若李先生能为我解惑,我何必再跑一趟如今已易帜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呢?”
“我如果能为驹先生解惑,便不劳你‘再跑一趟’了。”李绶武此言用意至显:答案在日本而不在台湾,且非从那富田利明身上问讯不可。可是紧接着他又说了下去,“当年你应该也看见了,那富田先生带着一身孝,自兹而后,普天之下的庵清光棍皆有如惊弓之鸟,大都断了问讯。之后想要再重整旗鼓,宁非难于上青天了。试问:我若能踏出此岛一步、去见那富田的话,又何须辗而转之、请托于阁下这位伊贺方面的‘道友’呢?”
扯出老漕帮这个背景,无疑是李绶武蓄意“放水”的——他似乎是在点拨驹正春,我不怕让你知道我(甚至富田利明)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你的背景。纯以地下社会分子互不轻揭身份的惯例言之,故意称呼他一声“道友”,直等于带着些挟胁的意思了。不过李绶武并未得寸进尺,反而深深鞠了一躬,既庄重又真挚地说道:“贵我双方的关系或许朝不保夕,倒是咱们‘道友’之间的然诺信守要来得长远多了呢!”
按诸日后发生的事实,李绶武之言居然奇验无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荣和周恩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府”亦随即宣布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就在台湾各界再度发起抵制日语日商日货日药日服……的期间,驹正春已回到东京街头、再度拦下富田利明的计程车,道: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并授之以李绶武所交付的那张名片。富田利明显然会心同意,点了点头,以中文说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们‘帮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不妨。”驹正春道,“当时我为‘周鸿庆’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请将当年的情况赐告呢?”
富田利明应声答道:“军情原本很单纯。八九月间,祖宗家门有在情治单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爷子密呈了一条机密情报,说是有敌后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岛和山东半岛两地共军兵力分布图,于‘反攻大业’极有助益。只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个机械考察团到日本,有关方面会安排他在东京停留期间投奔‘国府’,得到政治庇护。换言之,只要此人进了大使馆,‘反攻大陆’就胜券在握了。这,自然是桩好事。可祖宗家门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到了十月初,‘老爷子’居然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把前情说了,还传下‘旨谕’,要我务必阻挠此事,否则国共两方一旦开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无辜百姓的性命。我是赶大香堂磕了几千个头拜师入门的光棍,不能不遵从‘老爷子’的‘旨谕’——”
“可是我听那位‘周鸿庆’说,他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只是个联络暗号,并不是真的‘投诚’。”
“这就是不单纯的方面了。”富田利明摇摇头,道,“前一次先生您拦我的车,也许看见我带着重孝。”
“是的,我记得。”
“那是给祖宗家‘老爷子’带的。他老人家差我干下那勾当之后,就叫情治单位给盯上了。人家暗里收拾罗织,具足一应事证,过了一年十个月,便把‘老爷子’当叛党叛国分子给处置了。”
“从政府方面的立场来看,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不瞒您说,‘老爷子’如若不死,我心里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头想出个蹊跷来。万一——万一这桩勾当从头到尾就是个计谋呢?”
“这又怎么说?”
