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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果如孙小六所料：春节假期之后不久，一巷一号到七号的门前开始热闹起来。有时是穿着邮差绿制服的家伙骑着摩托车或脚踏车来回巡走，我听见其中一个还刻意向邻居太太打听，怎么这里会冒出来个“一巷”。邻居太太问那人要送什么信给什么人。邮差说没什么，只是地址怪怪的。邻居太太砰的声关了门，说怪怪的就去问乡公所。
乡公所也派人来查问了几回。最后一次发生在二月底，十六户人家里的十四五户主妇们像一群争着下蛋的母鸡，和那小公务员在门前这条大约二三十公尺长的“一巷”里议论着改地籍的细节问题。有的说去掉巷就可以，有的说去掉巷就要重新编号，有的说一旦重新编号则旧地址就算作废，那么邮件出了问题该谁负责，有的说一巷很好，没有二巷、三巷就是唯一的一巷的意思。那小公务员趁隙就问七号为什么没有代表来参加讨论。有一位太太答得好：“你要跟老鼠讨论什么？”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的确。我能跟这些人们讨论什么呢？我的论文吗？还是这种跟坐牢没两样的逃亡生活呢？
33 学术问题
我应该暂时放下茶园仓库里那两个怪老头的疑团，也暂时不去叙述接下来时不时前来骚扰我们的电力公司、水力公司和电信局工务组的那些个“人员”。我还是从美满新城一巷七号这座宅子内部的一些细节往下说去罢——
我写作论文的那张梳妆台是合板贴皮制成的，它的一只脚已经折断了，尽管我给垫了两本书在下面，仍是晃动不已。一写字，就有如坐上了一辆老爷车，东倒西歪地颠簸起来。这为我日后的写作生活伏下了很不好的影响——我几乎不能在任何平整安稳的桌面上写出一个字来。虽然我很厌恶所谓写作依赖某种灵感的说法，但是坦白讲，如果一张写字桌不能有那么点偏倾侧斜之势，我是一点灵感也不会有的。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孙小六的行踪暴露之后，他不能再替我搬运任何一本参考书，是以计划中皇皇三十万言的论文原本应该援引、摘录的古代典籍、近人论著和其他很可以充填篇幅的资料都没了着落。这使我的写作耽搁了好几天。终于在某日小五再度前来的一个周末中午，我再也忍禁不住，竟然坐在那张长板凳上啜泣起来。小五起先只是安慰我不要着急，总会想出法子来的。由于谁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她便又劝我，如果压力太大，也可以考虑暂时放弃，等以后当完了兵再慢慢儿找时间把论文写完。然而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办理休学手续得亲自跑一趟学校——能亲自跑一趟学校而无送命之虞的话，我又何必办休学呢？总之，我被困住了——不只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不能随意读我应该读或想要读的书是极其严重的一种惩罚。这使我真正地感受到囚禁的苦闷和失去自由的寂寞。我一面掉着泪，一面不断地跟小五说：“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没有什么别的话比这四个字更能体现我当时的心情。我起码说了三百次，且在意识的底层想到许多古今中外受过牢狱之灾、遭到放逐之祸的伟人——我相信他们在真正体尝着我这种心情的时候一定也不停地说着“我好难过”罢？
最后小五随口问了我一句外行话：“难道一定要读那些书吗？”
“什么意思？”
“不能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
就在我正要说“当然不能，这是硕士论文”的时候，灵感来了——我的眼前乍然一亮！为什么不能？我转身进屋，坐回那动辄摇晃颤抖的梳妆台前，伏案疾书起来。
从这一天起，我不再去想参考书的事。如果有需要援引古今中外著名经典或研究资料的地方，我就瞎编一个人名、捏造一个书名、杜撰一段看起来像是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说出、写出且恰恰可以充分支持我的论理的语言。坦白说，这样的勾当作来十分有趣，几乎像是上了瘾一般，我越来越觉得发明一个论文中的理据要比推演一套严整的论述或者归纳一个抽象性的命题来得更加迷人。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创造了一百三十二个不存在的人、两百零五本不存在的书、三百二十六则不存在的论述。如果不是因为缴交期限已至，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直到天荒地老。
