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
我又自由啦，你给妈妈打电话还真管用，她同意我外出打工，我现在正和同乡们一起坐在到上海的火车上给你写信。
本来不想坐火车，有点贵，可是这段时间湖北境内到处是下岗工人堵截公路，还有农村一些喊冤的人抬尸体堵路，结果从家乡到武汉的长途车多走了八个小时才到。到武汉后，我们就决定改坐火车。
工人下岗后听说还有几百块钱，当然有的只有一百块，可是这也比我们八九亿农民要好得多呀，我们什么也没有，不是吗？有时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闹，何不像我们一样背着包袱到处打工去？是谁规定城市的人就一定可以当工人拿工资，农村户口的人就只能背着包到处流浪？这公平吗？农民抬尸体堵路我就有些同情，农民有冤无处伸，有屈无处诉，只有抬着自己被屈死的亲人的尸体才能够引起当局的重视。
改革开放让你们城市居民先富起来啦，其中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纷纷移民西方民主国家成为先民主起来的一部分，哈哈，我看呀，我们这些农民打工仔打工女，离开土地也就先自由起来。这就是我们有人先富起来，有人先民主起来，有人先自由起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虽然现在心里充满彷徨和迷茫，但总觉得有希望。虽然我知道自由是有限度的，但自由的感觉真好。在武汉火车站，我们一起买好火车票，可是却不许进入候车室，我们这些民工被安排在广场上的民工候车处。我上厕所时，看到他们里面的候车室很好，还有椅子，那里有军人候车室，有学生候车室，也有普通的人的候车室，不过我们民工就是不能进去。舅舅，我在书上看到，在美国四十年前有一个黑人妇女勇敢地进入白人的公共汽车，争取和白人同坐一车，我想，你说如果我硬是进入只有你们城市人或者大学生专用的候车室，那会怎么样？你会为我写一篇报道吗？我知道公安会把我赶出来，甩出来的。
舅舅不用紧张，我只是开玩笑。我们这些真正的民工是不会给任何人制造麻烦的。我们自由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还争个什么？我们从来不为政府为城市人添乱。记得上次你在广州多次告诉我的湖北老乡孙志刚在广州被公安人员活活打死的事件，现在再次成为盲流，我就对这事有了新看法。
严格的说，孙志刚不是盲流，他是大学毕业生，是去广州找工作的。我们盲流中最高的学历也就是高中啦，很少大学生。孙志刚之所以被公安干警活活打死，不能全怪人家公安。孙志刚也有责任，是书本害了他，也是老师和学校多年灌输给他的世界观害死了他。因为我自己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我们学校灌输的世界观里，这个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论你是工人农民解放军，无论你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你都是国家的主人，人人平等，享有宪法赋予的平等的崇高的权利。可是如果你真有了这样的世界观，而去当盲流的话，你就是不死，也会天天被人家毒打的。我们出去流浪，离开家乡出去找工作，首先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是低人一等或者好几等的农村人，我们没有办法和城里人比，我们不能妨碍任何人……，忘记宪法，忘记人民的主人这些屁话，没有尊严最好，如果万一有那么一点尊严也最好收起来，总之忘记学校老师教你的世界观。这样我们就安全了！孙志刚却因为是大学生，因为读了一些书就忘记了做农民的本色，还以为自己是个人，他在城市人、在公安同志的眼睛里，和盲流无异。你没有什么权利，如果人家要赶你离开，你最好蜷缩在那里，像猪一样被运走，千万不要抗争，更不要反抗。记住，阿Q这样的人一般不会被打死，鲁迅先生写得太极端，大家都喜欢阿Q，统治者也一样，哪里舍得打死他？可是如果你抗争甚至反抗，那很可能会像孙志刚那样被活活打死。
退一步说，一个地方不要我们，我们还可以到处流浪，找新地方去。我们毕竟还拥有宝贵的自由！
再说，舅舅，一个人出来闯，也总得学会一些保护自己的绝招。我们没有家，也不和家人在一起，到处流浪，很多时候会和城市人发生冲突，如果是那样的话，千万不要和人家讲道理，道理不是讲出来的，道理是权力和武力打出来的！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有前几年出去的老盲流专门交代我们，如果遇到人家城市人、人民的公安打我们，我们只要学会几个姿势，保护住自己的脾脏，肝脏、眼睛和鸡巴就可以了，人家一般拳打脚踢一阵子，发泄完了，也就收手啦。这些我都学会了。
舅舅，我讲这些是让你放心，你上次交代我的注意事项我都记下来了。我不会因为读了很多书就忘记自己是一个盲流，你不要为我担心，再说，我只有一条手臂，有良心的人都不会来欺负残疾人。
