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而去，他将被巨大的、陌生的人群吞没，未必再能找回来。我在那本同学录里翻到戴梦归的那一页，她用漂亮的彩笔给我画了她自己和我，这种火柴人的她和我看起来除了有没有辫子之外毫无区别，她还在旁边标上了名字。我笑了笑就把它翻过去了。然后我翻到了杨络生的那一页，他没画画，写得也很少，就在空白的地方用稚嫩的字体写了大大的八个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突然之间就想起他当时在我面前拍拍胸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把“难”字念成了“nán”，我笑他念错了，他说“没有错啊，就是有困难要一起担当嘛”。
我把同学录一直摊开在了他的那一页，拿起了电话。
“喂？”接通电话的那一刻我才想起来这是深夜，“抱歉打扰了，麻烦找一下杨络生。”
“我就是，”我第一次听见他变声之后的声音，“你是？”我突然想起来这也是他第一次听见我变声之后的声音。明明是两个曾经很亲近的人，突然之间隔着电话线谁都认不出来彼此。
“喂，到底是谁？”他见我沉默，就说，“不说话我就继续玩儿游戏了。”我以为他会马上挂掉电话，谁知道他是一边继续玩儿游戏，一边还悬着电话，我能从这边听见他按键和游戏的声音。
我说：“余栋，我是余栋。”我明显听见他又把嘴巴凑近话筒，他说：“你说什么？余栋？不是吧？余栋会喊我杨络生？！”然后他突然哈哈大笑。
我也跟着干笑了两声。
“怎么了？找我有急事？”他没有过多寒暄，直接主动地问起我。其实我也乐得直接进入主题，因为关于我们之前毫无联系的那么几年，我也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
“你现在忙着么？”我又多此一举地问了一句。
“不啊，我打游戏而已，没事你说吧。”
“我最近遇到了些事情。”
“失恋了？”他又没心没肺地笑起来，“没事，正常，一毕业就失恋嘛，哥们儿都这样，放宽心，天涯何处无芳草。来，哪天我给你介绍几个，保准有你喜欢的……”
“不是，不用了……”
“怎么，那女生有那么好么，难道比戴梦归还漂亮？”他忽地提到戴梦归，“还是你还惦记着她？要不要我帮你搭搭线……”
“不要闹了杨络生！”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然后调整了一下我的语气，“跟那些破事儿没关系，我是缺钱，很多很多钱。”我停顿了一会儿，又轻轻地添了一句，“不要告诉她。”
“你缺多少？”他再次开口的时候语气也截然不同了。
“很多。”
“别废话了到底多少？”
“五位数。”我豁出去了，“你能借我多少？”
“那你现在有多少？”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手上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一听后半句心里就一沉。
“我现在手上只有五万，但我需要差不多二十万，”我不自主地把实际数量少报了些，“那你直接说你有多少可以借我。”
“你再借一点儿，凑够十万给我，我去帮你弄来剩下的钱。”
“什么意思？”
“我认识一个很会炒期货的哥们儿，”在他停顿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把游戏关了，电话那头是一片沉重的、让人窒息的寂静，“听着，余栋，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就可以帮你。”
搁下电话之后我的心狂跳不已，就像在我的胸口藏了一部打桩机，每一次的怦动都将疼痛敲入骨髓。十万，那不是一个小数目，扔进浩瀚如海的股市也许到最后连一分钱都捞不回来。一个将近十年没见的人，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小毛孩，他大大咧咧玩世不恭，这样一个人，是否真的值得托付？
在深夜无人的自动取款机前，我倚靠着狭窄的玻璃门，听着取款机里零件运作的声音，看着屏幕上一闪一闪的数字，手里捏紧抄有一串银行账号的纸片，在我良久的犹豫之中，取款机便已借口操作超时把我的银行卡吐了出来。我伸出冰凉的手把卡小心地放回口袋里，我知道，上天已经帮我作出了选择。我撕碎了纸片，只揣着这张卡和家门钥匙，身无分文地走在半夜的街上，我没有把卡里的钱打到杨络生的账户上，而现在即使突然上来一个劫匪用刀抵住我的脖子，我也不会把口袋里紧贴手心的那张银行卡交给他。它已经成为我最珍视的东西。我双手插在口袋里慢慢走上空旷寂寥的马路，在那样一条路上没有车来往，红绿灯上只有黄灯在这个时候毫无头绪肆意地闪烁。我一步一步走上车道，在左顾右盼之后我站住，深呼了一口气，一股白烟从我面前逸散，我从刚才的谨慎突然变得莫名兴奋，这样的马路有一种危险而诡秘的美感，我忍不住在马路中央奔跑起来，手心仍然紧紧贴着那张早被焐热的银行卡，就像握住了我自己的命运一样，在这条危险的路上跑过一个又一个无人阻拦的十字路口。
