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盛衰，但是我们的民族，中华文明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消亡，如果一棍子全部打死，不合常理。我不主张把传统文化当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扔掉。我主张要进行有甄别的扬弃。另外，我这里特别声明：爱国是人的天性。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总爱无中生有地批评别人不爱国，来彰显自己爱国，实际上，别人指出问题，不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总喜欢指责提出问题的人是抹黑中国，这哪是正常人类的思维呢？一个不黑的东西，别人说几句话，就可以抹黑吗？历史上，只有像赵高那样的奸诈强权者可以指鹿为马，混淆是非。我觉得我非常爱国。有些当官的以及他们的走狗太无耻，一边鱼肉老百姓，还想老百姓为他们唱赞歌，老百姓骂骂娘，就说是抹黑中国，这岂不是做了妓女还想立牌坊？”
鲁迅幽默的回答，让在场的学生都哈哈大笑。鲁迅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说：“年轻人，如果你因为有勇气去按你自己的想法做事，并只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就被人们称为自私，你**的思想被称为傲慢，你绝不妥协的正直被称为残酷，你因为有着探索和发现的远见和思想而被称为不爱国者，你追求理想的力量和自我约束被称为无情，你这个最有良心的人被讥讽为庸俗的物质主义者，你不必懊恼，坚持做你自己的英雄就可以了。”
鲁迅的演讲，说到了年轻人的心坎里，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但一些报纸转发了鲁迅的演讲后，在社会上又引起的争议不小。在国会里，一些保守的议员们也议论纷纷，李经述便去国会作了《何为强国》的主题报告。
那天的会场很安静，议员们都正襟危坐。李经述望着下面坐着的议员们，那些保守派一个个眉头紧锁，仿佛有什么灾难，他笑着说：“我注意到最近有关儒家传统文化的争议声很大。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实现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家始终无法绕过去的坎，因为几千年了，这种文化和道德的血液，已经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我们无法否认，儒家始终轻视工商与实业，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儒家的经济**观，认为财富的积累，不过是实现道德生活的手段，反对竞争，“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儒家经典中，很少阐述优胜劣败的道理，更反对到外面的世界探索和冒险，在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之花，儒家信奉的安土重迁，适用于农业社会，不适合发展商业的市场经济。鲁迅的很多观点，最近引起很大的争议，我是赞成的，商业社会自由买卖公平交易，这的确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君子要高尚得多。
诸位想一想，何为强国？国家绝对不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国家是由一个个的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我们之所以要有国家，是因为我们想在一起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一部分人压榨另一部分人。
我的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几十年前就来到中国，他看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做出了诊断：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公民的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我认为以下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取决于它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长城之坚固，而在于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泰西有句话，我热爱我的国家，但警惕我的政府用英文说，就是公民挑剔政府，批评其不合理的政策，便是爱我们的国家。但你辱骂普通人，并对其造成了实际危害，就会被严惩。我想，这将是中国成为强国的基石。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才会有创新的思想，社会才不是一团死水，才会有新的发明创造，人民才会有更好的生活。我希望我们未来的国家，法律比总统更可靠，民生比政治更符合需求，教育能让人看到希望。”
李经述讲到这里，参议院议长容闳带头鼓掌，国会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李经述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建立法制国家，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些议员回答说：“每一个公民必须守法”。
李经述说：“错，我的理解，是政府必须守法。人民好比林中之鸟，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在森林里繁衍生息，尽情欢歌，为什么要花钱养着猎人，那是为了保护整个森林。但是，什么能保证贪婪的猎人，不把枪口对准他们？只有靠法律。所以，人民在赋予猎人猎枪时，就要有法律，规定猎人的猎枪，只能枪口对外。一个法制国家，它必然要求每个公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来确保政府权力受到约束，确保猎人的枪口，无法对准他们。”
现场掌声又响起来，李经述笑道：“我相信只要政府有形的手，管好市场的秩序，打击那些无良的奸商，打击官商勾结，维护好市场秩序，保障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人民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用开放的心态，拥抱整个世界，不管是泰西的，还是中国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是有用的，只要是好东西，只要是好方法，只要是好思想，只要是好制度，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要制定法律，制定制度来实现这一点，而不是陷入无意义的争论。”
这时，容闳这时站起身问道：“大总统，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中华文明，应该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式文明，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东西？”
李经述说：“容总长说得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未灭，其实靠的就是包罗万象。只是到了近代，才特别固步自封。我们要恢复中华文明开放的传统。中华文明绝对不只是孔老二一家店。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诸子百家，琴棋书画，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华文明的嬗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接纳新的文明元素，如何消化外来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中西文明彼此相互借鉴，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坚持中国传统的道德天下理念的同时，加强法制建设，重视教育对人的教化作用，一个文明现代的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中国，中华文明也因此可以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
