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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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一九零二- 第2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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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零八年,张榕出狱,逃亡日本,参加了复兴会。从事革命活动。复兴会举事之前,派其潜赴东北。张榕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成立名义上的立宪派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各界参加的人很多。

但他们的秘密宗旨却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推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密谋武装起义。他们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秘密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参加民军的有一万多人,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

而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总监督张绍增,驻防奉天的第三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皆是吴禄贞好友,有士官三杰之称。在吴禄贞秘密加入复兴会后,为其书信所劝动,亦秘密加入,一直等待时机发动起义。

而蓝天蔚和张绍增则借与日本人交涉间岛问题,向徐世昌上报,言说边防兵力不足,不仅在当地组织了大批民军,还招揽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军事实力也相当可观。

说起间岛交涉和这支民间武装的历史,还要上推到几年前的时候。

清初,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地区,被清朝的皇亲国戚们视为“龙兴之地”,广阔的图们江北岸由于禁山围场,一度曾经渺无人烟。一六年起,图们江南岸的朝鲜钟城一带经历了罕见的年馑,大批灾民纷纷渡江越界谋生。清政府虽加以阻挠,但终因“天高皇帝远”,只好任由韩民在延边居住。

到了光绪初年,清廷迫于这一既成事实,废除禁山围场的旧制,一实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延吉设厅节制,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冈、珲春等处设立垦局,招募中朝两国人民开荒垦种,一每年收缴一定的租银。

然而,越垦谋生的韩民并不十分“安分”。一八八一年,韩民于图们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条水沟,使江水分出,这样就出现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夹江”滩地。一九零三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致函清朝垦局,指夹江滩地为“间岛”,从此才有了“间岛”的称谓。

一九零五年,日俄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特权。同年十一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图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岛扩展到了图们江南的东亚大陆,与我国隔江相望。进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我国东北。

一九零六年春,伊藤博文作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鲜统监,欲将其魔爪伸到中国的延边地区。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他的手下斋藤带领一伙人或假装成到中国东北旅行的游客,或扮成商人,潜入延边地区。他们先是偷偷地渡过图们江,进入我国境内光霁峪前的夹江滩地。而后又转到延边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头沟、头道沟等地窥探虚实。

经过数月的侦察,斋藤回到朝鲜,把搜集到的情报向伊藤博文作了秉报。伊藤对那块夹江滩地很感兴趣,尽管它在斋藤勾画的草图上不过占了指甲大小的位置。伊藤却在草图上大大地画了一个圈——这家伙的野心可真不小,我国吉林省的延吉、汪清、和龙及珲春等县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间岛”。下一步只是考虑如何把它变成“第二个朝鲜”的问题了。

而且,他对斋藤说:“间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是统统需要我们加以“保护”的。一个所谓“间岛”问题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一九零七年七月,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签订了瞒天过海的《日俄协约》,同日还签订了旨在瓜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俄密约》。伊藤博文认为条件成熟,立即于八月急电斋藤季治郎,命其由会宁出发,率领日本宪兵进入我国延边。

同时,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达的照会:“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令,间岛为中国领土,抑或为朝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会,顿时惊慌失措。还没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面的斋藤季治郎已经率领大批武装宪警,强渡图们江,进入了我国延边数十里地区,并在龙井村内天宝矿主程光第的大院挂出了“统监府临时何岛派出所”的牌子。

斋藤季治郎在延边地区划定了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五区,又在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宪兵分遣所十四个,所辖区域达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设官,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

清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复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严正声明所谓“间岛”问题纯系子虚乌有,该地是中国领土无可非议。但日方对要求其撤出的复照却置若周闻。由于当时清军在延边的守备薄弱,以武力强行驱逐已无可能,于是这个外国的政权机构公然出现在中国的领土上,成了国际震惊、国人汗颜的一个奇特事物。

当时,最使奉命前来交涉的张绍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边防兵力。当时延吉只有吉强军数营,而在他身边的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务处处吃紧,一旦发生不测,边防形势便岌岌可危。