在这种可以说是“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地写作论文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多想现实的问题。比方说，我是不是真能如期写完？就算如期写完，我又该用什么方法把手稿交给打字行打字、排版、印刷、装订？就算连这些都能顺利搞定，我又如何避得过那些撒下天罗地网，随时可以在大门外把我抓走的恐怖分子，前去参加论文口试呢？说句更实在的话，我连口试是哪一天、在哪里举行都不知道——我已经彻底和这个地遁阵之外的世界隔绝了。
但是，奇迹也因而发生。在茶园仓库的一场恶斗之后不知多久，孙小六发现我们的口粮已经没了，只剩下几根鳕鱼香丝和半包发了霉的王子面——连喂那几只大蜘蛛都不够。我也不记得究竟多久没有食物进肚了，然而，在那种极度饥饿的状况之下，人的头脑却变得非常清楚——我甚至一闭上眼就可以用一种视觉状态意识到自己脑细胞的运动，它们之中有的像变形虫那样蠕动，有的像蹦豆儿似的跳跃，有的如大雨敲窗之际相互并吞、溶化的水珠，总之活力旺盛到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步。连带地，贮存那些奇形怪状的脑细胞里面的种种资料也开始变成各种鲜活灵动的符号向我发出各式各样的召唤。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我双手环膝、眼睛瞪视着稿纸上飞速滑动的笔尖写出论文所需的字句之时，另有无数个可以名之为心象的画面也同时在我四周开启，它们的总数若干其实难以确实估算——因为每一个画面都随时闪烁、灵动着，只要我稍稍分神注意，就会立刻像进入一部我早已看得烂熟的电影一样，非但理解了那情节的事实细节，也知悉它的意义，更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我在写到先秦纵横家之学到汉代成为宫廷中为皇帝辩护的职业演说者必备的一种技术的时候，梳妆台旁的塑胶椅上方忽然呈现了一幕奇景，是一座三层高的四方楼台忽然倒塌下来的情形。接下来——几乎不假思索地——我立刻意识到，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罹难，受伤的也不过是六十四个魁梧健硕的中年男子之中的二三人而已。也就在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之际，我已经置身于倒塌的楼宇之中——却并不感觉压迫和窒息——我游刃有余地在地底的灰烟土雾中游荡飘移，看着这些人被八张大网兜住，有的网里人多一些、有的网里人少一些。可是完全无须数计，我知道他们就是六十四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这是非常怪异的一幕，一来它和我的论文内容全然无关。二来它也从来不是我过往真实人生之中的一个片段。三来它也绝对不是我曾经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或戏剧里的某一场面。然而我对它却如此熟稔——毋庸继续看下去，我已经知道这是一群在光绪年间被天地会洪英诓骗构陷的老漕帮庵清元老，他们差一点遭到活埋，而那一栋倒塌的楼宇叫“远黛楼”，乃清代著名建筑巨匠钱渡之的后人所建，此楼的确有个机关，能害人，也能救人。整段故事原来出自署名“陈秀美”者所撰的硕士论文《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之中。质言之，由于饥饿——也许再加上与世隔绝的恐惧或焦虑罢——我所读过的书里的每一情节都开始向我包围进袭，且以鲜明无比的影像一再迫令我凝视着它们。
对我而言，这种前所未有的经验其实是极其迷人的，仿佛我所读过的书——无论它们多么枯燥乏味、陈腐失真乃至错讹连篇——都在以一种活泼泼、热滚滚的魅力向我展现生命。在这一大片你叫它客厅也好、书房也好、卧室也好的底楼空间里，容有不下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生命。书的幽灵。白纸黑字的魂魄。就在我即将变成饿殍之前，前来向我作完美的告别。也一如在人世间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情况——走在路上你会碰到似曾相识的老同学，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或者是在某处读到了一个名字，你知道那是你的老朋友，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长相来——这些充塞在我极度疲惫的身躯四周的影像之中也有令我觉得非常陌生、似乎从来没见过，换言之，有些我读过，可是显然已经遗忘掉的内容也从记忆的角落里赫然浮出。
