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神秘、颤抖的方式刺激着你的中枢神经，却不让你辨识出它真正的位置的一种痒；鼓舞着你、怂恿着你、挑逗着你重温一个秘密——你太想再确认一次、再确认一次它是不是真正值得的秘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八二年底的事，我二十五岁，还可以在研究所混半年——这半年写不出论文来，非但得入伍当大头兵，连拖磨了四年的硕士学位也算泡汤完蛋。可是我真正关心且只愿意关心的事是红莲什么时候会再度出现。我想念她。
那是一种从来不曾从我体内浮涌而出、抵挡不住的情感——我开始想念一个人。也许我该说得更坦率一点：我想念她的身体。这种想念里绝对掺杂了一种关于遗忘的懊悔在内，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犹如忘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那样——一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躺在床上，闭起眼睛，幻想着红莲再度匍匐近前，压伏在我身上的模样。然而很快地，也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已经不能记得她的长相。一切似乎都是非常模糊而不确定的。她的长发、她的皮肤、她的躯体的每一个看来新鲜又饱满的部位，那些影像不时地会溶化成完全不同于原貌的东西。有些时候，红莲的脸会变成小五的脸，有些时候又变成自助餐店送我辣椒小黄瓜的老板娘的脸、彭师母的脸、我研究所乃至大学同班同学的脸；还有一次是家母的脸，那一次吓得我猛地坐起来，拉伤了腹肌。
可以名之为一种惊恐的，我不停地问自己：难道要直到红莲下回再突然出现为止，我都无法再想起她真正的模样儿了么？难道我的记忆力就是如此之薄弱，以致转眼便不再能看得清自己曾经那样亲近、那样狎昵的对象了么？难道我在和红莲拥抱、撕咬、纠缠、抚触的那每一个片刻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消失、隐遁，再也回不来了么？难道——最令我难受的是——难道我一定要这般牵挂着另一个人么？
整整一个礼拜过去，我只能做两件事：昏昏睡去之后不知何时醒来，醒后拎着个矿泉水的空瓶子到饮水机的龙头底下接水，再拎回房间里喝一半，剩下的一半像那天红莲所做的一样，从头顶往下浇淋，直到浑身湿滑冰冷。
最后不知道是缅甸还是越南发现了我。总之他们几个合力把我架到新庄省立医院里去吊了几瓶点滴。我还记得泰国认为我读书过于用功，以致神经耗弱，造成心因性的厌食——其实就是潜意识地想自杀，以逃避缴交论文的大限。医生告诉他：应该不会有这么复杂，我只不过是营养不良而已。马来西亚则偷偷对我说，他认为那医生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对我眨巴眨巴右眼，道：“你谈恋爱了，对不对？”我说放你妈的狗臭屁。
我在省立医院住了两天，打了十六瓶也许是糖水、也许是盐水之类的玩意儿。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医生以非常严峻的语气告诉侨生们：不可以再让我一个人住在宿舍里了，得把我送回家去，让家人照料调理一阵。
就像从酒馆里打完架回学校的那一次一样，我躺在马来西亚的怀里，坐在马来西亚右边的泰国一路上轻轻拍着我的腿，叫着我的名字，只不过这一回越南坐在右前座，开车的是缅甸而非红莲。他们不让我自己坐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怕我撑不住。我身体下面垫着条大褥子，活像个婴儿——载着这个婴儿般的我，他们开了一个小时的慢车才把我送回西藏路——我不知有多久没有回过的家。
没错，我的家，西藏路一百二十五巷临街第四栋四楼公寓的底楼，隔着一百二十五巷——这巷子可以会车错驶，比一般较窄小的街道还宽绰——对面就是莒光新城了。莒光新城不知道已经盖好多久，住户似乎都已迁入，窗光鳞次，透着白、透着黄，有人家怕热不怕冷，大冬天还开着吊扇，将室内的灯光闪得忽明忽灭，打赌那一家子日后都要得散光眼。我缓缓下车、踩踩稳，扫视一圈这个看来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彻底逃脱的环境，竟然有一种想要掉泪的感觉。马来西亚很不识相地搂搂我的肩膀，说：“还是回家好，对不对？”他说的也许是他自己的心情，我应了他一句：对你妈个头。他笑了，很以为看穿我的心事是件值得会心得意的事。缅甸喊了声保重，然后，四只分别来自四个国家的手从四扇车窗里朝外伸着、摇着，不一会儿转出了巷口，我依稀还听得见他们全无半点忧愁烦恼的笑闹声。
