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正七品上，这一比较，搁今天的话讲是连排级干部。
宋朝的士兵经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办法是在脸上刺字，但是脸上刺字是犯人，这就等于毁容嘛。在脸上刺上“第八营第一连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飞是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当枢密副使的时候脸上还有字。皇上给他药水要他洗下去，他说我留着，要激励将士，跟他们说我这样脸上带字的也能当上枢密副使。但是就你这一个，没别人了，激励不着将士。
可就是这么一位受人爱戴的将军，做了枢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们的诽谤。宰相文彦博请求罢免狄青时，宋仁宗维护狄青说他是忠臣，可文彦博立即反驳道：“宋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这个就算假设成立吧，但最可笑的理由编造者应该就是欧阳修，他向宋仁宗上书希望罢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洒洒几千字，举不出一条有力的罪证，写的全是狄青的好话。估计欧阳修写着写着也觉得自己这不犯病嘛，怎么替狄青写起好话了，可实在找不出狄青的过错，最后一咬牙，把发大水的罪责安在了狄青身上，说：“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发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枢密副使而给的警告，这个理由可谓是莫名其妙，而从欧阳修的嘴里说出来，更是让人觉得荒唐至极。
不管理由是假设还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对狄青越来越深的怀疑，早在狄青被拜为枢密副使时，宋仁宗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慢慢康复了，知制诰刘敞趁机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可疑者尚存。”这里面说的大忧者就是广源叛贼侬智高，而大可疑者就是狄青，侬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为了朝廷最大的威胁，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这种猜忌之下，对狄青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关狄青的各种绯闻层出不穷，而朝廷狗仔队更是无时无刻不盯着狄青的一举一动，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能编出各种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说狄青家养了一只狗，可能这只狗不小心碰了头，脑袋只是肿了个包而已，可到了谏官的嘴里就变成这条狗头上长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看见火光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当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就开始盛传狄青家晚上有怪光冲天；甚至连京师发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无奈只好先暂时住到地势比较高的相国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说成是他要夺取皇位的行动，引起人们的怀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关于狄青造反称帝的谣言，宋仁宗被逼无奈，为了保全狄青，只好罢免了狄青枢密副使一职，加宰相头衔，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城这片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陈州之前，他就对人说：“早听说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我这次去陈州，必定烂死在那里。”后来，果然一语中谶。狄青已经远离朝廷，但朝廷并没有远离他，每半个月就派人上门看看狄青干吗呢，还美其名曰抚问。这时的狄青已经被谣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门狄青就要“惊疑终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么招数折腾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压垮了这位昔日猛将，被贬到陈州的第二年，年仅50岁的狄青因为“疽发髭”，嘴上长了毒疮，暴病而亡。现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会长几个泡，狄青嘴上都长了毒疮，可见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内心多郁闷。
他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可他既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也没有血染疆场，马革裹尸，身为一名武将，却在同僚们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为宋朝把武将的地位压得这么低，所以对外战争老打败仗，没人尚武，打仗都让文官去。文官又不会打仗，皇帝手里握着兵权，可总不能有点啥事就御驾亲征吧，那你朝里的事还管不管？有人说，那边打仗边处理政务呗，先不说这样做，当皇帝的身体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这仗打个三年五载的，而且地方还挺多，皇帝一天没事干，就带着军队到处跑了，既耽误国事又浪费钱粮。于是赵匡胤又想到办法了，需要带兵打仗的时候，就直接指定一个将军或者元帅带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来，这兵权还得交回我手里。解决完带兵将军的问题了，赵匡胤还要事先制定好作战计划，要不怎么说皇帝这差事不是谁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画好行军布阵图，然后交给出征的将军，让他照着自己制定的计划去打仗，还不能随便更改作战计划。这样还不够保险，再派一个文臣做监军，监军监军，顾名思义就是监督军队，其实也是监视领兵将军的一举一动，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给的作战计划打仗，我就报告给皇帝，你就等着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给你一个阵图，照着打。你拿着阵图到了前线，打开就傻了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没法打，再请示皇上吧，没等你请示到，敌军到眼前了，下辈子再请示吧。
赵匡胤应该没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会行军打仗，排兵布阵，可他的子孙后代会吗？这不是光读读兵书就能补足的，加上赵匡胤觉得安内重于守外，所以纵观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计其数，可能征善战的武将却屈指可数。
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赵匡胤集中军权的同时，还集中行政权，这就是“稍夺其权”。
首先是中央，虽然在中央设置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职权实际上都归中书省，而名称也叫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都堂，听这全称也可以知道，这其实是将三省之职合归一处，就是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于前代的中书省，不是设于禁中的决策机构。三省及六部长官非经特许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务的，于是就成为一种闲职了。
