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惊的是口瞪口呆，这可能吗？田尔耕晚上也没走，留着就是等着结帐看看这一天净帐多少。
第三百四十一章 两套班子
看着这样的一个数，这心里也是直打鼓，自己以为挺能折腾的了，披着锦衣卫的衣，做些生意，什么茶、盐、瓷器、丝绸、粮食等等的生意，但现在看看人家皇上，就这一个酒店，一天就净赚二千多，这还没算中午的，那可是自己请的客，皇上批的，免了单的，不过这礼金也收了万两之多，当然也给皇上汇报了。
中午人少是肯定的，但就是再少甚至到零，这一天二千多两，一个月也是七八万两银子了，一年下来也有个百万两银子，这样的收入怎么能不让人眼红呢？而且这还是刚刚开始，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或者说按皇上的要求，在别的城市再开那么几家，那还了得？光是靠这个酒店也完全能够一年四百多万的国税了。
八月九日，岱海，朱由校分别收到了张光年和田尔耕两人的来报，看着酒店的收益，当然是相当兴奋了，又多了一个来钱的，砸了这么多钱进去，这回报当然是快了。看了他们的算法，朱由校不觉的笑笑，新鲜的东西大家当然是争着想尝尝，等新鲜头过了，生意自然会有所回落，必定这样的有钱人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已。不过如此势头，又有了管理的经验，开分店是势在必行的。南京，就是最好的地方，那里富人也是不少，而且还有一套现成的六部等部门在那边少预备役。
因为无限弱智的朱元璋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这种低能的国策当时就被人指出了其蹩脚之处，以汉“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结果老朱王八气一震，把人家震到监狱里弄死了，‘自信’的认为自己不会有这样的不肖子孙的。
结果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未及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就立即强烈地爆发了。因为朱无璋还有一条给藩王的‘极品’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
这不眼睁睁的让后世子孙打架吗？结果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以此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朱元璋孙子朱允炆的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这不叔叔开始抢侄子的江山来了。
成功的靖难之后，因为自己的地盘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北京，所以他就想着回去，当然朱元璋生前也有过这样的表示，天子守国门嘛。迁都是大事，江南方面的人当然不太愿意了。结果慢慢的就变成了折中的作法，留一套行政班子在南京。
这不得不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的奇葩，朱由校真的搞不明白，这白白的扔到哪里一套没有什么职权的班子在哪边有什么用？以后肯定是要改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开家酒店在那边，因为那边不仅仅有班子，而且勋贵们也多，更是江南富商的集中之地。酒店来钱并不比北京慢多少。
而反对的言论当然也是滚滚而来。都是一帮吃饱了没事干的言官和大臣们干的事。说什么御膳那是专门为皇家所用的，如此有失国体、逾制之类的，和卖宫刑后的俘虏的说法都是大同小异。朱由校连理都没理，直接传旨贴在了前门效忠书之后，想出名就让你出，现在谁都知道自己拿钱出来帮全国的老百姓交税，你们叨叨叨的没完。得，也别在这里跟我叨叨。让百姓知道，皇上赚钱就是为了给百姓交税的，你们争辩去吧。我可没这闲功夫。上回田尔耕倒是提到国子监那边有好事的学子，成立了一个学社，就是探讨这方面政治问题的，把个田尔耕紧张了一下，急忙请示，朱由校的要求是紧密监视，重点保护。这样的读书人议论一下国事，也是正常的，东林其实就很好，只要让他们一直在野就好了。不过现在不是让东林党这样的空谈者出来捣乱的时候，引导他们一下，把矛头指向那样没事找事的大臣也好。