为了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张绍增向蓝天蔚借兵,首先对龙峪衙门进行保护,并训令当地长官不得离开任所,照常处理事务;同时在延吉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揭露斋藤一伙的侵略行径,安抚当地百姓。又组织民军,并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军的继续侵入;又调派人力维持治安,以防止出现突发事件给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斋藤本以为用偷袭的手段侵占延边功在必得,不料却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制,因此也就不敢进一步贸然行动,继续扩大“战果”的计划也泡了汤。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这时的张绍增和蓝天蔚并不轻松,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断上书清政府,激陈日军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务交涉,使冲突加剧。因此,吴禄贞得到的答复只是“稳慎和平”、“镇静维持”的谕旨。

张绍增迫于无奈,也出于扩展武装的心思,便联络了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足有二三千人。

夹皮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自清咸丰末年(1854)起,被称为‘韩边外”的祖孙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这里率众淘金垦荒,组织武装,且势力渐大,“局红管亮”(人多枪好)。

由于金矿地处偏远,官兵无力进剿,当地政府只好采用安抚的办法,给当时的首领韩宪宗委以官职,后又授予宪宗之孙韩登举守备之职,不久又升为都司。但韩登举虽然接受了官职,却不受清政府节制,仍然啸聚山林,独占一方。

这支武装,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因他们大多是猎户出身,枪法准确,真要动起武来,也不一定讨到便宜。为此,日本人多次潜入夹皮沟一带,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韩登举屈服,却遭到了韩的断然拒绝。

韩登举虽属绿林,但却心有民族大义。值此大敌当前之际,他愿意听从指挥,与官兵拉个对马(联合)。在韩登举的带领下,这支武装随即开到局子街附近驻扎下来。

一九零七年年末,中方在当地的一所寺庙内同日本人进行了第一次交涉。当斋藤季治郎来到寺庙的时候,只见四围龙旗招展,数千中国官兵荷枪实弹,排成密匝匝的方阵,站满了山前山后。虽然服装并不整齐,但其阵势威严,个个精神抖擞。斋藤一伙人十分惊讶,他们不知这些中国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在张绍增等人的严词诘问下,斋藤理屈词穷,又领教了中国方面的阵势和实力,知道进一步的行动一时难以得逞,只好自己找个台阶,然后悻悻退出会场。

间岛问题悬而未决,日本人贼心不死,终是一块心病。如果国家陷于战乱,难保日人不蠢蠢欲动。

再说当时在东北的名义上归属清廷的武装,还有驻通辽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洮南的前路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辽南的左路巡防营统领冯德麟、通化的右路巡防营统领马龙潭。东北的巡防营不比内地,他们大多兴起于日俄战争时期,此后又与蒙匪、胡子长期作战,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但这些人也有个特点,那就是本身皆为绿林出身,极善生存之道,属于有奶便是娘,谁腿粗就抱谁,哪边风硬就向哪边倒的类型。(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二章明谈暗战

如今革命军与北洋军胜败未分,临时政府和袁世凯也不知谁最后掌权,奉天局势又不稳,加上有与旧军一向不和的第三混成协新军驻扎,他们都处于查望风色的阶段,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第三混成协新军,协统蓝天蔚虽心向革命。而手下的标统伍祥祯、潘榘楹,却都是北洋旧人,较难控制。

而且,在奉天的东北总督锡良虽然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而著称,但在昆明与革命军作战已经是身心俱疲,至东北后多次旧病复发,已难以掌握奉天局势。原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组织成立的“奉天国民保安会”则在一些守旧军人的支持下,兴风作浪,反对东三省响应革命、宣布独立。

复杂,很复杂。武装复杂,成分复杂,人心复杂,形势复杂。

但陈文强却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一方面他以财力支援奉天革命党暗自扩充实力;一方面命令他们提高警惕,静观时变,不可盲目举义,以成众矢之的;另一方面,革命军总参谋部已经策划组织了一项进军东北的备用计划。

既然内部矛盾重重,不易着手,那就从外部施加巨力影响,使其向革命党有利的方向发展好了。而且,临时政府还派出了秘使,携带着委任状和支票前往东北,以政府的名义对四位巡防营统领施以银弹攻势。劝他们认清形势,倒向革命。

