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的晚上连传宗接代的大事都没了兴趣。
赵柽困得直打瞌睡，可看着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也只能强打精神看下去。“大败淮南巨寇曹成，擒匪酋马友。杀匪首李宏，现正全力追剿曹成余部…”他拿起一份高宠送来的战报轻声读道，这是个好消息。
曹成部是以溃散的政府军为骨干力量的流寇，他们以烧杀抢掠为经济主要来源，甚至打着‘追赃助饷’的反腐旗号聚敛财富，几乎和土匪无异。但对内部提不出什么鼓舞士气军心的政策纲领；对外不仅祸国，而且殃民。
而现在由于金军的入侵，政府则成了民族利益的中坚力量，国内原本政府与百姓间的矛盾缓和，主要矛盾已经上升为民族矛盾，他们如此必然造成该匪帮与大宋的主流力量背道而驰，导致军心离散，还为广大草根厌弃，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流寇们流动作战，走一路抢一路，缺乏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时间一长，兵员和粮草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在遭到政府军的打击，受到挫折后便出现了一哄而散的局面。而在曹成部失败后，与他结为同盟的马友和李宏两部，却坐视不管，置身于观望状态，结果被高宠趁机个个击破，迅速瓦解。
“胁从不问，匪首必诛，兼用招抚，速平匪患，控制江南！”赵柽提笔在奏折上批到，一味招抚只会让那些心存侥幸的人重蹈覆辙，不断的提高价码，陷入越剿越多的局面，他要打消那些以造反作为进阶的人的幻想。
有好消息就有坏消息，赵勇那边就碰到了麻烦。大宋的主要敌人还是在西北和北方，赵柽布置兵力也是采取的北重南轻的方针，河北与河中的接收都十分顺利，却偏偏在陕西遇到了麻烦，陕西军各路经略使一同上书要求保留军号，拒绝改编为地方军。
自从赵柽收复灵州后，西北防御态势大为改观，从地域上说陕西和西夏接壤的地区已经很少，不再处于战争的前沿地带，从战略上讲已经退居二线地位。但是当年童贯为了掌握兵权，对陕西兵力一直没有调整，即便从此多次抽调兵力，陕西军仍遵循战时的体制，屯驻重兵。
陕西军为了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分永兴军、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计有步军十二万人，马军六万人，分属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环庆路经略使赵哲、秦凤路经略使孙渥、泾原路经略使刘锜等统领，各军编制完整，训练有素，可以说是大宋禁军硕果仅存的一支军队。
赵柽在之前也曾想过处理陕西军的事情，他知道此事不会太顺利，事实上也不可能从容地整编如此整齐划一的军队。但是在如今宋夏两国息兵的情况下，在陕西保留十八万的常备军不现实，也不可能。他的计划是将陕西军拆散，其中一部分选入新军，一部分转为陕西地方军，还有一部分调入河中和云中增强两地的兵力，余者退役或是转为屯垦军。
西军在禁军逐渐衰落之后便成为宋军的中流砥柱，名将辈出。而在西北各大军事集团中，又以种、姚两家为首，这两家都是西北的名将世家，功劳最大，威望最重，兵马最强，一向为西北诸将领袖。可是到了靖康年间，种家的两大代表人物种师中战死、种师道病死，种家势力因此土崩瓦解，而姚家的两大代表人物姚古遭贬、姚平仲跑路，这样姚家势力也不复存在。
宋朝初年，西北有杨、种、姚、折四大将门世家，杨家只传三代便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如今种、姚两家也步其后尘，只剩下折家一族。折家虽然也走了下坡路，但是总算是硕果仅存，赵柽考虑经过考虑后，折家作为自己的姻亲，忠诚度自不必言，于是他先调折可存为陕西兵安抚使，以便能顺利整编陕西军，而改编后折家再失兵权，也不存在外戚干政的情况。
赵柽的算盘打得不错，欲借折家的威望震慑陕西众将，但是还是失算了。群龙无首的西北诸将在混乱的情况下想趁机‘脱颖而出’，想在乱世中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种、姚两大军事集团瓦解后，西北诸将中就以泾原都统制曲端名望最高、势力最大，此人号称“能文能武”，而且不徇私情，他派自己的叔父出战，战败之后一样斩首，确实有一定才干。
可惜曲端为人私心较重，大局观不强，满脑子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地方山头主义。早先种师道、姚古在时，陕西的事情轮不到他做主，曲端自然也无话可说，可既然这些人都不在了，曲端满心以为自己称王称霸的时候已经到了。
但是朝廷又派来一个折可存，顿时让曲端大为不满，再加上折家也世家出身，曲端从心里看不起这些官二代，以为折家不过是和新君攀上了姻亲便跑到陕西抢地盘，所以不想受他节制，便以禁军转为地方军，他们的军饷、福利和待遇都会降低为由，煽动各路军将联合上书，拒绝整编。