孙承宗接到了皇上的几个圣旨以后，可是相当的费思量，招揽个海盗没什么问题，进京来安排也不麻烦。但辽东这个事却让他揪心的难受，因为那里有他的劳动成果，他的心血，但就这样被皇上全盘否定了。心里当然有些难过。
其实在军事问题方面，孙承宗的确是不如朱由校，不，这个称谓应该是包括原来的朱由校。这个问题在多处均有体现，首先是对袁崇焕的信任上，原朱由校就一直不怎么信，而孙承宗就毫无保留的信。
比如说，袁崇焕上疏说在关外依靠修城屯田就可以让后金投降，天启接到奏疏后批示道：“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这一连串的问话，显示出了原朱由校的睿智，并不是袁崇焕这个大忽悠能忽悠了的。话的意思就是是告诫袁崇焕老老实实做好实事，少搞一些大言不惭的把戏。屯田是孙承宗提出的，所以袁崇焕如此上奏，两者之间可见高低。
其次是对于战略防御的把握，孙承宗不如原朱由校。
比如说毛文龙根据自己的情报和推测就曾上过的一份奏折说，建奴有跟蒙古人勾结，估计有可能从喜峰口入关，天启接到塘报后批示是：“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
这里就有对毛文龙的肯定，对于建奴扣关小动作的防范。
然而孙承宗却看不出这份塘报里面的可行研究性，对潜伏的危险无法预计，孙承宗说道：“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
事实证明，崇祯二年，皇太极的确率军从喜峰口入关，由此可以看出，天启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比孙承宗更加老练的多。而现任朱由校虽然军事上小白了点，但没吃过猪肉还是见过猪跑的。对于战争的理解高度比孙承宗还是高了一点。
正是因为自己被朱由校所救，朱由校和袁可立几次三番的大捷，而现在却要自己毁掉自己的心血，这心里当然的不太好受。不说辽将们是否真心的‘投降’，就说是真的，也愿意接受皇上的安排，但关外那些他曾经亲自指挥的屯田、军堡都要扔给建奴，这让他如何不心疼呢？
做为皇上的重要智囊对于皇上的战略意图的把握当然是到位的，对于周边各个政权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对于皇上对于各个军团的不满也是知之甚详的。孙承宗对这些都懂，而且实践也证明了皇上的英明神武。把此事交由自己之手而不是假手他人，让自己能够有个善始善终，这样保全自己的名节。若真正不启用自己，最后让别人全盘否定，搞个盖棺定论，说自己就是一个庸才，放着建奴不抗不杀，天天在哪里劳米伤财搞那没用的军堡，屯那些根本收不上来的屯田，养活那些全部都是汉奸的丘八爷、、、、、、那样自己这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
自己当然感激皇上的用心良苦，大同一败，自己也就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了。（天地良心，朱由校做此决定的时候就是因为兵部是管这一块的，就交给了孙承宗，哪里想过如此之多。）如今也就是皇上身边体已的人不多，和自己比较亲，自己这把老骨头还有忠心向着皇上的，能帮他几年是几年吧。
第三百四十二章 辽将叛变
孙承宗收拾了一下心情，把皇上的意思顺了顺，开始给辽东将士写信谈判。这信孙承宗写的已经是相当的慎重了，其措辞相当的严谨，既把皇上的意思清楚的表达了出来，又顾及到了辽东将士的一些感受，毕竟自己也和他们呆过一段时间，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
但事实再如何的粉饰，也是事实，把他们从军事编制中剃除出去，发配到河套地区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待辽东将士接到这样的信函之时，立刻是一阵大哗。现在莽古尔泰就在右屯那边等着，但皇上的意图就是这样的，让辽东将士情何之堪呢？