只要东北不陷入大混乱,不使日俄有借口进行干涉,付出多大代价也是划算的。只要大局确定,再以中央名义,收拾几个羽翼尚未丰满的旧军官,还不是手拿把掐。

陈文强请徐世昌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希望徐世昌能出任东北三省行政长官,用他的威望来稳定东北;另一个则是把徐世昌这个北洋系的二号人物作为袁世凯的替补,在必要的时候抛开袁大头,并使北洋军产生的反弹降到最低程度。

尽管徐世昌唯袁世凯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竭力辅佐。但却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家伙,与袁还保持着一定距离。而且,徐世昌并不是盲目地死忠袁世凯,他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徐世昌与袁世凯相同的是有野心,不同的是他能加以克制,懂得明哲保身。

“徐先生悠游自在,要终老林下,恐怕是担心以清臣侍新朝,招来不忠之谤吧?”陈文强看穿了徐世昌的心底。也赞赏他既有野心又有爱国热情,便尽力劝说道:“然先生亦说过:‘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可见先生的爱国之心。”

这番话挠到了徐世昌的痒处,他的目光柔和起来。徐世昌并不是耐得住寂寞,甘心终老林下之人。只不过他生性稳重。当条件基本具备时,方能放手一博。为在东三省时;风险太大太高则宁可观望待机。而且,他绝不是那种“宁为鸡头,不为牛尾”之人。

“徐先生在东北经略有方,实为大才。”陈文强继续说道:“日俄虎视眈眈,东北正需徐先生这样德高望重且富有经验之官坐镇。先生若任职东北三省民政总长,则可谓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为国谋利,博取贤名,难道还抵不过不忠之谤?”

徐世昌心动了,准确地说,陈文强的话句句说到了心坎上。既解除顾虑,又展示了诱惑。但他还要矜持一下,并且得到更确实的保证。苦笑了一声,徐世昌缓缓开口道:“陈先生过奖了,徐某在东北只是尽了绵薄之力,哪有什么德高望重之说,更不敢效诸葛赴江东舌战群儒。”

陈文强微微一笑,说道:“徐先生大才,临时政府岂能让您甘冒大险?事情早已安排妥当,徐先生赴任,不仅有精兵强将保护,更有充裕资金可用。如果徐先生对安排不满,到时反悔也来得及。”

徐世昌有些惊讶地看了陈文强一眼,心中约略明白为何临时政府会让陈文强来纵横捭阖,光这察颜观色、见微知著的本事,就足以胜任了。

“只是——”徐世昌犹豫了一下,还是为老友袁世凯说了话,“袁项城或有缺点,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陈先生还是不要苛责过甚,还是放远眼光,使国家尽快安定为要。”

“这是自然。”陈文强点了点头,说道:“和谈不可轻言破裂,这亦是临时政府与我的希望。但结果如何,还要看袁世凯能做到何种程度。我知徐先生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但私不废公,我也并没有向徐先生隐瞒什么。甚至徐先生至津,想与袁世凯见面商谈,也是先生的自由。”

徐世昌迟疑着,思索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道:“徐某还是不与他见面了。陈先生以诚相待,我岂能再泄密于外?此乃不义,不可为也。”

陈文强笑了,不置可否,转而继续商谈东北的建设开发事宜。徐世昌也收慑心神,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以免为陈文强所轻。

……………

正式和谈要开始了,袁世凯等人突然接到了陈文强派人送来的消息,第五镇粮饷无着,纵兵掳掠,形同盗匪。统制张怀芝弹压不住,率部向革命军投诚,作乱官兵已为革命军所镇压。

“胡扯!”袁世凯怒不可遏,将通报的文件狠狠摔在地上,在屋内气咻咻地转着圈,“言而无信,言而无信,这哪里有和谈的诚意?张怀芝会投诚,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杨士琦苦笑着摇了摇头,蹲下身子一张一张地将纸张捡起,仔细阅看,然后又传给胡惟德和赵秉钧。

“你们说,这是不是破坏和谈?是不是要召开那个什么,什么记者招待会将之公之于众。”袁世凯终于停了下来,瞪着眼睛望着几个亲信心腹。

尽管知道袁世凯想听到什么,但杨士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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