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文书店。
此外——不知是否出于我主观的附会——由于一九六七、七二和七七年这三年之间各相隔五年之久，我便不停地在想：什么事情是每隔五年发生一次的？以及什么状况之下会使得这七本书中的后四本要每隔五年才能出版其一？这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问题，可是，它也像我经常打的一个可以名之为“皮下痒”的譬喻那样，暗暗搔动着我：五年。每隔五年发生一次。五年一本书……
我于是干脆把这七本书的书名、作者、出版年月依次列了一张表，抄写在书卡上：
〖《食德与画品》 魏谊正 1965。11
《神医妙画方凤梧》 万砚方 1965。12（上市时作者已殁）
《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 汪勋如 1965。1
《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 陈秀美（疑为钱静农化名） 1967。1
《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 陶带文（即李绶武之化名） 1972。1
《七海惊雷》 飘花令主 1977。1
《奇门遁甲术概要》 赵太初 1977。7〗
之后，我又在书卡上端写了斗大的“人文书店”四字，并附上了这书店的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
反复读着这张卡片，我的思绪非但不曾变得清晰，却越来越糊涂了。窗外的雨势倾江倒海似的浇注下来，天色在不知不觉间益发昏暗——而我，或许是由于一直在缓缓沉入阴暗的过程之中，是以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直到“咔”的一声，室内灯光乍亮，我才犹似惊梦乍醒一般打了个哆嗦，发现午睡刚醒的家父站在卧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口上，他捧了杯显然已经只剩茶叶渣子的茶水，问道：“看书怎么不开灯？”
我说没有看书，在看卡片。他说有什么分别？然后迈步去给茶叶冲水。这我才忽地想到：这老人已经从“国防部”退下来好几年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起看报、剪贴（如果有的话）我发表在副刊上的文章，装帧成册，然后等邮差来收挂号信（如果有的话），跑邮局、存汇票，接下来的大事就是吃午饭了。饭后他会趁晴天去打个网球，趁雨天睡个午觉，阴天就抱个球拍犹豫着该打球还是睡觉。生命中已经没什么太大不了的决定——他已经完全从古人的战场上撤退下来了。
家父在冲他那杯已经冲不出多少颜色来的茶水的时刻，我随手将先前抄出的那张卡片扔在几子上，被一个念头如此打搅：我怎么还是离不开这里。而家父则十分困扰地坐下来，一面问道：“怎么有股子尿骚味儿？”
也就差不多在他抽动着鼻翅到处嗅闻的时刻，不意间瞥见了小几上的那张书卡，他第一眼没仔细看，想想似乎不对劲儿，又看了一眼，口中发出我们山东人最常使用的一个语气词——带有惊诧、疑问甚或不满的诸般况味——“咦——欸？”这语气词的读音应该像“爷？”
便在这一声突然发出之际，他手中的茶杯也落了地，砸了个碎尸万段，连家母都从后院里急急喊了声：“怎么啦？”家父谁也不理，只垂手拾起那张书卡，看了个仔细，然后深呼吸一口，转脸对我说：“这是你的字嘛！”
家母这时已经进了屋，一边擦着发梢的雨珠子，一边抱怨杯子打了也没个长眼睛的会扫一扫，说着，又去找笤帚去了。
“好好儿的你怎么会去看这些书呢？”家父抖了抖书卡，作势要还给我的样子——忽然又后悔了似的缩回去，又端详了一阵。
“高阳给我的，这是他的遗物。”我一向不骗他，所以净拣些不重要也不伤实的部分跟他说。
家父点点头，道：“跟你老大哥没关系罢？”
“我多少年没见到他了？”我说，当下心念电转，不知怎地居然立刻想到了红莲——倘若牵丝攀藤、探其缘故——应该说是我先从老大哥和万得福在将近十年前给我看过那一首艳词想起，其间可不是好多年没再见过他们了？想到那艳词，自然想起这十年来时不时与我同修肉体欢愉的那女人。就在这中间，家父又问了我一句什么，我没听见。他着急起来，咬牙切齿地喝道：“你说啊！”
“说什么？”我从红莲丰耸挺立的乳房和修长白皙的美腿之间挣出来，浑身一片燥热。
“你去过这个‘人文书店’了么？”他指了一下我抄在书卡空白处的四个大字。
“我去那里干吗？”我一面故作轻松地反问着，一面猛里抽身而起，觑准他颤颤巍巍的手，一把抢回那书卡来，心想，你这样紧张兮兮，我不去走一趟人文书店才怪呢！
