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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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暴力团- 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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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神秘、颤抖的方式刺激着你的中枢神经,却不让你辨识出它真正的位置的一种痒;鼓舞着你、怂恿着你、挑逗着你重温一个秘密——你太想再确认一次、再确认一次它是不是真正值得的秘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八二年底的事,我二十五岁,还可以在研究所混半年——这半年写不出论文来,非但得入伍当大头兵,连拖磨了四年的硕士学位也算泡汤完蛋。可是我真正关心且只愿意关心的事是红莲什么时候会再度出现。我想念她。

那是一种从来不曾从我体内浮涌而出、抵挡不住的情感——我开始想念一个人。也许我该说得更坦率一点:我想念她的身体。这种想念里绝对掺杂了一种关于遗忘的懊悔在内,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犹如忘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那样——一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躺在床上,闭起眼睛,幻想着红莲再度匍匐近前,压伏在我身上的模样。然而很快地,也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已经不能记得她的长相。一切似乎都是非常模糊而不确定的。她的长发、她的皮肤、她的躯体的每一个看来新鲜又饱满的部位,那些影像不时地会溶化成完全不同于原貌的东西。有些时候,红莲的脸会变成小五的脸,有些时候又变成自助餐店送我辣椒小黄瓜的老板娘的脸、彭师母的脸、我研究所乃至大学同班同学的脸;还有一次是家母的脸,那一次吓得我猛地坐起来,拉伤了腹肌。

可以名之为一种惊恐的,我不停地问自己:难道要直到红莲下回再突然出现为止,我都无法再想起她真正的模样儿了么?难道我的记忆力就是如此之薄弱,以致转眼便不再能看得清自己曾经那样亲近、那样狎昵的对象了么?难道我在和红莲拥抱、撕咬、纠缠、抚触的那每一个片刻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消失、隐遁,再也回不来了么?难道——最令我难受的是——难道我一定要这般牵挂着另一个人么?

整整一个礼拜过去,我只能做两件事:昏昏睡去之后不知何时醒来,醒后拎着个矿泉水的空瓶子到饮水机的龙头底下接水,再拎回房间里喝一半,剩下的一半像那天红莲所做的一样,从头顶往下浇淋,直到浑身湿滑冰冷。

最后不知道是缅甸还是越南发现了我。总之他们几个合力把我架到新庄省立医院里去吊了几瓶点滴。我还记得泰国认为我读书过于用功,以致神经耗弱,造成心因性的厌食——其实就是潜意识地想自杀,以逃避缴交论文的大限。医生告诉他:应该不会有这么复杂,我只不过是营养不良而已。马来西亚则偷偷对我说,他认为那医生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对我眨巴眨巴右眼,道:“你谈恋爱了,对不对?”我说放你妈的狗臭屁。

我在省立医院住了两天,打了十六瓶也许是糖水、也许是盐水之类的玩意儿。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医生以非常严峻的语气告诉侨生们:不可以再让我一个人住在宿舍里了,得把我送回家去,让家人照料调理一阵。

就像从酒馆里打完架回学校的那一次一样,我躺在马来西亚的怀里,坐在马来西亚右边的泰国一路上轻轻拍着我的腿,叫着我的名字,只不过这一回越南坐在右前座,开车的是缅甸而非红莲。他们不让我自己坐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怕我撑不住。我身体下面垫着条大褥子,活像个婴儿——载着这个婴儿般的我,他们开了一个小时的慢车才把我送回西藏路——我不知有多久没有回过的家。

没错,我的家,西藏路一百二十五巷临街第四栋四楼公寓的底楼,隔着一百二十五巷——这巷子可以会车错驶,比一般较窄小的街道还宽绰——对面就是莒光新城了。莒光新城不知道已经盖好多久,住户似乎都已迁入,窗光鳞次,透着白、透着黄,有人家怕热不怕冷,大冬天还开着吊扇,将室内的灯光闪得忽明忽灭,打赌那一家子日后都要得散光眼。我缓缓下车、踩踩稳,扫视一圈这个看来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彻底逃脱的环境,竟然有一种想要掉泪的感觉。马来西亚很不识相地搂搂我的肩膀,说:“还是回家好,对不对?”他说的也许是他自己的心情,我应了他一句:对你妈个头。他笑了,很以为看穿我的心事是件值得会心得意的事。缅甸喊了声保重,然后,四只分别来自四个国家的手从四扇车窗里朝外伸着、摇着,不一会儿转出了巷口,我依稀还听得见他们全无半点忧愁烦恼的笑闹声。

我站在红砖道上,抬手摸一下透着白光的那扇窗户外的铁栅栏——里头灯影之下坐着的当然是家父。向前走五步,我又摸了一下透着黄光的那扇窗户外头的铁栅栏——家母也仍在房里,应该已经睡熟了。我忽然迟疑起来,打从每一根骨头的深处(甚至可以说是骨髓的深处),冒上来一股异常浓重、强烈的羞赧之情来。