赵匡胤还将官、职、差遣分离开，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官就是用于确定官位及俸禄的，或者称为正官、寄禄官，实际上只是个虚职，例如以前管事儿的尚书、仆射、侍郎什么的，现在就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实际权力。职是专门授予文官的荣誉头衔，又称贴职，也没有实际权力，如直阁、学士之类。而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这些都是临时指定、派遣的，例如枢密使、三司使、转运使等，也就是说如果朝廷真有什么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从刚才所谓的“官”里挑选一些人，然后给他们安排差事，在所任职务名称前加上“判、知、权、管勾、提点”等名目，只有这个时候官才有具体的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实权。这时候，就有人说了，你直接给官安排事情多好，什么官就干什么活多省事，把官、职、差遣分开太混乱了。可也正是这种官、职、差遣的分离，才能使各级官员有其名而无其实，更不能专其权了，只有皇帝将手中的权力下放，让你干什么工作时，你才有实权。所以，这权力还是皇帝说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经常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见宰相的权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的行政长官的通称，平时处理军国大事、发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赵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时候，为了抚慰后周旧臣和百姓，稳定政局，依然任命后周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担任宰相。通过与赵普的对话，赵匡胤觉得藩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国策付诸实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总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于是赵匡胤只要一有机会，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宰相见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的“坐而论道”。但是，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说话，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位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把宰相们的椅子撤掉了，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并且成为定制。
赵匡胤为了分割宰相的权力，还另设参知政事，实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枢密使主管军政；再以三司使总领财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拥有宰相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他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因此，名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
然后在地方上，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县的事，所以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对于热衷于将权力收归自己手上的赵匡胤来说，对地方州郡一级的长官也不放过，采取了“罢领支郡”的措施。
什么是“罢领支郡”呢？原来自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这样一来，节度使的权力过大。但到了赵匡胤这里，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统辖本州，不能兼领他地。而且还派文臣管理州事，而且还设置了“通判”来牵制地方官。所谓通判，就是州里有什么事，地方长官都要与通判共同商量、决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属，其职权范围与地方官相同。凡州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务，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发布公文，还需知州与通判“联署”；知州处置公务，也必须与通判协商，因而通判又称“监州”。
这样看来，宋朝掌管地方事务的领导是有两位，虽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行使的权力却一样，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应，那这事就没办法解决。试想，如果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两位领导做出决断，但两人意见相左，无法达成共识，要是再时不时地喊着“我是监州，皇上让我监督你”，这得耽误多少事情啊！
然而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你才能够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使得所有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职时间上，规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并且在执行时也非常严格。例如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可赵匡胤却不允许，下诏让百姓们回去；百姓们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这种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对赵普的一段话里道出其中玄机：“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看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所以你愿意贪你就贪，只要你不造反。可见他自己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别人造反。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赵匡胤除了对中央、地方政权的完全掌控外，对于法律判决权也不放过。由于五代藩镇跋扈，以致不顾法律而随意杀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下令，各州判决的死刑必须由刑部进行复审，并且还恢复了县尉，由县尉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赵匡胤明令，禁止藩镇以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陋规旧习，任命科举出仕的文官来断案，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死刑要报请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杀了人，判死刑，须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当然一般不会被驳回，准能够核准，但是一定要把死刑报给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亲自批准。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朱笔将死囚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