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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估计是会答应的。毕竟是顶着为皇上、太后着想，为广大旗人谋富的名义，能捞到好名声。那自己呢，答不答应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新政府总会找到愿意干事的满人，如增祺。
自己和端方一样，有能力，有抱负，就此隐居林下，还真是心有不甘。锡良又拿出增祺带来的文件资料，细细阅读起来。
有打有拉，有抑有扬，在陈文强的主持下，一张大网已行就编成，从稳定东北到安抚满人，他牢牢抓住了关键，抓住了人的心理。
既能治事，又能治人，陈文强的强项发挥得淋漓尽致，目光更是从全国，甚至国际上着眼。正专注于和谈的袁氏一方，显然落了下风，还不自知。（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五章改组政党，筹边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又是不公平的。在相同的时间内，办事效率、行事侧重、思维行动等各不相同，时间站在哪一方还真是不好预料。
第二轮和谈开始前，广州举行了复兴会改组大会，与会达两千余人，选举产生理事九人，宋复华当选为总理事，陈文强与黄兴缺席，但依然当选。
这次改组影响深远。当时选出的干部更是一时之选，这些人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学术，不仅当时是佼佼者，而且在后来几十年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局中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
宋复华确实是政党政治的天才，他有能力、有威望、有手腕，把这些精英粘合在一起，他具备这样的凝聚力和个人魅力。
此次主持复兴会改组，宋复华于历史上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后来复兴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利就是宋复华成功的证明。
正如历史上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一样，作为革命原动力的复兴会，经过改组后，挟革命的风雷，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已隐然执政坛之牛耳。革命后如春笋般冒出的大小党派，什么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等等，根本难以望其项背。
这意味着国会多数已无问题，无论是临时大总统，还是正式大总统，要想得到法理上的承认，就绕不开国会。而官员的任命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临时政府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将保持连续性，设计好的建设步骤也将按计划实施。
和谈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陈文强愈发显得精神焕发。
按照商议，袁系一方提出了各种面临的困难，力争定都北京。
陈文强起初并没有强辩，先是避重就轻。岔开话题。等到他基本探悉了袁方各人的想法，才开始了反击。
“北方不稳这是事实，临时政府也颇为忧虑。为了国家领土、主权不被外人借机攫取，临时政府愿意为袁先生分忧。”陈文强把话题转了回来，开始逐条反驳，或者说逐条说出解决办法。“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当年左忠毅公能抬棺入疆，收复祖国领土，今临时政府也将克服困难，效仿之。”
从明代初期翦氏子孙落籍桃源县枫树乡，诞生了“维吾尔族的第二故乡”，到左宗棠抬棺出征，率部收复新疆。湖湘与新疆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而向北方进军，则是临时政府所预定的计划，也一直在准备着。甚至西北军区司令已在内部获得通过，黎元洪主动请缨，要建立左宗棠或刘锦棠那样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
行军路线也已经确定，将沿着古老的商业路线，汉口—狄道州—凉州—兰州—安西州—哈密—乌鲁木齐。这一条商路相对来说比较繁华，人烟较稠密。筹集物资也比较容易。
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困难要比现在大很多，不管是路途遥远。还是资金问题，解决的办法总是有的。