“娘的，又是个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赵柽将奏折扔到了一边冷笑道，不说女真人就是西夏人都比他们牛多了，仗着打了两回胜仗就敢和自己叫板，不遵皇命，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纵观大宋历次用兵，无不是号令不严，军纪国法如同虚设，临阵逃跑者不加以重惩，战死沙场又不加抚恤，赏罚不明，军纪涣散，与敌军交锋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如果略有斩获就是谎报大捷，上下欺瞒，视交战如儿戏。对待国中士民却既是凶残蛮横，抓起人来雷厉风行，杀起贫民来面目狰狞。看来废弃原来的禁军，重建新军这步棋是走对了。
“避免冲突，取其魁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赵柽想了想，提笔手书一道诏书叫人送往赵勇军前…
第一百五十八章皇家族事
先国后私，赵柽在众人的辅佐下连滚带爬的算是把国事稳定下来，家事便提上了日程。现在不是他当王爷的时候了，自己只要管着一府的事情了，而是要操心整个皇室老老小小四五辈人的事情了，除了吃喝住行还得管他们的生老病死，就连取名字这种事情都得他上心。
可这事情逃是逃不过的，怎么难也得处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怎么说是人就有宗族，有近支疏族，而宋朝立国以后宗室之事便提上了日程，共享荣华富贵的同时，也给每任皇帝添了不少烦恼，因为皇族还是具有他的特殊性的…
宋朝皇帝和大臣以敏锐的眼光检讨前代对待宗室的经验教训，加以学习借鉴，周、汉、唐三代是三个公认的伟大王朝，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三个王朝的时间跨度足以使宗室成为一个问题。
周代时期，王族在政治秩序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灭商之后，周突然从渭水河谷的一个小邦，变成了一个地域横跨中国北部平原的广大帝国。为了统治这个帝国，周发明了所谓的“卫戍制度”，将大批王子、宗亲以及王室家族以外的同盟者分封为封建领主，让他们去统治全国各地区，周王直接统治的只是帝国西部首都周围的地区。
通过诸如父死子继的封受仪式、发动战争讨伐叛乱领主等机制，周成功地将它的统治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靠层层封受的宗法制度产生的政治结构贯穿了整个周的历史。
这是一种线性传承制度，按照宗法制。家族成员的在政治上的相对地位取决于长幼嫡庶。长子一系在宗教地位和政治权力方面都享有崇高地位。每一代的长子构成世系与政治权威传承的主干，以次诸子则另立门户。建立新的次一级权威。距离主干越远，政治权威也就越弱。
到了汉代。宗室成员拥有了封国和爵位，这构成了汉代宗室的中心特征。根据汉代法令：只有天子之子才配称宗室，得以裂土封王；王之子，嫡子一人继承王位，其余庶子皆封侯；侯之嫡子一人继世为侯，其余诸子皆无封号。如此几代之后，所有人就会变得与寻常百姓无异，倘若自己不能取得权势，则不免要躬耕度日。我们熟知的刘备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
对于汉宗室来说这意味着一个隔绝的**，通常而言，他们不能担任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角色。尽管西汉和东汉都不乏宗室为官的例子，但其数量非常有限。即便中兴汉朝的光武帝自觉亲族对自己贡献良多，因此慷慨授予他们各种官爵，但却不在政府中起用他们。
由于汉代宗室不在首都居住，这使得他们少有机会参与“内廷”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内廷群体与皇帝本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是皇帝用来与正式的官僚机构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汉代历史上几次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血腥斗争中。虽然也有宗室成员参与其中，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远不如外戚和宦官这两个最活跃的汉代内廷集团。
到了唐代，他们宗室与汉代宗室在许多重要方面又有很多不同。尽管唐代起初也像汉代那样将皇子们分封到各地，但是，到了中期诸王及其子孙却都被迁到首都。安置在十个王宅和一百个孙院里。然而，唐代在京城安置宗室的做法却为后代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
但是唐代与汉又有不同。不仅乐于在政府中广泛起用宗室，而且唐代宗王可以出镇地方。而且许多宗室还被委以高官，十多人出任宰相，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开始了对宗室的管理。太祖和太宗两朝，这时候还无所谓宗室，有的只是两位皇帝及其弟弟魏王的近亲家族。太祖认为宗室应该包括三兄弟后裔这宽泛宗族，设定了未来宗室的界限。
宋代头一百年的宗室可以说更像是皇帝与宗亲们的交易，皇权赋予他们特权和资助，国家设置法令对他们实行管理，全体宗室在首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不能拥有任何政治权力，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除了祭祖、国家大典充充门面就是发展个人的业余爱好。