“回想当时,‘周鸿庆’从下榻的旅馆出门,我把车迎了上去,一开门他便说了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试以常理度之,他若真要拦车去大使馆,岂便一上车就说中文?这是头一个可疑之处。其次一点,当时我只一心完成任务,慌慌张张加油上路,他又连说了几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又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说的联络暗号么?”富田利明接着说道,“帮会中人往来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须反复盘查。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你也答一句。如此答问,事先必有约定,多可至几十句,彼此才能放心。我日后回想起当日情景,越觉内中可疑:‘周鸿庆’一再追问‘你怎么说?’分明就是与人事先约定,有那么一套盘问应答的‘讲头’,可我接到的‘旨谕’里没有这套机关,哪里应答得出?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开入使馆区,照‘老爷子’吩咐,把他送到苏联大使馆去。从头到尾,我只在‘周鸿庆’下车的时候对他说了两句话:‘有什么要说的,去同里头的人说去。’这小子当然不死心,进了苏联大使馆还嚷嚷着‘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还有生路?可是中计的不只他一个,连我们‘老爷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杀人’的刽子手。”
“这又从何说起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两份兵力分布图哇!”富田利明道,“听说这小子一进去,就给扒光了冲水,连他身上的皴皮都没放过一块,赤条条给审了七八十天,翻来覆去只说上当,人已经疯癫了。”
驹正春闻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种落寞无助之感。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虚,则的确很可能正是那个暗中出资千万美元、款通大陆当局的人士在幕后操盘,两面放出消息——一则让“国府”最高层相信确有“周鸿庆”其人携带军情、假道日本、前来投靠;另方面则将部分联络暗号泄露给“老爷子”,假老漕帮厌兵恶战之手以除之,最后牺牲掉一个“周鸿庆”,进一步再借“老头子”的不测之威整肃了“老爷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辈的朋友,我私下劝你一句话: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会送命的。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鸿庆’被押回大陆之后没几个月——‘太子爷’已经派过一个神秘人物来日本调查了一趟。原本可能只是想找回那两份兵力图,结果却有了别的发现……”
无论富田利明或者驹正春,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爷”派的这个人就是魏三爷在我临行之前提到的龙芳。
和几乎所有早年政府所培植的电影制片人一样,龙芳也是行伍出身,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在大陆时代曾经参加过政治大学人事行政班的训练课程,而后遭逢抗战,分别在南京和重庆的“力行社”外围组织干过特务工作。抗战末期联勤总部设有特勤署,龙芳身兼总务、人事两科科长——一手抓钱、一手抓人,这是特务组织中常见的情况,主要还是保密所需,能将权责集于最少数的自己人最好。民国三十六年,龙芳率领联勤康乐队到台湾。未几,该队便改隶“国防部”总政治部,成立康乐总队,龙芳是为总队长。从改隶、扩编到任官,可以说全是“太子爷”身居幕后、一手促成,队中上上下下——包括厨丁车夫在内——通通都是情报人员;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娱娱人的歌舞演员所事者充其量可称之为“文宣工作”,实则他们正是“太子爷”效法戴笠所栽培出来的耳目。
龙芳之所以会投身电影界,有两个背景。其一,早年政府旗下最重要的电影机构——“中央”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公司)——的董事长、常董,皆与“太子爷”所亲近的领导人物有关,如王新公(衡)、马星野、戴安国、俞国华等。此外康乐总队本身也拍过些载歌载舞的所谓“康乐片”,颇受苦无视听之娱的军士们喜爱。龙芳遂知此中学问大矣,乃向“太子爷”自荐,愿“常在电影界效力”。
他的确不是因为看上了银幕所敷衍的浮华声色而自甘绝意仕途、成为影人的。务实其说,龙芳自一九五五年出为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厂长伊始,就肩负起“吸引华侨投资、拉拢海外人才”的任务,也看准了电影之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响力。一九五六年拍国、台语双声带的《炎黄子孙》,请京剧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学生之间省籍争执的女教师、最后下嫁草地郎。虽然是个说教故事,在当时,还的确以简化的方式纾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六二年,龙芳更筹拍第一部彩色剧情长片《吴凤》,目的自然还是宣扬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龙芳特别从香港请来了大导演卜万苍,起用在地新人张美瑶,摄影师山中晋、灯光师关川次郎皆自日本礼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冲印,可见其大手笔。连香港电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说:“龙芳我佩服,他比电影人更像电影人。”这句赞,语带玄机。其实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龙芳“一日特务/终身特务”的根骨,拍电影、干制片,都是为了情报工作。
如果把驹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龙芳的背景上一核对,自不难勾勒出来一些隐情。一九六四年三四月之间,龙芳在没有知会任何媒体的情况下只身赴日近月,返回后则对外说明:是为了和日本东宝电影公司谈合作,出借张美瑶拍一部叫《东京红杏》的谍报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终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过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蔷薇》。虽只易“东京”为“香港”、改“红杏”为“白蔷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事却完全不同了。当年龙芳受香港电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编郭嗣汾《红叶》。龙芳当时正忙着整治行囊,电话里匆匆交代两句,并嘱:“未必要忠于原著。”人便去了日本。我知他性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