前天，妈妈一直把我送到村子口，最后离开的时候，我都不敢回头，我受不了妈妈止不住眼泪的样子。舅舅，你今后可以每个月给妈妈打次电话吗？我写信告诉你我的情况，你再告诉妈妈，让她别担心。
我有离开家乡和妈妈的经历，所以这次我不会哭了。可是和我一起出来的几位男女同乡，他们中学刚刚毕业就离开，结果还没有出村子，眼泪就哗哗乱流。有些到了武汉眼圈还红红的。不过，我知道，这不算什么问题，只要在外面流浪几年，你不但忘记了如何去流泪，而且甚至会想不起为什么哭以及如何去哭了。
你说写东西要从自己熟悉的着手，我就写一些小诗邮寄你看，你修改后暂时留在你那里，我怕自己东走西奔，把那些稿子弄丢了。
眼泪之歌：
白天我们不哭，
因为没有人会停下来看，
晚上我们也不流泪，
因为没有人会帮我们擦干。
你哭是想人家同情，
你流泪是想人家爱怜，
所以无论白天和夜晚，
我们不哭，也不流泪。
可是夜深人静当我们进入睡眠，
眼角的眼泪总是无法抹干，
因为一闭上疲惫的眼睛，
梦中总有爱我们的人出现。
舅舅，等我到上海找到工作，再给你写信。上海有多大？那不是你当年读大学的地方吗？家乡回来的人都说那地方每个人都穿西装，就是盲流也一定需要穿得整齐才可以进去，是这样吗？我有些兴奋，不知道自己穿上西装是什么样子的。
外甥：昌威
致命武器
第八章 垃圾之歌
北京公安部法医中心那位“可以和尸体交谈”“能够让死人开口”的专家勘查了三天尸体，只在报告上写了四个字“器官移植”算是作为结论，然后就匆匆飞回北京。这件事让广东省公安厅领导颇为头痛，最后大家就解嘲地说，专家都这么一副莫测高深的德行。
梁科长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到了广州地区所有可以移植器官的医院了解情况，但毫无结果。最后他由于还要经办其他案件，就把杨文峰拉进来接着调查。没有想到，杨文峰接手后，一头扎进去，转眼已经八个月。这八个月，他几乎掌握了所有中国器官移植的资料。可以不夸张地说，现在的杨文峰完全可以作为全国性的器官移植咨询专家。他收集的资料堆放在小桌子上像小山似的。
只是当梁科长多次提醒他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调查器官移植时，杨文峰才发现，自己对器官移植的调查研究早和这个残肢案件脱离干系。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乐在其中。
公安局刑警队法医部的解剖结果显示，十八具尸体年纪都在17到32岁之间，十二具男尸，六具女尸，生前身体都极其健康。虽然尸体被破坏，但躯体和四肢都不缺少。发现时所有尸体的肚子都呈破裂状，身体器官不全。但由于尸体暴露在荒野好几天，当时法医鉴定不排除器官被野狗或者动物咬走。北京刑侦专家留下“器官移植”四个字的结论后，广东地方法医再次检验，结果发现尸体肚子的破裂口明显为刀子割破；同时发现身体内多个丢失的器官连接处留有外科手术的刀痕。这两个发现证实了北京专家的结论。
杨文峰看到这个结论后，又仔细研究了梁科长到广东各大器官移植医院的有关调查材料。很失望，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梁科长的记录中大多是他提出问题，医院有关领导和专家简单回答。杨文峰觉得不妥，认为这些医院专家和领导的答案几乎都简单地以“是”和“不是”来敷衍。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应该多听听专家的意见，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回答问题。但他想到梁科长一个月至少处理六件凶杀案的日程，就理解了。于是他决定自己按照新闻记者的采访方式再详细调查一遍。
然而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杨文峰连跑了广东省一医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广州内科医院等六家主要进行器官移植的大医院，人家一听他是记者，摇摇头二话不说地拒绝了。杨文峰只好找到梁科长，梁科长听后笑笑，解释道：1994年有一名美籍华人吴弘达伙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女记者假扮夫妻潜入中国境内，以要求移植器官为名欺骗四川成都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科。医院当时信任他们，允许他们进入手术室观看胸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二尖瓣膜换手术。没有想到这个姓吴的伙同外国假老婆偷拍了全部手术过程，而且回到美国后竟然改头换面，说他们偷拍的是中国政府正在“移植死刑犯肾脏”的镜头。结果在国际上造成极大影响。从那以后，中央国务院卫生部给所有移植器官的医院下达命令，任何记者未经允许不得采访报道器官移植，如果需要报道相关事件，必须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公安部门的特殊批准。