我站在红砖道上，抬手摸一下透着白光的那扇窗户外的铁栅栏——里头灯影之下坐着的当然是家父。向前走五步，我又摸了一下透着黄光的那扇窗户外头的铁栅栏——家母也仍在房里，应该已经睡熟了。我忽然迟疑起来，打从每一根骨头的深处（甚至可以说是骨髓的深处），冒上来一股异常浓重、强烈的羞赧之情来。
是的。我居然如此如此地害起羞来了，像是做了一件绝对见不得人的、天大的坏事，且为世人所知，而我不得不面对。套句村子里最凶悍的徐老三当年的名言：“就好像正在卯管卯到爽歪歪的时候门窗大开，被一马路的人都把到了的那种糗蛋法儿。”徐老三教我们这种黑话的时候他还只是个高中生，还没混成个大军火贩子；我们也都还在念小学，根本不知道“卯管”就是手淫。“把”就是看、“糗蛋”就是尴尬到极点的意思。可是我们都跟着笑，觉得长大到徐老三那个样子刚好，刚好天不怕、地不怕了。
可是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刚有过平生第一次的肉体之欢，却丝毫没来由地、像个孩子一般地感到羞赧。仿佛咱们张家门儿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被我丢光了一样。我掏出钥匙，正要往锁孔里插，猛然间又像在公厕里撒完了尿那样抖擞两下又赶忙把它收回来，一串钥匙被我抓在口袋里“晃郎晃郎”响了不知有多久。等我再逛回一百二十五巷的窗边，发现连家父房里的日光灯也熄了。在那样前所未有的、令人羞赧不安的夜里，我忽地想到两个字：寂寞。也就在那一刻，四周无际无涯的静谧与幽暗之中传来轻轻的一声呼喊：“张哥！”
声音是从巷子对面莒光新城楼下的一个门廊深处传来的，正当我不知道该不该应声的刹那，那人又喊了声：“张哥，是我——小六。”
孙小六，十七岁的青年——比当年的徐老三还要大上一点——从门廊里忽一闪身，犹如一头拉拉山里出没的黑熊。也许是我的错觉，其实他并没有变得太高或太壮，也许他真的长大了许多，只是我在惊愕之余不免夸张了那一瞬间的感受。总之，我愣了几秒钟，还没想到要不要走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欺身过来，站在我的面前，夜色中龇着口白牙对我傻笑。
他的身量显然要比我大上一号，可是稚气未脱，笑起来十足还像个小学生。上身罩着件只有快要老死的人才会穿的藏青色盘扣夹袄——显然是从不知道哪个爷爷辈儿的亲戚那儿接收来的，反而应了流行。那两年吹中国风，巴黎伦敦米兰纽约都看得见无肩线、前开衩儿、绲边带盘扣的唐装零碎。不过我敢打个一百万新台币的赌，孙小六根本不知道这些——看他的下半身就清楚了：那是条地摊上九十块钱一条买来的所谓牛仔裤，和真品一样下水缩三寸，但是晾干之后再也挺硬不起来，村子里的小伙子喊道这种裤子叫鸟崽裤，取其烂鸟不硬之义。再往下看，嫌短的裤脚在踝上半尺就打住了，该有袜子的部位没有袜子，光板踩着双棉布鞋。我上下打量了他两回，想不起该同他说什么，只好指指他脚巴丫子，道：“还是小五给你缝的鞋？”
孙小六似是有些儿得意地点点头，道：“我姊也给张哥缝了几双，还老问说张哥什么时候回家，她要我给送过来。”
我也点点头，接着便想不出什么可以和他搭讪的话了。可这么继续聊下去对我很要紧，因为比起掏钥匙开门回家来，我情愿在这寒风刺脸的街道边多站一会儿。妙的是孙小六似乎也没要走的意思，而他大约比我更不会找话闲扯，支支吾吾了好半晌，我不知哪根筋不对了，忽然冲口冒了句：“你现在还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我用大拇指和中指打了个榧子，接着说：“好一阵不见人么？”
孙小六把脸垂得不能再低，看他的鼻翅和脸颊似乎是笑着——那种小孩子家害臊而不得不应付场面的笑——一只手使劲儿往后脑勺上反复抓挠，最后实在不得已的样子，才迸出一句：“真的没办法啊！”
“什么东西没办法？”
“我也不想离开家，在家多舒服？可是没办法，我要是不去才要倒大霉呢！”
“你是给人绑了票？”我越听越觉得奇怪，一半也因为这可以是个话题——反正他不说，我就穷问：一问下去，就想起一大串往事来。想起了什么，我就再问下去，总然不急着进门。
他不答我，拿棉鞋往红砖上磨蹭，顺着砖面上的古钱印子打转，转了一圈又一圈。
“那一年我们在这边顶楼，你还记不记得？”我用下巴朝身后的莒光新城昂了昂，“你玩人家楼板上的钢筋，结果弄弯了好几条，还把那些钢筋胡乱插在暗处，有没有？”一面说着，我已经想起一个可以诓骗他一记的好主意——
“我不记得了。”孙小六顺势回身望一眼那楼顶，眨巴眨巴眼，狐疑地说，“是我爸揍我的那天晚上吗？我不记得有什么钢筋啊！”