是的。我居然如此如此地害起羞来了,像是做了一件绝对见不得人的、天大的坏事,且为世人所知,而我不得不面对。套句村子里最凶悍的徐老三当年的名言:“就好像正在卯管卯到爽歪歪的时候门窗大开,被一马路的人都把到了的那种糗蛋法儿。”徐老三教我们这种黑话的时候他还只是个高中生,还没混成个大军火贩子;我们也都还在念小学,根本不知道“卯管”就是手淫。“把”就是看、“糗蛋”就是尴尬到极点的意思。可是我们都跟着笑,觉得长大到徐老三那个样子刚好,刚好天不怕、地不怕了。

可是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刚有过平生第一次的肉体之欢,却丝毫没来由地、像个孩子一般地感到羞赧。仿佛咱们张家门儿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被我丢光了一样。我掏出钥匙,正要往锁孔里插,猛然间又像在公厕里撒完了尿那样抖擞两下又赶忙把它收回来,一串钥匙被我抓在口袋里“晃郎晃郎”响了不知有多久。等我再逛回一百二十五巷的窗边,发现连家父房里的日光灯也熄了。在那样前所未有的、令人羞赧不安的夜里,我忽地想到两个字:寂寞。也就在那一刻,四周无际无涯的静谧与幽暗之中传来轻轻的一声呼喊:“张哥!”

声音是从巷子对面莒光新城楼下的一个门廊深处传来的,正当我不知道该不该应声的刹那,那人又喊了声:“张哥,是我——小六。”

孙小六,十七岁的青年——比当年的徐老三还要大上一点——从门廊里忽一闪身,犹如一头拉拉山里出没的黑熊。也许是我的错觉,其实他并没有变得太高或太壮,也许他真的长大了许多,只是我在惊愕之余不免夸张了那一瞬间的感受。总之,我愣了几秒钟,还没想到要不要走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欺身过来,站在我的面前,夜色中龇着口白牙对我傻笑。

他的身量显然要比我大上一号,可是稚气未脱,笑起来十足还像个小学生。上身罩着件只有快要老死的人才会穿的藏青色盘扣夹袄——显然是从不知道哪个爷爷辈儿的亲戚那儿接收来的,反而应了流行。那两年吹中国风,巴黎伦敦米兰纽约都看得见无肩线、前开衩儿、绲边带盘扣的唐装零碎。不过我敢打个一百万新台币的赌,孙小六根本不知道这些——看他的下半身就清楚了:那是条地摊上九十块钱一条买来的所谓牛仔裤,和真品一样下水缩三寸,但是晾干之后再也挺硬不起来,村子里的小伙子喊道这种裤子叫鸟崽裤,取其烂鸟不硬之义。再往下看,嫌短的裤脚在踝上半尺就打住了,该有袜子的部位没有袜子,光板踩着双棉布鞋。我上下打量了他两回,想不起该同他说什么,只好指指他脚巴丫子,道:“还是小五给你缝的鞋?”

孙小六似是有些儿得意地点点头,道:“我姊也给张哥缝了几双,还老问说张哥什么时候回家,她要我给送过来。”

我也点点头,接着便想不出什么可以和他搭讪的话了。可这么继续聊下去对我很要紧,因为比起掏钥匙开门回家来,我情愿在这寒风刺脸的街道边多站一会儿。妙的是孙小六似乎也没要走的意思,而他大约比我更不会找话闲扯,支支吾吾了好半晌,我不知哪根筋不对了,忽然冲口冒了句:“你现在还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我用大拇指和中指打了个榧子,接着说:“好一阵不见人么?”

孙小六把脸垂得不能再低,看他的鼻翅和脸颊似乎是笑着——那种小孩子家害臊而不得不应付场面的笑——一只手使劲儿往后脑勺上反复抓挠,最后实在不得已的样子,才迸出一句:“真的没办法啊!”

“什么东西没办法?”

“我也不想离开家,在家多舒服?可是没办法,我要是不去才要倒大霉呢!”

“你是给人绑了票?”我越听越觉得奇怪,一半也因为这可以是个话题——反正他不说,我就穷问:一问下去,就想起一大串往事来。想起了什么,我就再问下去,总然不急着进门。

他不答我,拿棉鞋往红砖上磨蹭,顺着砖面上的古钱印子打转,转了一圈又一圈。

“那一年我们在这边顶楼,你还记不记得?”我用下巴朝身后的莒光新城昂了昂,“你玩人家楼板上的钢筋,结果弄弯了好几条,还把那些钢筋胡乱插在暗处,有没有?”一面说着,我已经想起一个可以诓骗他一记的好主意——

“我不记得了。”孙小六顺势回身望一眼那楼顶,眨巴眨巴眼,狐疑地说,“是我爸揍我的那天晚上吗?我不记得有什么钢筋啊!”