容闳道：“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很多乡坤地主觉得改革对他们不公平。大总统，我们怎样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呢？”
李经述回答说：“对于公平正义，社会上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会认为我的人生顺利，世界就是公平正义的，我的人生不顺，那世界就是肮脏的，那剩下的公平正义，就只有法律了国家要追求法律的公正，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会有公平正义的社会虽然法治的进程很慢，但是只有法治，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和正义另外，我们要搞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是建立在等级制的基础之上，法律让人与人社会地位较为平等，因而借助于权势去损人利己的机会大大减少。人人**治的社会，道德必然高尚，人人讲道德而不**治的社会，必然是个虚伪的社会，道德也会一塌糊涂”
容闳点点头，说：“除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保障个人的人权。从前的封建皇帝，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可以把她弄到皇宫去。皇帝有特权，老百姓的女儿家就没有人权。中国以前几千年，多数人没有人权。直到中华帝国，人民慢慢的才有了人权的观念。个人的产权和人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个人产权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个人人权则让人活得有尊严，缺一不可。”
李经述点点头，说：“现在，社会上仇富心理普遍，但是这种心态，是最要不得的，试想一下，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当上富人而仇富，那么对暂时的穷人来说。最好是打倒富人。但是，打倒富人之后呢？难道要等自己变成富人以后再来保护富人？所以，我们的法律。既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也就是要保护所有人的产权。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这些学说以法国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代表。实际上，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一旦取消了财产私有制，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别人的，那么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一样。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随便被别人占有，谁还愿意从事生产？实际上，这个社会，穷人的财产最缺乏保护，因为他们无钱无势，经常被有特权的人或有钱人所欺侮。所以我们才需要公平的法律，来保护所有人。”
李经述的话掷地有声，又合情合理，在场的官员议论纷纷。李经述接着说：“关于平等，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包括康有为也曾提出来过，但为什么这种结果的平等，只会是乌托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恋爱结婚，如果人人一样，男的必然要选最漂亮的女人，女人必然要挑长得帅的，那剩下的怎么办？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中国以前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政治也是是少数人的专利，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制度，但在实践中，人的因素要远远高于制度的作用。我们将来的目标，是要实现政治现代化。纵观泰西列强，政治已经成为一种职业，政治斗争成为一种合规则且相对公开的博弈，道德制度及法律共同规定着政治斗争的限度，少了很多血腥和残暴。而不发达国家下的政治，则沿袭古老宫廷斗争，丛林法则发挥着作用，密室政治和血腥暴戾大行其道。如果为政者深陷政治斗争的残酷之中，哪有心思治国理政或谋划国家未来的发展？”
有一些议员不理解，问李经述道：“大总统，您这些话的意思是？”
李经述回答说：“我的意思是，中国将来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将来中国的政治，也要实现现代化，要光明正大地斗。我们将来的社会，必然只能是法律上人人平等，教育上人人平等，再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和自由，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才是公平的社会这样的中国，才算是真正的世界强国而当务之急，就是我们国家要加大反腐的力度，建立起一个真正廉洁高效公平的政府”
第257章放开舆论监督
经过思想的大解放之后，建立一个廉洁、高效、公平正义的好政府，就成了李经述关注的焦点。鲁迅还为此上书李经述总统，要求政府放开舆论监督，称这有助于遏制官员*，建立一个好政府。
鲁迅在李经述接见他时，说：“古今中外，官员的贪腐问题所在皆有。说要根本解决，倒也没有这个可能。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实也不难。汲取古今中外的经验，无非就是两种方法：一是大幅度削减官员的权力，不给官员贪污的机会；二是加强监督，多几双眼睛看着，放开报禁，开放舆论监督，就等于让六万万老百姓的眼睛盯着所有政府官员，这对廉政局的监管是一种有力补充。”
李经述点点头，说：“中国的古代也有御史制度，近代出现了报纸，报纸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报纸的舆论监督确实是监督官员的一*宝。我会让国会通过相关法律，准备开放报禁，让民间人士自由办报。”
李经述要国会制定法律、放开舆论监督的意见后，袁世凯急匆匆赶来总统府，脸色很不好看，问李经述道：“我听说大总统要开放报禁？”
这时，李经述正在总统府的后湖钓鱼，算是小憩。袁世凯赶来时，正好一条半尺长的鲤鱼上钩，在耀眼的阳光中活蹦乱跳，他将鱼取下放进鱼桶里，哈哈大笑，说：“项城，我正要去找你呢。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于民有利的好事，你为何如此忧心？”
袁世凯说：“卑职以为，这样可能会使我们将来失去政权！”
这时，带有一丝凉意的风，吹皱了四周的水面，李经述淡淡地回答袁世凯道：“世上的政权都是人民选的，没有谁能永远在台上。而且人民不是一架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人民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趋向自由生长和发展。而言论自由，是他们最重要的自由，政府不能剥夺啊。”
李经述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袁世凯第一次有点摸不透李经述的心思，他问道：“二十年前，大总统不是反对开放报禁吗？这样会不会搞乱人民的思想？”
李经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主权没有完全**，民众多为吃饱饭而努力，当然不能开放报禁。不过，被剥夺了言论自主的人民，没有尊严，不能叫活着，只能说没死而已。现在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还给民众了。这对监督我们政府的公职人员，防止贪污*，是大有好处的。”
袁世凯说：“万一有人又趁机捣乱怎么办？”
李经述说：“不足虑。开放报禁之前，国会会通过新闻法，禁止煽动暴力、对有损于国家利益、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还有侮辱诽谤他人等言论，也会被禁止。我们的政府也都是由人去执政的，不会‘一贯正确’，被强行压制下去的声音可能是正确的。要对不同的声音多一些宽容。”
袁世凯说：“我还是有点担心局面会失控，社会的思想会混乱。”
李经述说：“我们要吸取前车之鉴。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文化又早熟，在汉代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儒家思想！但是独尊儒术后，中国却已变成静止的了，几千年来原封未动，甚至倒退。五代就不是唐朝，元朝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