第二天早上，我手心紧贴着口袋里的银行卡，第一次走进了证券交易所。
为了一个人完成这件事，我做足了功课。我在网上搜集了很多关于炒股的资料，还看了不少的财经节目和杂志。我见过太多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但既然杨络生觉得自己可以把五万变成二十万，那么用十五万挣来二十万一定不是难事。我自认为我可以做到，于是我把自己银行账户上的十五万转入保证金账户上，我押上了所有的筹码。
在购入股票的时候我的大脑被强制抽空，在这一瞬间我拒绝任何思考，拒绝考虑它的来源和即将带来的后果，而是去感受一种单纯的、类似赌博的、带着点儿惊惶的快感。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并非不相信股票，我只是不相信杨络生。
在那几天他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凡是我妈接的，我都让她说我不在。但有一次我不小心自己接了，只好佯装什么事都没有，“哦，是你。”
“余栋，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你了。我说，你那钱打过来没有？”他在那边心急如焚，“我打给你好几次电话了，每次你都不在。”
我一听就反感，就这么急着要我的钱么？
“你重新给我念一次我的账号吧，我怕你记错了打到别人账户里去了。”他说，“必须抓紧下手，就这几天的好势头，错过就不一定再遇上了。”
“不用了，那张纸我丢了，”我说，“所以没给你转账，直接自己去买了股票。”反正给你也是用来买股票，哦，也不一定。
“噢……你买的什么？”他听完我的回答就喊起来，“赶紧抛了！听我说，余栋，抛了它去买我之前告诉过你的那只，不然你会亏得很惨！”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不可？”难不成你还是某个庄家的托儿？我就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些财经节目，末了总有所谓的专家推荐某只股，我差点儿也相信他们了，幸而后来在网上看到揭露股评家与庄家勾结在一起利用信息不对等欺骗散户的诡计。
“因为它一定会升的，相信我，那个特别懂得炒股票的哥们儿也买了。”连你所说的那个哥们儿是否存在我都怀疑。
“我看看吧，没别的事我先挂了。”
“别再看了，抛得越快越好，说不准什么时候它就开始猛跌了，到那时候你哭都没有用，余栋，喂……”电话挂起的那一声“咔”轻轻地割断了他的话语。说不准什么时候它就开始猛升了呢。谁说得准呢？
没过两天它果然如杨络生所言开始疯狂地下跌，我的心就跟着K线图一直跌入了低谷。
其实我多傻，即便是杨络生跟庄家串通，我那区区十几万在流通盘里才占多大比重？他能用我这笔钱来做些什么？一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哥们儿，他曾经跟我两个人一起突破一群高年级男生的围堵，我们在巷口头破血流地一边喘气一边大笑。他狡黠地把我忘戴红领巾的事欺瞒过去，他声称是他把我的红领巾偷偷扯下来藏进我的书包里。那个时侯我还真以为他跟我开了这么大的玩笑，真的捉弄我了，是啊，原来在那个时候我就不信任他，我竟然一直都不能彻底地信任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想到了他，但是我对这个在我的同学录上写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人，原来还保留着如此有限的信任。
我越觉得没脸见他，那几天他就越是疯狂地给我打电话。
“真的不接吗？”我妈说，“他说是急事，还不停地问你抛了没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看着她挂了电话，“是聊股票的事情，他以为我买了一只赔钱的股票所以不停地劝我抛了；但他错了，我的股票一直在升。”
那是我对我妈撒的第一个谎。
实际上错的人是我，我的股票跌入谷底，我为此耗尽了所有的时间，不再有多余的日子来等待它猴年马月重新回涨，我等不到了。我只有再重新翻出那本同学录，仿佛一切回到了原点，事实上应该是更糟，因为我连本钱都没有了。我给当时一页一页翻过去的旧同学一个一个地打了电话，愿意借出的都只是零星小数，怎么都凑不够我妈的手术费。唯有杨络生主动给了我他的银行账户密码，他说那里面勉强能有十来二十万，还可以透支一些，叫我需要多少就拿走多少。我拨通他电话的时候连多余的一个字都不敢说，我觉得我丢脸极了，真的。