皇上让他们去蒙古，这当然没二句，吃着皇粮当然要听命令出征，这是作为一个将军战士责无旁贷的义务。但注意了那是吃着皇粮的前提下才可以听命令服从指挥的。现在皇上让自己去蒙古，但言下之意是一人给个五十亩草原上的田地，然后就不管不问了。五十亩地是什么概念？第一并不是皇上自己的，那是处在蒙古人的控制区之内的，皇上去了，打了几个胜仗而已。在哪里种地，和在辽东种地基本是一样的，都得整天的提心吊胆的想着会不会有人来抢，面临着生命和财产安全问题。第二，都慷他人之慨了，还就给区区的五十亩，这也太抠门了，还不如别让自己走，直接出个一千亩的辽东地给自己呢。第三，草原本身就是半干旱地区，虽然是塞上江南，但也是塞上，那里的沃野千里，所有的一切都得重新的开垦，这样的活计是辽东将士们不愿意干的，如此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日没夜的开垦，怎么比得吃着皇粮那样的痛快。
这就是辽东将士是主要的心理。他们想到的是皇上为什么让他们上蒙古去，那是利用他们去打蒙古、去屯田的，那就是还用着他们。但皇上还不管吃喝、不发粮饷，这自古以来都是皇上不差饿兵，他老人家倒好，弄个五十亩地把自己打发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又想好又想巧。卖头老牛还不想让吃草，简直是欺人太甚！越是议论越来越出离愤怒，大骂皇上的刻薄寡恩，让前线的战士流血又流泪，如今有了大撤退守山海关的决策就把他们象个包袱似的抛弃到了蒙古，坚持不同意。简直是欺人太甚了！
在他们的眼里，他们是受了大明几世几代的军饷之家族，怎么能容忍一脚就被踢出这个体系，如今为了弥补前一段时间犯下的辽饷过错，已经放低放低再放低身段了，又是拿钱又是负荆请罪，但换来的却是如此结局。这是他们实在没法接受的。
皇上这一把他们扔到蒙古的策略，让辽东将士深深的感到了屈辱。假设皇上就是让他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来个卸甲归田，光荣退伍，然后入关自谋生路，这已经是他们这段时间做的最坏打算了。但就这样把他们扔到蒙古利用了他们还不给钱，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朱由校做出这个决定的前提是什么？是他们已经在出卖了国家利益的情况之下。仅仅是假沦陷一事，就死了多少非辽籍的将士，造成了全国多大的恐慌。更不谈他们浪费国家这么长时间的辽饷，让多少老百姓省吃俭用的省了钱‘给’他们。所以辽将与皇上的矛盾实在是太大了，出发点也是大不相同，根本是无法调和的。
现在莽古尔泰又从盖州折返而回，仍然在以前的右屯大捷的位置。扬言阿敏的耻辱，要在袁可立身上重新找回来。可能是为了配合莽古尔泰的嚣张，袁可立真的没有再来。但辽将们却不得不面对着莽古尔泰的催促，墙头草的特性让他们没敢给莽古尔泰有什么失礼之处。语言上保持着客气，行动上也是比较礼貌，就差没有过营劳军了。
莽古尔泰也是表达着客气，投降的条件不变，虽然是催促不断，但没出一句恶言。这样郎有情妾有义的交流直到现在。
现在辽将们在皇上如此回应之下，又要面临一次选择了，这个选择虽然难了点，一经作出，将没有任何后悔或者回头的路。皇上那边没有给他们留路，让他们背井离乡远赴蒙古，还要衣食无着。这条绑在大明战车之上的路子已经被皇上堵死了，皇上再厉害，也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照拂。俗话说，你不仁我不义，所以，他们抛弃了那份对皇上兵力的恐怖感。道不同不相为谋，怕了你了，远远的躲开就是。所以他们转身面向了他们的新主子——建奴。
但有一个条件，为了不与故主大明发生矛盾，所以请降后，能够移师金朝边线，不与大明相争。这样辽将们的聪明之处，既然皇上的战力非凡，为什么还要硬抗呢？惹不起，咱躲得起吧。
此事不是莽古尔泰一人能够决定的，本来辽将们的投降，都是以后参与作战的前提，不管作战的对象是大明还是蒙古还是朝鲜，否则养兵何用，对作战对象还推三阻四的，这种兵将哪个敢要。但对方提出了这个谈判的重大条件，却让他不得不回报沈阳。
大金对此次的辽将投降相当的重视，黄台吉更是从政治层面、军事层面出发做了深入彻底的研究。因为只要这些辽将投降了，政治因素且不谈，仅就地盘上，就将直接贴地了山海关，再无任何缓冲。更何况在军事层面上，此消彼长，把大明最精锐的辽将体系全盘拿下，变为已用，与大明的力量对比那是相当明显的，如此可见这帮辽将的重要性了。况且大金的朝鲜功略马上开始，有这帮人的冲锋陷阵，也可以减少大金的军事力量投放。基于此，黄台吉同意了这个意见。那剩下的就是具体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