虽然他们中有的人是皇位潜在的继承者，但是都过着基本相似的生活，尤其是涉足政治，靠着宋代国家空前绝后的富足，宗室得以如此这般地维持了四到五代后，危机出现了。宗室的规模愈来愈大，在经济、住房、教育、封官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而在此同时五服以外的宗室出现了，按照唐代的先例，这些远支疏族早就不应该被算作宗室成员了，因此他们的宗室地位的遭到争议，皇家对宗室成员的控制也变得十分困难，如何对待这些远支疏族颇让人头疼。朝廷也一度停止了对无服宗亲的赐名和授官，允许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官职自谋生路，打算精简这些远支宗亲，对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完全断绝宗室待遇。
但是不久问题出现了，失去宗室待遇后，他们很快便堕落了，成了衣食无着，居无定所的贫民。这太有损皇家颜面了，朝廷只好就收回成命，建立无服宗亲资助制度，重新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玉牒上。这种作法实际破坏了按服纪确认宗族的惯例，更倾向于建立一种谱系边际开放的宗族结构。
问题是现在第五、第六代宗室的数目经过开枝散叶后已经是成千上万，这还不算他们的妻室、姐妹、女儿、女婿。把这些补助累加起来，对于政府来说就成了一个不小的负担。而这笔费用是出自户部而非内库，花费的当然是百姓税赋，给国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负担，成为冗费中重要的一项…
等到赵佶继位，由于人口增长、费用冗滥、血缘宗族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宗室正在经历着一场彻底的重新定位，宗室问题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于是赵佶命蔡京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朝臣们制定了一个方案，中心是终止赐名和授官，但未将这些人从皇家的玉牒中除名，依然承认他们的宗室地位，可以进入宗学。作为过渡步骤，不再授予疏族南班官，而代之以地位稍低的三班官。其后代子孙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可以在首都另觅居所，购置土地。有官者还可以依据普通官员的相关规定买房子置地。
在婚姻方面，第五、第六代宗女的嫁资减半，第六代宗女的丈夫也不再授予南班官，但是，这些宗女仍然不许与“非士人之家”结婚。赐予贫困无官的第五、第六代宗室土地，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和特别贫困者，不计行辈，上报名字，酌情予以特别优抚。在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为无服宗亲分别建设新居所，以便外迁。
但是为官者也受到限制，在一个州中担任高级文武职位的宗室不得超过一人；宗室官员同时同地任职，一州不得过三名，一县不得过两名。这条诏令不像是亡羊补牢之举，倒像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因此宗室只能担任些不起眼的小官，想造反也无力响应。
这一切实行了十多年，虽然诟病不断，却勉强对付着。在女真入侵后形势大变，赵柽百般营救，可也只顾得自己的本家兄弟姐妹，皇家宗室几乎被连锅端，京城中的三千多近支宗室被俘获，许多人死在了北行的路上，而跟随赵桓一路北行的能够脱险的只是少数。现在赵柽即位了，这个麻烦同时也转交给他了…
赵柽看着太祖爷的《大训》一脸的愁苦，在其中一再重申，不管后代子孙的血缘关系变得多么疏远，维护宗族的一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老头可能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知道未来宗族的社会成分可能会变得相当复杂，因此他早早定下了规矩。
要求后人们不管水流得多远，都要尊奉‘玉牒’；不管做官，还是行商，不管在何处，只要彼此相遇，都应当互相承认，照行辈论交；不可嫌贫爱富，不能扬贵抑贱。倘若有贫穷之人或无以自存之家遭遇横祸，富裕的族人理当施以援手，免其流离失所，辱没祖先！
“话是好话，可如今却叫我为难啊！”赵柽哀叹一声，女真入‘帮’了他不小的忙，将自己亲戚给消灭了一大半，死者无法对他构成威胁。可有些侥幸逃过浩劫的人却也生出了歪念，传承数代的宗室曾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受到无穷限制，而现在这些宗室突然发现过去对他们的种种限制不见了，只凭借自己的宗室身份便可以获得从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第一百五十九章步步为营
赵匡胤夺得政权后，在经济上对宗室待遇优厚，遂导致宗室人口迅速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