提起新疆，就不能不说到“新疆王”杨增新，他在新疆人的心目中，毁誉参半。历史上，在清末民初这样十分动荡的年代。云南人杨增新竟统治新疆长达十多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杨增新字鼎臣、子周，号荩臣，云南蒙自人，清光绪十五年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在甘肃任职近二十年。因施政有方而声誉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颂其德。
清光绪三十三年，杨增新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布政使向该省巡抚袁大化保荐，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升任新疆阿克苏道尹。在新疆任职初期，杨增新便显示出善于谋划、机警过人、敢作敢为的才干。
为此，他深得袁大化的赏识和重用。1909年广州起义，掀起了巨大的革命的波澜，引发国内政局的剧烈动荡。其时，新疆伊犁民族分裂势力发动叛乱，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在即，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
杨增新长袖善舞，一边用怀柔手段进行收抚，一边大刀重锤，实施武力镇压。他靠较多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的起事，又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谈和达成统一，并逐渐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本。故渠魁首所当诛，而为恶不宜轻纵。”
新疆稳定之后，杨增新热衷于“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对临时政府和北方政权采取的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不问时事的老子的政治主张，对新疆人民采用愚民政策，认为民众能种种田，学点手艺就行，不要人们有知识和政治思想。
他对各族人民实行羁縻与牵制政策，先分而治之，后统而治之。他常说：对部下应“趋之以事而观其行，临之以利而察其廉。”杨增新不相信科学知识，他认为中国过去儒道佛学以及各杂家的书籍尽可以够用，不必向外人多事追求，最多学学制造枪炮、汽车或其他机器就行了。
而杨增新生怕军队串通犯上作乱，有意将新疆驻军的系统打乱，互不交往，各自为政。同时，军队的待遇低，装备差，缺少训练。如新疆陆军第1师，按编制应辖两个旅，实际人数只有一个团左右。该师师长蒋松林年逾七旬，白发苍苍，已是风烛残年。哈密、喀什、伊犁三地名义上各有驻军一个旅，实际上除伊犁外，其他两地的驻军都不足一个团。他还比喻说：“譬如一串钱。洒在地面，如要重新串联在一起，需要一个钱一个钱地拾取，既费时，又费事。”
确实，这些军队被拆得零散。是对杨增新的统治构不成什么威胁，但同样对铺天盖地，蓄谋已久的政府军来说，也费不了太大的力气。
这就是辩证法，杨增新肯定没学过，现在想学，也已经晚了。
而临时政府要控制西北地区，还有一个后续的重要目的，那就是移民屯垦。既建设开发新疆，又缓解一些地区人多地少而造成的租佃矛盾。
历史上在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后，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形成近代五股大的移民浪潮，都是以谋生为特点的非官方行为。
其中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
“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茫茫草原、无垠沙海，内地民众迫于生计背井离乡“走西口”，这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经济行为，其移民活动遂呈现出无序的流动状态。
如果有政府引导。政策支持，那移民便真能达到“实边”的目的。新疆无疑是个大省，人口又少，是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而杨增新却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从内地派来的人除特殊情况外。一概拒绝接纳。在星星峡专门设卡稽查，没有经过杨增新本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境。甚至由新疆返回内地的人员，也必须申请领取省署的护照，才能离开新疆返回内地。此外，杨增新对新闻舆论也严加防范。省内人士所订内地各种报刊，杨一律扣留，交存省署，由自己一人阅读。
杨增新为了试探临时政府和北方政府的态度，以及新疆王公对他的诚意，假意表示：“倦于政事，请求归隐林下”。各族王公即联名通电：拥护杨永镇西陲。
所以，对于杨增新这个家伙，袁氏认为时机未到，暂且拉拢；而临时政府却决心借筹边之名，派军北上，借路而控制陕西、甘肃、新疆，甚至包括内蒙一部，从而形成对北方袁氏的战略包围。
本来西北筹边是袁氏出的一个难题，在他和幕僚看来，临时政府在此时是无论如何不会把军力和财力投入进去的。但却没想到陈文强顺势而为，点头痛快地答应下来。