家父这时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意，抬手扶了扶眼镜，抹一把脸，又搔了搔后脑勺，好半天才放低声跟我说：“这些人千万可别招惹，一个弄不好，什么样的臭事都会跟你一辈子！”
他的话、红莲的话、孙小六的话，用语不同，可是意思却显然是一模一样的。仿佛写这几本书的老家伙真是那种魑魅魍魉一样挥之不去、驱之不走的鬼东西。然而越是这样恐怖其说，反而越是挑起了我无限的兴趣。只不过此刻的我已经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了，已经很能够巧妙应付，甚至操控我自己的父亲了。我于是俨然像个和他一般年纪的成熟男子那样摊掌向椅子一比划：“坐，爸。”
他——可以形容为“乖乖地”一屁股陷进椅垫里，感慨万千地说：“你——唉！不能再让我们操心了。”
家母听见这话，连一秒钟都不肯停，立刻接着道：“你跟他说这话就好比放屁一样，老大不小了还是孤魂野鬼一个——人家小五等去等来等来等去要等到哪一年、哪一月？不让人操心？见鬼了他！”
碰上这种责备，我的惯常反应是抱着一叠书本冲回房间，并视情况严重与否而决定要不要反锁房门，或者索性逃出家去，随便找个什么清静的所在读它几个小时。然而这一天，没等我作出任何反应，家父却豁地回了头，以我从来不曾见识过的凶狠态度对家母说：“你给我闭上你的碎嘴！”
家母活了七十多年，照说是从未接应过这个阵仗才对。她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珠子越瞪越圆，圆到差不多接近彭师父常在手里把玩的三颗银丸子那样。我猜她并非气忿，主要还是惊讶——漫说她无法相信有朝一日家父竟然会如此讲话，且对象居然是她。连我都吃了一惊——家母就那样瞪眼看着他，过了大约有十秒钟，才像是回过心神，手上的笤帚和簸箕齐齐撒脱落地，人已经朝屋后的小院子里走去。
家父当时心里如何作想，我是不得而知的，可是他在下一瞬间似乎就忘了他和家母之间突然发生过一次史上空前的严重龃龉，但见他伸出右手食指，隔空朝我点了点，道：“我告诉你，不管这些书是高阳还是矮阳的，也不管它是遗物还是国宝，总之你是不许再读了！全放下。我也敞着跟你说，我会把它烧得一干二净的。”说着，手一翻，掌心朝上，意思再明白不过：交出来。
我当然不肯，却假意点点头，抬脚勾起地上一个书袋，一气儿把所有的书装进去——还顺手将高阳自己写的一大叠文稿塞在最底下——一面问说：“是你烧呢还是我烧？是连着包儿烧呢？还是不连着包儿烧？”
家父也许是没料到我会答应得如此爽快，反而迟疑了，他“嗯哼”了半天，才道：“都行，总之是烧了。”
“我总得知道为什么罢？”我偷眼觑了觑自己和房门之间的距离，分心想着：该先移退到长茶几的另一侧，才好一步跳过去，开锁出门。
“可以告诉你的。”家父低声应了一句——这是十二万分令我意外的答复，一时之间，我竟然忘了要逃走的那个打算。但是，他只停了一秒钟，又接着说：“可你得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惹上这档子人物和差事的？”家父猛抬头，扶了扶眼镜——这是表示他认真起来的一个下意识的动作——随即冒出一句像是隐忍许久，终于按捺不住的话：“你招惹上‘警备总部’的那几个牛鬼蛇神的事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我的确想了好半天，才模模糊糊有了一丁点印象——他说的会是十年前闯到我宿舍里去翻箱倒柜，后来又被孙小六给打了个七荤八素的四个猪八戒吗？
“没错儿！”家父叹了一口气，道，“人家叫你伙着不知道什么来历的一个流氓给打了一顿，伤了两个、残了一个。你以为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你以为这是村子里小太保闹意气，打破头拉个手就过去了？你以为满世界都是像你似的一班小孩巴芽子家闹俚戏？你以为读了两本书、写几篇文章，就成了他妈的英雄人物了？你以为你在外头瞎闯胡荡的和家里人沾不上一丁点儿关系？你以为人家放过了你，难道就顺丝儿成理也放过了我，放过了你妈么？”
他从来不曾用这样的语气跟我（或者任何人）说过话，我感觉非常地不习惯，这种不习惯的感觉要比挨骂本身还窝囊。坦白一点说，是这个刹那，我忽然不认识陷在椅子里这憔悴但坚决的老人了。我已经不知有多少年没被他训斥或责备过，简直忘了他还有训斥和责备人的能力——以及地位了。这也恐怕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我重新体会到畏恐父亲的滋味。于是我结结巴巴地把老大哥受伤入院，万得福和老大哥向我请教《菩萨蛮》藏字谜语，四个猪八戒找到宿舍来，以及孙小六出手助拳的几个片段都说了；唯独没提红莲，我认为那可以是无关紧要的——起码在我自己尚未摸索清楚的拼图板上，红莲只是一个我过去十年来从未想要进一步拥有，或者退一步舍弃的性伴侣。我们这种见了面脱衣服，办完事道再会的关系是一种家父就算再活一千年也无法理解或谅解的关系，我当然说不出口，也当然不认为有什么值得说的。所以我省略了这个部分，并以为这个部分之于家父，就该像是无穷无限的宇宙奥秘之于凡夫俗子一般，绝对是可以错身而过的一个问号。