最终我还是欠下一屁股债，还要对我妈说：“我把我爸那笔钱拿去炒股，赚了好多，给你动完手术还剩下一部分。放心吧，钱是够的。”
我妈手术后不久便出院在家休养，我提着行李出门的时候她坚持要送我去机场。
“妈，不用送了，快回去躺着吧，你才刚动过手术。”
“啧，手术都做完多久了！”她急匆匆追上我，眯起了眼，“况且，我儿子要出国读书了我怎么能不送呢，也不知道在那边会过得怎样，要多久才回来……”这种话我听着就难受，她越是陶醉在我用谎言为她制造的幻觉中，我就越是觉得羞愧。公车靠站的时候我轻轻地抽回了她紧攥着的我的手，“好了，就送到这里吧，到机场一个来回多花两张车票，又折腾，你还是回去吧。”我上车投了硬币，司机说我行李太多，要多补一张票。我听见我再次投进去的硬币哐当哐当地滚到铁皮箱子的底部，突然觉得落寞——陪伴我的不过是厚重的行李而已。我坐稳之后我妈在外面敲了敲车窗，示意我推开玻璃。她仰着头冲我又叮嘱了几句，无非是什么到国外之后要和她联系，要注意这些那些云云。车启动的时候风从她刚刚让我打开的车窗那儿灌进来扑在我的脸上，我从车两侧的后视镜里看到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镜子里只剩下一条无尽的来路，和车里探头往镜子里看的我的脸，随着公车的颠簸像抽泣一样微微震颤。
“哟，年轻人，要出国啦？”我旁边坐了一个闲不住的大伯，他原本坐在过道的那一边，却不知什么时候挪到我的旁边，略有些肥胖的身躯跟我的行李挨在一起，我的行李也就紧紧地贴着我的身躯，隔在我和他之间，小小的两个座位显得尤其拥挤。他大概是听见刚刚我妈跟我说的话，突然跟我攀谈起来。我懒得解释，便随口“嗯”了一声，并且象征性地不太舒服地挪了挪我的身躯，他却浑然不觉，反而像受到激发一样，愈发激动地跟我说：“哈，到洋鬼子的地方去，好啊！要是我还年轻我也想走一趟，英语么，也懂那么一点儿。”然后他就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说了几句蹩脚的英语，在公车轰隆的马达声里听起来一字一顿怪腔怪调的，大概是“Hello”“How do you do”之类的话。
“怎么样？说得好不好？你可别笑我啊，”他用胳膊肘子碰了我一下，“你就教我几句别的吧，让我也洋气一点儿！”其实我的英语又能好到哪里去，我笑着摇了摇头，“我也就会那么几句。”“嗯？怎么会呢？”他还没等我解释就马上拍拍自己的脑袋，“哦，我明白了，你不是去美国，也对，美国也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没意思，不去也罢……那你是去哪里？小日本？韩国？还是俄罗斯？”他看我犹豫，又自己把话往下接，“是不是一个很远很偏僻的国家？说出来听听嘛，也许我听说过呢……”
我刚忙着不知道怎么应付他的时候，从车窗远远地看见路牌。我倏地起身，“师傅麻烦停一下车！”大概是起身的时候撞到了行李，行李又撞到了那个大伯，他重心不稳地颤了颤扶住了前面的椅背，我轻拉他的手臂示意让我出去下车。他惊异地抬头问：“你怎么还下车？下一趟公车要等好久，要是赶不上飞机怎么办……”但他还是一边念叨着一边顺从地松开了手。我提着行李笨拙地走下车时，他从我上车时推开的车窗探出头冲我喊道：“办完事赶紧打车去机场吧！别误了飞机！”他的声音随着公车再一次启动飘散在风中，我转过身站定，心里竟然泛起一丝酸楚。
根本不需要打车，不需要去机场，因为飞机上没有我的座位，机场不是我的目的地，我要去的地方已经到了。一架飞机从我头顶上空轰隆而过，我深吸一口气，拖着行李往前面不远的大学门口走去。
不过二十分钟的车程，那个我亲手填入第一志愿的二本学校，它就在这座城市里，小山丘的那一边。
这是开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在一堆报到的人群里茫然地寻找着自己的班级，猛地听见有人喊我，于是抬头在人群里搜寻，在陌生的面孔当中看见有人朝我用力招手，我眯起眼睛才看清那个因为招手太用力而全身都在抖动的人是豆芽，她面露惊喜，即使在我明显把她认出来之后还在不停地喊我的名字：“余栋！余栋！在这里！我在这里！”
她左推右挤地来到我的面前，脸颊泛红，喘着大气说：“哈，我还以为你出国了呢，哈，真好，我们，又在一个学校里了……”我这时才想起来，那个孩子，在填志愿的时候跟我写了一样的学校，并且我在欠债的时候也忘了告诉她，我没法出国了。
虽然不同专业，但豆芽偏偏要跟着我选同样的公共任选课，这些课都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大教室里跟一大群人掺杂一起上。每到这些时候她都要我去帮她占座，而每次我到教室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