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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陈海平深以为然。
后世有人评价这段历史，说孙承宗才是真正影响大势的第一等的人物，而袁崇焕只是二等，陈海平这是不太公正的评价。
身处这个时代，陈海平方才真正意识到，对明末形势发展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袁崇焕是第一人。
关于这个评断，不须谈及其他，只筑城宁远和守住宁远就足矣。
实际上，就是因为宁远的存在，明朝和清朝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时间至少推迟了十几年。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宁远，或是宁远落入后金手里，明王朝全线退守山海关，那会是个什么形势？
明廷全线退守山海关，即意味着明朝对后金不再有直接的军事威胁，后金只需少量军力扼守宁远沿线，便可以当明朝不存在。如此一来，没有了明廷的压力，后金就可以毫无顾忌，从容地整顿辽东，全力统和漠南蒙古和征服朝鲜。至于毛文龙的东江，那就连台面都上不了，提都不须提。
此外，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那就是对漠南蒙古和朝鲜在心理上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漠南蒙古和朝鲜，甚至是毛文龙的东江，抵抗之心势必大幅下降，而投靠后金的自然势必大增。
这一增一减，影响有多大，用脚后跟想也能知道个一二，而后金一旦完成了对辽东、漠南蒙古和朝鲜的统合，那山海关即便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也完全没有了意义。
到时关山万里，八旗铁骑何处不可入？
所以，宁远之战，明军杀了多少女真人，自己又损失多少，这根本不重要。宁远大捷最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守住了宁远，其次就是振奋了辽东军民的士气，而这也同样鼓舞了所有反对后金的势力。
这就是孙传庭说袁崇焕立下不世之功的理由，这个陈海平是完全认同的，至于孙传庭认为打死努尔哈赤是老天与袁崇焕过不去，那是因为努尔哈赤这个时候已经是特大特大的大“昏君”。
纵观努尔哈赤一生，军事上堪称天才，政治上前期也算可以，但终不改强盗本性，一旦觉得自己得势了，强盗本性便曝露无疑，失去了政治上起码的感觉。
努尔哈赤后期，骄狂顽固，刚愎自用，任意妄为。
女真人充其量不过二十几万，数量远远不能与汉人相比。要想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物资保证那就是空谈，而生产物资的就是汉人。但努尔哈赤对汉人动辄杀戮，先前觉得穷困的汉人容易造反，于是杀穷人，后来又觉得富人要造反，于是又杀富人，弄得天怒人怨。不仅如此，努尔哈赤还把全部汉人都驱作奴隶，肆意压榨，这样怎还可能生产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大量物资？
在努尔哈赤统治的后期，汉人的逃亡反抗一天比一天激烈，要是再持续这么几年，那就正如孙传庭说的，一直这么乱下去，就是拖也把建奴拖垮了。
陈启立跟着道：“确实，这个皇太极确实了得，尤其是攻击朝鲜这一手，真是神来之笔。”
讨论时政得失是陈海平给集团立下的规矩，陈启立虽然只是一个武人，年纪也大了，但通过这些年的耳濡目染，并不断学习，他不仅在军事上更上层楼，政治上的见解也是不断提高。
第一百四十二章规则
攻击朝鲜，固然是最正确的策略，但也是不得不然，皇太极必需得走这一步，这是整个女真人目前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共同的迫切需求。
政治上，后金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取得汗权的绝对统一，但皇太极虽然在汗位的争夺上胜利了，却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像努尔哈赤那样的威权。
皇太极主正黄、镶黄两旗，在四大贝勒中势力较强，并以其才德为他人所不及，因而得到汗位。然而其余三大贝勒各主一旗，且以兄行列坐左右，不令下坐，不以臣礼待之，故实为四大贝勒共掌大权。诸贝勒各据实力，不甘臣服，皇太极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一贝勒。
在这种形势下，皇太极要想进行任何政治上的重大变革都是不可能的，因而首要之务就是必须首先确立汗权。而要确立汗权，唯一的方法就是武功，只有首先取得战争的胜利才能完成对汗权的确立。
这是先决条件。