可是我错了。家父听完之后，缓缓睁开了眼皮，一双或许是因为长年罹患糖尿病而略显向外脱眶，看起来不能聚焦凝视的眼珠子在千把度的近视镜片后头迅速眨了几下，沉沉问了句：“那么欧阳昆仑的女儿又是怎么一回事？”
28 大迷藏
我曾经在快要说起欧阳昆仑的那段往事的时候稍事盘桓，转头述说着红莲同我之间倏忽燃烧起来的一切。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如此写的：“‘老头子’没想到的是居翼要上山东不为别的，只为了邢福双说过的八十四颗沉河的佛头。这，也才引出了欧阳昆仑从拍花贼手上救出个小女孩儿的真人真事。关于此事，得从我那彭师母身上说起。但是我非先绕回头说红莲和孙小六的事不可。”
那是因为红莲乃至彭师母所得知的关于欧阳昆仑的一切都过于简略——她们从来没有像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史政编译局公务员那样认识过欧阳昆仑。而身为“国防部”史编局里一个官卑职小的研究者，家父从未见过欧阳昆仑——或者应该这么说：家父一直怀疑他见过欧阳昆仑，但是苦无实证——显然，要弄清楚这疑惑成为一个占据他思索、情绪乃至影响了他的人生目标和态度的重大任务。我甚至可以如此断言：恐怕正是为了弄清楚他是否同欧阳昆仑有过一面之缘，他才在一九五三年经人介绍，进入“国防部”任事的时候，自愿到史编局干一个介乎抄写手和工友之间的临时雇员。又在尔后历经无数次公务人员任用及升等考试，从“禾头委”经“草头荐”而“竹头简”，一步一步、一级一级爬上他退休之前的“简任一级编审”的职务。也正是这个近在咫尺、生养我三十多年的、大半生耗在故纸堆里率领古人上战场行军布阵的老人，让我发现了我一直以为只有在离家千万里以外才有可能挖掘到的动人故事——那些散落在人世间充满悲欢离合的秘密。
这个发现的起点，可以从孙小六在青年公园摆下“天遁阵”的那几天重新说下去——
我和孙小六在那个阵里待了几天，只在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踩着一定的步伐，沿着一定的路线和方位进出一回——如果到了时辰交接的当口，就要约略作些改变。我只知依着孙小六的吩咐切实做去，既不知道那样歪头踮脚地走路有什么道理，也不知道如果不那么做的话会出什么纰漏。然而，我是一个对“故事”极其认真的人——虽然那时的我小说写得极做作、极庸俗，但是不可否认：我非常容易被任何人的任何言语所打动，只要那人肯给我一个故事。
孙小六在那几天里给了我几个可以用“说不完”称之的故事。第一个故事里有个大牙爷爷——让我假设他就是汪勋如。第二和第三、第四个故事里也都少不了那些踪迹飘忽、行事神秘的老头子，只不过他们的出现分别在孙小六七岁、十二岁和十七岁上——换言之，孙小六已经能稍知人事，甚至很懂点儿事了，是以后来这三个老头子便益发鬼祟，非但在孙小六面前不肯彼此直呼对方的名字，他们甚至不愿意出示本来面目，脸上总罩着一层棉麻之类材质的面纱，或者是菜市场里地摊上常见的妖怪面具。一九八二年的第四个老头子自始至终以一种新上市的套头皮膜子面目出现，那皮膜子的脸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一模一样。孙小六向我缕述这三个人如何将他诱骗、拐架之后授以奇门绝技的时候，所用的称谓都是“第二个爷爷”或“纱布爷爷”、“第三个爷爷”或“面具爷爷”，以及“第四个爷爷”或“里根爷爷”。“纱布爷爷”一样是把孙小六囚在重建之后的新生戏院里——而且这一次“纱布爷爷”自己放了一把火，没伤着人，火势也迅速控制住，不到一个小时就扑灭了。可是戏院又不能开张，而“纱布爷爷”则可以安心在里面传了孙小六一大套“奇门遁甲术”。
在初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时地会插嘴打断他，告诉他“我所知道的奇门遁甲”只不过是一种和算命、占卜或星相之学相似的东西，哪里会有什么神通。孙小六则不时地这样答我：“我有时也不相信，我现在也不愿意相信，可是我们随时都可能陷在一个阵里，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陷在哪个阵里，又怎么可能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