有什么有阴谋？又耍什么花招儿？难道咱们又上当了？
袁氏众人面面相觑，又都犯起了狐疑。
“除了西北，还有东北也不稳哪！”陈文强叹了口气，似乎在为袁大头他们感到忧心，“为了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不使外人有可趁之机，临时政府愿意为袁先生分忧，愿意——”
“东北在袁公的控制之下，绝无问题。”杨士琦下意识地赶忙阻止道：“袁公已请隆裕太后颁布懿旨要内蒙王公‘毋得滋生疑虑，演出种种无意识之举动’，还有东北的锡良，袁公亦通过皇太后，致长电‘说明利害，劝令各该省顾全和平，一律赞成共和，力顾大局，毋作无谓之举’。”
“管用嘛？”陈文强带着不放心的表情，语重心长地说道：“国事为重啊，切不可因私废公啊！”
胡惟德看着陈文强，小心翼翼地说道：“袁公是爱国的，是顾念大局的，陈先生不必担心。那个，咱们还是继续和谈吧！”
“好，继续谈。”陈文强咧嘴一笑，说道：“袁先生准备南下宣誓就职，这真是个好消息。会谈结束后，我马上给南方发电，请临时政府派专使来迎接袁先生。”
“和谈成功之后，再说此事不晚。”胡惟德赶忙补充，生怕被抓了漏洞。
陈文强盯着胡惟德，等他浑身不自在了，才笑着向后一靠，说道：“继续，继续谈吧！”
……………
第二轮和谈结束了，袁世凯做出了让步，同意南下宣誓就职，但永久首都的问题双方都避而不谈。给外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是老袁只须去南方走个程序，便又能回到北京。
和谈的曙光已经出现，民众们都期盼着国家早日统一并安定，早日建立一个威权政府。
但暗战并没有中断，还有秘密进行着。虽然袁世凯拒绝了临时政府插手东北的提议，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东北三省还没有响应革命，还没有宣布共和，还不在袁世凯的直接控制之下。换句话说，东北三省现在既不是临时政府的，也不是袁世凯的。
而临时政府的布置环环相扣，已经接近完成，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何况陈文强又发来密电，称计划可正常进行。既然锡良已经倒向临时政府，由他发出邀请，由他宣称宗社党欲在满洲作乱，这样就没有什么解释上的困难。
姚雨平又要率师渡海出征了。为了照顾和谈，临时政府已经如约把他和所率部队撤出了山海关，在山东登州待命。现在，他的这一混成协又得到了加强，增加了步兵、骑兵，炮标也增加了火炮，兵力已经达到了六千之众。
本来，以六千之众控制东北是不够的。但有了锡良的帮助，以及复兴会发展的民军，他们只须驻扎锦州，扼住关内外的咽喉，事态的发展便基本上会按照设想的轨迹。
“要给予锡良等满人官员以充分的尊重，值此非常时期，能够抛开所属民族、团体的私念，以国事为重，便值得赞扬和钦佩。而且，稳定东北，击碎宗社党复僻的美梦，扼阻日人觊觎之心，还需要他们的大力配合。同时，军队的纪律一定要保证，使东北的民众，包括旗人……”
密电很长，姚雨平朗声向所部军官进行着传达。随后，他又令参谋拿出最亲的资料，分发下去，使军官们了解东北的现在情况。
行动马上就要展开，或许这才是最后一击，对袁氏，对宗社党，对日人，都可能如此。（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六章重击，败得不冤
和谈并不影响行动，因为并没有明确的先决条件，停战是肯定的，但也是南北两军之间的事情。比如临时政府以民众投诉而平乱为名解决第五镇，就巧妙地避开了被指责。
东北三省也与之类似，因为东三省既没有宣布赞同共同，也没有明确倒向哪一方，甚至对袁世凯更有敌意。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锡良已经表明了态度，准备出任临时政府给予的官职，迟缓延宕将会使形势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失去制住袁世凯的绝佳时机。
只要一支强军入境，并占据锦州这个东北、华北的交通枢钮，再有锡良发令配合，蓝天尉、张绍增于新军协的内应，东北局势的翻转是很有把握的事情。
至于日本人的野心和行动，没有宗社党的配合，是难以成事的。所谓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日本在列强中还没有独自行事的胆魄和能力，日俄战争虽然打胜了，却没有得到赔款，负债累累，虽有野心，却缺乏实力。
况且，姚雨平的加强混成协并不是唯一可以投放东北的部队。解决了第五镇后，南方的三个混成协被解放出来，陆续归建山东军区，为的是加强对直隶的压力。必要时，也是可以抽调出来支援东北的。
这个时候就看出南方拥有水师的优势了，而除了军舰，联合航运公司的商船也可以运输人员和补给，机动能力大大强于北洋军。
而就在袁世凯一方在和谈中殚心竭虑地对付陈文强时，渡海北征的部队已经登船，直驶锦西葫芦岛。
也就在此时，调任直隶总督却因为在慈禧出殡之时因拍照惊扰隆裕皇太后而被罢官的端方乘坐火车由天津回到了北京，请求并得到了皇太后的召见。
虽然袁世凯百般掩饰。手段用尽，但在满人亲贵看来，一个乱臣贼子、逼宫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