在梳妆台的右侧，也就是楼梯下方的三角状区域里，地面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蕈菇，前后院的天光根本触抚不着，是以幽暗有如泼墨般深浓的夜色。也就在这个地带，上演着一些我自觉并不熟识的情节——它们仿佛各自从我所阅读过的书里散落出来，像脱了串线的珠子，孤独地闪烁着。这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终于停下笔，让汉武帝和他的语言侍从之臣自脑海中暂时引退，开始以一种玩拼图板的心情去仔细审视那画面。我隐约察觉自己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出于某种真挚的情感——我对任何活着的人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情感，可是对于这些被记忆弃置在角落里无依无靠的片段，我自认有义务要替它们找回上下文的联系。这样做（至少在当下的直觉里）要比完成一部看似怎么也写不下去的硕士论文来得重要得多。
其中一个片段出现在五六朵沿着墙壁踢脚板和磨石子地之间冒生的木耳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走在一条古老的、东西走向的街道上，他来回走了好几趟，好像是在犹豫着要不要走进街边一幢楼宇中去。那楼宇前有小院，院墙甚高，门楣右边挂着亮漆木牌，正楷雕刻填墨的六个大字是“南昌剿匪总部”。年轻人的鼻梁上挂着副酒杯底一般厚的眼镜，看似是读过书的，一身褐布长袍倒也十分素雅，既不像匪类，亦不像剿匪之流。可正在他这么踌躇逡巡的当儿，楼院之中猛可冲出两名枪兵，一边一个、将年轻人拽进这总部厅堂中去，再直奔二楼，扔进一个门首挂了“谍报科”招牌的房间。里头一张大会议桌，绕桌摆着十几把带扶手的藤椅，可是只坐了五个人。一个才见这年轻人的面便皱起眉峰，操湖南话说：“又来了！伯屏，自从你把那叫花子弄进来行营，就跟菜市场差不多了。”湖南人身边一个说浙江土话的中年人也抢着道：“昨天、前天、大前天，一连多少天了？洒度每天拖出去的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是不是真细作谁也不知道——”说到这里，一旁被称“洒度”的小胖子也开了腔：“我处理得手都软了。你想，不处理嘛，任他们探头探脑，说不定哪一天飞檐跃壁闯进来，走漏了情报，岂不坏事？要说处理嘛——老实说，我也搞不清楚这些人是匪不是，有一个失手错杀，毕竟对不起老百姓。你又成天价在外奔走号召江湖人等，等哪一日我处理到你的人马——伯屏！你可别怨我。”
被称做“伯屏”的人是张长白脸（我认得他，在我记忆较为深刻的书里，他的名字是“居翼”）——此人尚未及答话，长桌尽头另一张藤椅中一个缩肩沉腰垂头翻白眼的四川人却瞄了瞄给按倒在地上的年轻人哑声说道：“前些时我说过，只要是‘同志’，就留着；可如今混充‘同志’的车载斗量，叫你我从何拣选？衷寒说得对，眼下行营果然同菜市场差不多了。听说头几天贵科还一口气收进来两个闹示威的学生，这要是让‘老头子’知道了，岂不又讨一顿排头？”
这厢的居翼显然是因为官卑职小或年事较轻之类的缘故，神情虽十分自负，却仍透着些许谦抑之色。他直挺着腰板，随时点着头，仿佛将这四个人的责备都铭记于心了，才开口说道：“贺公、康公、蒋先生、余先生，先要跟各位报告的是那两个学生不是咱们‘收’进来的，是‘请’进来的，而且是‘大元帅’本人的意思。”
另四人闻言陡然变了脸色，一阵咿呀噢唔之后，操湖南腔的低声问了半句：“怎么着？”
“听说是老漕帮当家的万砚方给荐的。”居翼道，“一个是个医道，据传远祖为少林医术所传，‘河洛二汪’之一汪硕民嫡出的汪家医一脉——”
“哎呀！”小胖子“洒度”忽然作声弹起，道，“莫非是曾经替前清总督何桂清治过病的天医星汪馥的后人？”
“不错，”居翼面无表情地继续说下去，“这人年方不过三十，已经堪称直鲁豫第一神医，外号人呼‘痴扁鹊’，本名汪勋如，正是那汪馥的后人。另一个么，来头更不小——”居翼说到此处，忽然顿了一下，扭头却朝匍匐在桌前的年轻人身后枪兵一抬下巴，示意把人给拽起来，才道：“这位老弟！久仰你济宁李氏一族饱读群书，博学多闻，我且考考你罢——那老漕帮在光绪年间曾有苏州河畔远黛楼的一场劫难，请教当时不动一刀一枪却救下老漕帮八八六十四位元老的是什么人呢？”
这么一来，围绕长桌而坐的四人不觉怔了怔，各自暗忖：不意先前在行营门外探头探脑这年轻人也有出身来历，只不详何为“济宁李氏”。正狐疑着，却听这姓李的年轻人扶了扶眼镜，又挥了挥袍面上的土灰，才道：“此人有姓无名，想来是远黛楼塌了之后刻意隐埋所致。不过其祖上是个乞儿，亦本无名姓，只不过曾在乾隆年间为钱箨石建了些宅第，便跟着姓了钱。你问的这人应该是姓钱的。”
几乎是不假思索、一气说完之际，居翼那一张马脸蓦然往横里一绽，露出两排既方又白的牙齿，道：“果然我谍报科的同志们没白当差——你老弟就是尾随叫花子而来的李绶武罢？”说完根本不等这年轻人答话，脸上笑容乍收，转回去朝桌前诸人肃声说道：“咱们先说那另一个，那个人叫钱静农——当年老漕帮远黛楼之难能够大劫不死，要多亏了这钱静农的爷爷。”
“那么，”被称做“康公”的四川人这时忍不住插嘴问道，“不管他是姓汪的、姓钱的，也不管他祖上何等煊赫，万砚方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