“你当然不会记得，可后来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我强忍住笑，一本正经地瞎编下去，“你只不过是手痒，随便捡几根钢筋来弯一弯、杵一杵，可是谁知道呢？人家在顶楼施工的泥水匠怎么会想到有人那么手贱，在暗处设了机关，结果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倒霉鬼给绊了一跤，从电梯洞里摔下来。”
“死人了吗？”孙小六这一下慌了，两只眼睛瞪得铃铛大。
“从十二楼上摔下去，你认为还活得了吗？”接着，我告诉他有四个五十多岁，穿青年装的老青年来查这件事，发现顶楼地上的钢筋环并不是原先的设计，他们非常仔细地找出几枚“十分可疑的指纹”，发现那指纹竟然是一个小孩子的。说到这里，我刻意做出一副轻松自在的模样，抬手拍拍他的肩膀，道：“反正已经过了五年了，你也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那时候没找上你，现在当然也没理由再找你，对罢？”
可是——一如我所预期的——孙小六益发地紧张起来，两只垂在身侧的手掌不停地在鸟崽裤的边缝上搓着。最后，仿佛下了个极大的决心似的开口问我：“那我还是有罪吗？”
“过失杀人，当然有罪。不过那时你还小，应该不会判你刑的，顶多你爸要进去蹲几天，管束不周嘛——不过还是要看他们抓得着、抓不着你就是。”
“我不能再给我爸找麻烦了，他会掐死我！”孙小六一面说、一面急急回身，跑到对面大楼门廊前的石阶上反身坐下、起立、又坐下，用双手掩住脸，十只手指头尽往发根深处插搭。我继续朝我设定的计谋走上前，说下去：
“奇怪了！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你可以让人‘找不着’你，人找不着你你担什么心？”
“我是无所谓。”孙小六依旧愁着一张脸，环臂抱膝，遮去鼻口，声音倒像是从裤裆里发出来的，“可是不能再给我爸妈找麻烦了，我已经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你是说你动不动就要离家出走，一去就跟死了一样？”我锁住他的话，同时往他身边的石阶上一屁股坐下，把声量放低，“真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去了哪里？”
孙小六却不再言语了，把个脑袋又埋进臂弯里，就像我们小时候常干的那件事——使劲儿闻自己放出来的屁味那样。我又追问了一句，临时还想出了一套拐他吐实的说辞：“你要是肯跟张哥说，张哥也许还有办法救你；你要是一个劲儿装哑巴，那几个穿青年装的哪天又想起你来，我可是一点忙都帮不上的，我告诉你。”
“张哥要我说什么？”孙小六依旧埋着头脸，跟他自己的鸡巴说。
“第一，你在外面瞎混，有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孙小六说，“家里是不知道的，外面的话——张哥，你也清楚，不管混什么，总不能一个人混嘛！”
“那你是混哪里的？‘血盟’？‘血旗’？‘飞鹰’？还是‘竹联’？”
“不不不！张哥，我没有混那种。我是学手艺。我师父不准我混那种的，张哥你搞错了。”
“好。我再问你第二，如果是学手艺，为什么五年才学一次？一次要学那么久，还都不同家里联络？你已经搞了几次了，三次总有了罢？”
“四次了。”孙小六嗫嚅着说，“这一次我才刚到家，还没进门呢。”
接下来我再问他：学了些什么手艺？跟什么人学？在什么地方学？学到个什么程度……他通通不答，仿佛趴在臂圈里睡着了一样。我只好使出杀手锏：“我忘了告诉你，那四个家伙还去找过你师父。”
一听彭师父，他果然发了怵——脖梗儿挺起来、双眼直出去，傻了。反正是耗着不回家，我索性一发不可收拾地编下去：“他老人家找我去，要我好歹打听打听你这些年到底都在谁的门下混。今天你不告诉我，明天他还是要这么问你的；你不如跟我说了，我还可以帮你拿个主意。”
这一招看来似乎起了一点作用。孙小六叹了口气，眨巴几下眼皮，道：“我很为难的张哥你不知道，所以才隔这么几条街，我却已经好几年没去看师父了。”
说到这里，他又打住，过了也许好几分钟，他再眨两下眼，居然眨落了几滴眼泪，起初只是几滴，在遥远的一盏水银路灯映照之下盈盈闪着亮光。接下来可了不得，龙头开了闸口，泪水串成行，沿脸淌下，收拾不住的态势。
坦白说，我没想到一个像孙小六这样愚蠢又怯懦的孬蛋还能有这么大的委屈。在我看来，哭泣——哪怕是婴儿或畜生的哭泣——都应该具有庄严的意义，也就是会使人停止思考、停止观看、停止一切智性活动，而毫不保留地前去抚慰，以便能使之迅速脱离的一种情境。当人因为他者的哭泣而哪怕只是暂时放弃了智性活动，也就超越了智性，这是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