战争有三个方向，一个是明朝，但要攻打明朝，没有绝对的指挥权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向不行。接着就是蒙古，林丹汗虽然一败再败，但实力犹存，北向攻击蒙古要想取得重大胜利并非易事，所以也不是上选。
那最后就只有朝鲜了，三方之中，朝鲜最弱，是最有把握的，攻打朝鲜的好处不言自明。
经济上，后金处境艰难，自与明朝决裂之后，其以山珍、上产流通粮食、生活用品等物资的关市贸易也随之停止。虽然在此之前经努尔哈赤积极的农业政策，使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是粮食自给问题并未解决，农业与采猎的比重关系也未能很好地协调。尤其是后期，努尔哈赤采取激烈的手段对待汉民，给后金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因此，抢掠物资，借以衣食，掠夺人口，资以生产，这成为皇太极攻打朝鲜最迫切的原因之一。
军事上，后金虽然几乎占尽辽沈地区，但仍然面临着明、朝、蒙的三面围击之势。
朝鲜在光海君主政之时，采取的策略是在明朝和后金之间摇摆，尽量谁也不得罪，而努尔哈赤也对光海君加意笼络。但在天启三年三月，朝鲜发生政变，光海君被废，李徐即位，是为仁祖。仁祖李徐一改光海君的外交策略，完全倒向了明廷，断绝了与后金的一切联系。
此外，毛文龙依托朝鲜，设镇东江，对后金骚扰不断，虽然不能在军事上对后金造成麻烦，但在经济上却影响甚大，毛文龙的存在使得附近的广大区域无法正常耕种。
所有这些，都使得后金在军事上有攻击朝鲜的需求。
另外，努尔哈赤的死对后金士气的影响巨大，攻朝之战将极大地提升士气，这对女真这种靠着抢掠为生的民族而言就如打了一剂强心针，效果立竿见影。
天启七年，正月初八，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率阿济格、岳托、济尔哈朗、杜度和硕托领正白旗、镶红旗、镶蓝旗三旗三万余众越过鸭绿江，并分两路，一路攻击义州，一路攻击毛文龙盘踞的铁山。
毛文龙谎报军情，说有八万八旗兵攻打朝鲜，辽东空虚，朝廷信以为真，命袁崇焕领军攻打沈阳，解朝鲜之危。
袁崇焕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而且还多是步卒，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不仅无有胜算，如果失利，反而有可能被皇太极乘势攻占宁远。
出兵有百害而无一利，索性袁崇焕是有担当的人，以各种理由推诿朝廷不合理的命令，坚持没有出兵。
“大哥，袁大人说的‘十万掠鲜，十万居守’，这是怎么说的？”陈海平问道。
那是袁崇焕给朝廷奏疏上的话，说明不可出击的理由。轻轻叹了口气，孙传庭道：“因为坚不出兵，袁大人面临了朝廷很大的压力。虽然毛文龙谎报军情，但袁大人这个时候要否认不仅非常麻烦，也不太现实，一时半会是不可能弄清楚的。所以袁大人与其否认，倒不如承认，然后再说建奴还有十万居守，这样好说话。实际上，袁大人说的也是事实。建奴征兵一般是三丁抽一，袁大人的意指是建奴的全部兵役人口。如果袁大人当真出兵，皇太极也必然尽征建奴成军，十万之数只多不少。”
“大哥，袁大人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陈海平一直都想问问孙传庭对袁崇焕是什么看法，但一直忍着没问，现在可以了。
听陈海平问到袁崇焕，孙传庭眼里忽然多了一丝忧色。默然片刻，微微叹了口气，孙传庭道：“袁大人勇于任事，也能任事，但性情稍嫌太直，做事有欠园融，将来的结果恐怕不会太好。”
不做事的骂做事的，古今如一，反正骂人不过是费点吐沫星子，没什么成本。
不做事，没人骂，只要做事，不论好坏都有人骂，但做坏事，多是些死老百姓骂，天下不大会听得见，但做好事，就像袁崇焕那样，骂声必定铺天盖地，因为骂的人主流都是有极大影响力的读书人，天下都听得见。
在辽东局势恶化，几乎是谁去谁死的情况下，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这个时候，一个八闽小吏袁崇焕去了，但事过境迁，大骂袁崇焕的滚滚诸公不会有人还记得他们大当缩头乌龟的时候，这个袁崇焕是怎么做的。
相反，他们不记得还好点，因为要是记得，那袁崇焕就是一面镜子，一面让他们非常不舒服的镜子，所以骂起来自然格外卖力，格外起劲。
袁崇焕是该骂，他不仅是让朝堂上的滚滚诸公非常不舒服的镜子，这个八闽小吏竟然还敢违越官场伦常。
袁崇焕初到辽东，极得辽东巡抚王在晋赏识，对袁崇焕极力拔擢，但王在晋提请要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的时候，袁崇焕反对。反对也就罢了，可千不该万不该，袁崇焕竟然越级上报，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内阁首辅叶向高那里。