杨文峰傻了眼，问梁科长是否可以通融。梁科长摇摇头，不可能。随后梁科长又笑笑说，你怎么不找王媛媛，她也许有办法。
杨文峰把想法告诉了王媛媛，王媛媛给省里的某位领导打了个电话。不久，王媛媛接到省卫生厅厅长的电话。王媛媛记下了名字和电话，然后交给杨文峰：“你打电话找这位卫生厅的处长，她会带你去了解有关情况。”
女处长姓戚，五十多岁。杨文峰和她见面后客气了一番，谎称报社了解全省器官移植是省领导的部署，目的是向社会大众宣传捐赠器官的必要性和意义。戚处长一听就高兴得不得了，当场表示自己是一定要配合的。
据戚处长介绍，广东省器官移植水平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和武汉等地区同水平。目前仅仅在广东省，就有十八家医院可以做复杂的器官移植手术，包括肝脏移植、脾脏移植和心脏移植等高难度高技术的移植手术。戚处长补充说，器官移植的技术进步异常之快，相比于其他医学领域，几乎是遥遥领先。她说：大概是因为器官移植比较前卫，每个国家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所以才会有目前日新月异的景象。要不然，人类直到今天还无法治疗感冒，却可以把一个人的心脏割下来，放进另外一个人的胸脯，照样扑通扑通跳动！
杨文峰连连点头，小心地问：“从哪里获得移植的器官？”
戚处长犹豫了一下，考虑好从何处回答这个问题后，说：从器官摘除的角度分，器官移植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活人身上移植器官，这主要是指人体有两个器官或者不致命的器官，例如肾脏，捐献人可以捐出后照样正常生活，严格说，骨髓捐献也属于这种器官捐献；但另外一种则只能从死人处获得，例如心脏等，每个人只有一个这样的器官，缺少了就无法生存。
“肾脏和脾脏从哪里来？”杨文峰问。
戚处长说，主要靠捐献，很多人从亲戚朋友处获得，也有的通过报纸媒体呼吁社会上好心人士伸出援手的。这类手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因为医学上已经有超过六十年的历史。只要找到相同血型和身体组织细胞不互相排斥的器官捐献者，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广东地区每年都至少做上千起这类器官移植手术……
杨文峰不觉惊叹了一声，接下来问：“这上千起都是靠捐献？”
戚处长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声音轻松起来：算了，你不是外人，我也不说官话，只是你不要报道我说的，报道起来，还是要讲究政策的。这样告诉你吧，我们国家不允许人体器官买卖，这是铁的政策，任何情况下不得违反。所以像这类肝脏器官移植只能通过“捐献”，但好好的人怎么愿意缺肝少肾的呢？特别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你剩下的那个肾脏有可能出问题，到时就大件事了。于是这样的器官移植基本上都是在私下买卖的，只是在医院进行手术前，双方签具申明，证明双方是本着捐献的原则。由于卷入金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般都在合同上写为受捐者对捐献者的营养补助。
“广东目前市面上多少钱一个肾脏？”杨文峰问。
戚处长笑了笑：这得根据各方面的情况而定，现在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吗？再说，如果你自己找，可能根本找不到，又或者被骗都说不定，听说一个专门帮人找捐献者的行业应运而生，说得难听点就是人体器官贩子。但是只要他们是建立在自愿捐献的基础上，政府也没有办法干涉，因为政府在政策的限制下，无法自己设立类似的机构，当然得允许人家在私下搞。不然每年一千多个需要换肾的垂死病人到哪里求救？
杨文峰对戚处长的通情达理表示赞赏，戚处长也很高兴，谈兴渐渐转浓，接着说。
我也是听医院的朋友经常谈起，以前广东市面上一个肾脏的价钱基本上维持在15万元人民币左右。这对于一般捐献肾脏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有些无法养家活口的父母为了子女捐献肾脏的情况很普遍，有些吸毒者没有钱了也走极端，但是这些人捐献的肾脏，无论是疲倦的父母还是已经被污染的吸毒者，都不那么受欢迎。后来听说跌价了。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大学刚刚改制的时候，很多大学生无法交学费，于是有大学生开始招贴广告愿意出卖年轻的“聪明的”肾脏。你还别说，虽然肾脏和人的智力没有任何关系，大家还都喜欢在校大学生们捐献的肾脏。有段时间价钱都上升到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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