“你当然不会记得,可后来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我强忍住笑,一本正经地瞎编下去,“你只不过是手痒,随便捡几根钢筋来弯一弯、杵一杵,可是谁知道呢?人家在顶楼施工的泥水匠怎么会想到有人那么手贱,在暗处设了机关,结果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倒霉鬼给绊了一跤,从电梯洞里摔下来。”

“死人了吗?”孙小六这一下慌了,两只眼睛瞪得铃铛大。

“从十二楼上摔下去,你认为还活得了吗?”接着,我告诉他有四个五十多岁,穿青年装的老青年来查这件事,发现顶楼地上的钢筋环并不是原先的设计,他们非常仔细地找出几枚“十分可疑的指纹”,发现那指纹竟然是一个小孩子的。说到这里,我刻意做出一副轻松自在的模样,抬手拍拍他的肩膀,道:“反正已经过了五年了,你也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那时候没找上你,现在当然也没理由再找你,对罢?”

可是——一如我所预期的——孙小六益发地紧张起来,两只垂在身侧的手掌不停地在鸟崽裤的边缝上搓着。最后,仿佛下了个极大的决心似的开口问我:“那我还是有罪吗?”

“过失杀人,当然有罪。不过那时你还小,应该不会判你刑的,顶多你爸要进去蹲几天,管束不周嘛——不过还是要看他们抓得着、抓不着你就是。”

“我不能再给我爸找麻烦了,他会掐死我!”孙小六一面说、一面急急回身,跑到对面大楼门廊前的石阶上反身坐下、起立、又坐下,用双手掩住脸,十只手指头尽往发根深处插搭。我继续朝我设定的计谋走上前,说下去:

“奇怪了!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你可以让人‘找不着’你,人找不着你你担什么心?”

“我是无所谓。”孙小六依旧愁着一张脸,环臂抱膝,遮去鼻口,声音倒像是从裤裆里发出来的,“可是不能再给我爸妈找麻烦了,我已经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你是说你动不动就要离家出走,一去就跟死了一样?”我锁住他的话,同时往他身边的石阶上一屁股坐下,把声量放低,“真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去了哪里?”

孙小六却不再言语了,把个脑袋又埋进臂弯里,就像我们小时候常干的那件事——使劲儿闻自己放出来的屁味那样。我又追问了一句,临时还想出了一套拐他吐实的说辞:“你要是肯跟张哥说,张哥也许还有办法救你;你要是一个劲儿装哑巴,那几个穿青年装的哪天又想起你来,我可是一点忙都帮不上的,我告诉你。”

“张哥要我说什么?”孙小六依旧埋着头脸,跟他自己的鸡巴说。

“第一,你在外面瞎混,有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孙小六说,“家里是不知道的,外面的话——张哥,你也清楚,不管混什么,总不能一个人混嘛!”

“那你是混哪里的?‘血盟’?‘血旗’?‘飞鹰’?还是‘竹联’?”

“不不不!张哥,我没有混那种。我是学手艺。我师父不准我混那种的,张哥你搞错了。”

“好。我再问你第二,如果是学手艺,为什么五年才学一次?一次要学那么久,还都不同家里联络?你已经搞了几次了,三次总有了罢?”

“四次了。”孙小六嗫嚅着说,“这一次我才刚到家,还没进门呢。”

接下来我再问他:学了些什么手艺?跟什么人学?在什么地方学?学到个什么程度……他通通不答,仿佛趴在臂圈里睡着了一样。我只好使出杀手锏:“我忘了告诉你,那四个家伙还去找过你师父。”

一听彭师父,他果然发了怵——脖梗儿挺起来、双眼直出去,傻了。反正是耗着不回家,我索性一发不可收拾地编下去:“他老人家找我去,要我好歹打听打听你这些年到底都在谁的门下混。今天你不告诉我,明天他还是要这么问你的;你不如跟我说了,我还可以帮你拿个主意。”

这一招看来似乎起了一点作用。孙小六叹了口气,眨巴几下眼皮,道:“我很为难的张哥你不知道,所以才隔这么几条街,我却已经好几年没去看师父了。”

说到这里,他又打住,过了也许好几分钟,他再眨两下眼,居然眨落了几滴眼泪,起初只是几滴,在遥远的一盏水银路灯映照之下盈盈闪着亮光。接下来可了不得,龙头开了闸口,泪水串成行,沿脸淌下,收拾不住的态势。

坦白说,我没想到一个像孙小六这样愚蠢又怯懦的孬蛋还能有这么大的委屈。在我看来,哭泣——哪怕是婴儿或畜生的哭泣——都应该具有庄严的意义,也就是会使人停止思考、停止观看、停止一切智性活动,而毫不保留地前去抚慰,以便能使之迅速脱离的一种情境。当人因为他者的哭泣而哪怕只是暂时放弃了智性活动,也就超越了智性,这是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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