越级上书，袁崇焕犯了官场最大的大忌，但说来奇怪，骂皇帝可以被赞为批麟君子，而且骂的越凶，名望就随之越大，但下级违逆上级，却几乎让所有的官员都看不顺眼，觉得如鲠在喉，不舒服到了极点。
陈海平自然清楚，这是标准的双重标准，而且也还是那句话，这是官天下，官天下的等级森严，不容任何人来挑衅。
在这种情况下，没事都要骂，何况还有事，而且官僚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清楚的事情搅浑，何况事情还在不怎么清楚的时候。
顿了顿，孙传庭继续道：“袁大人的性情就像一团火，会感染很多人，但同时也会灼伤很多人。被感染的人会誓死追随，但被灼伤的人也会以同样的力道攻击他。”
说到这儿，孙传庭轻轻叹了口气，道：“说实话，我当初辞官也有袁大人的成分在内。”
“啊，这是怎么说的？”这倒新鲜，这个说法陈海平不仅从未听过，他自己也从未想过。
第一百四十三章争论
孙传庭解释道：“我虽也习武，但对军略方面并不很感兴趣，所学的只是泛泛。所以我虽也想象袁大人那样投笔从戎，但自家知自家事，我不行，去了也是白去。后来又见朝政日益混乱，留下无益，而且天下日渐纷乱，今后武事必多，辞官就是为了回来潜心读书，如果日后有机会，再去报效国家。”
陈海平心中微微点头。
孙传庭说的很谦恭，孙传庭敬佩袁崇焕也是真心实意的，但以孙传庭这种人，未必没有与袁崇焕一比高下之心。
陈海平道：“给魏忠贤立生祠，袁大人不是也做了吗？这不意味着袁大人也已经变得园融了吗？”
轻轻摇了摇头，孙传庭道：“给魏阉立生祠那是蓟辽总督阎鸣泰弄的，作为下属，袁大人要是还想在辽东呆下去，就非得跟着署名不可。如果连这点转折都没有，那袁大人充其量不过是个莽汉罢了，如何能做下这等大事？”
陈海平附和道：“大哥说的是。”
稍微打了个沉儿，孙传庭道：“袁大人一向敢为人所不敢为，在力争筑城宁远这等攸关生死的重要关头，越级上书虽然有违官场伦常，但这是必须的，袁大人坚持的对。不过，我最担心的是袁大人这么做既是迫不得已，也是本性使然。”
轻轻叹了口气，陈海平明白孙传庭的意思。孙传庭说的含蓄，但说白了就是说袁崇焕这个人跋扈。孙传庭这么说的根据是袁崇焕有过一次私斩小校的事儿，他本来无权杀人，但就是杀了。不管那个小校该不该杀，那都不是袁崇焕能决定的，但他就是这么干了，以致惹得孙承宗大怒。
像袁崇焕这种人，对脾气了，那怎么都行，而且双方都是如此，他能为对方舍命，对方同样也会为他舍命。辽东的武将是一个集团，将官大都是出自辽东将门，朝廷派去辽东的督抚很多，但真正与辽东的武将集团融为一体的则只有袁崇焕一人。在辽东，只有袁崇焕在，才可以如臂使指，没有人敢阳奉阴违，这个连孙承宗都做不到。
袁崇焕成事是因为这种个性，败亡身死也是因为这种个性，实际上，袁崇焕这种人是本不可能出头的，这正所谓是时势造英雄，但造英雄的时势魔力不是无限的，而袁崇焕的悲剧正是因为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做正确的事是有条件的，是有边界约束的，从小处看，做这件事很正确，但从大处看，或者换一个角度看，那做这件事就是错误的。
袁崇焕没有意识到这个，所以他和他罄尽一腔热血保卫的家园同样遭受了莫大的悲剧。
默然片刻，陈海平问道：“对袁大人在辽东采取的筑城固守的战略，大哥以为如何？”
苦笑一下，孙传庭道：“敌强我弱，平野争锋，我军远不是建奴的敌手，所以袁大人‘守为正招，战为奇招，款为旁招’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这样进可攻，退可守，逐步向前推进、蚕食，毫无疑问是最稳健的。一开始，我也跟很多人一样有个担心，这样大规模筑城，朝廷是否能承受的了，但现在，我才知道辽东每年消耗几百万两银子实在不算什么。如果真的承受不了，那也不是袁大人的问题，而是朝廷的问题。”
在辽东，一直是三种战略取向在做较量。第一种是激进的进攻，第二种是保守的防御，第三种是取两者之中。
第一种的代表是王化贞，坚持这一战略，结果都无一例外的是惨败。
第二种的代表是高第和王在晋，他们虽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所幸，都因为袁崇焕的坚持，这种战略并没有真正的实施。
第三种的代表自然就是袁崇焕，他的战略是积极防御，保守进攻。
三者谁对谁错，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但在几百年后，在那些深受辩证法和实事求是教育过的后人当中，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采取第一种激进的进攻战略，那只是在前期，在明朝军力还占明显优势的时候。等到袁崇焕出场的时候，这种战略早已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战略较量双方已经变成了“激进”的袁崇焕和以高第、王在晋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