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子不是傻子，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说穿了和中国千年来的数次大变法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权”字，没有权变法什么都不是。康有为虽然没有混迹帝国官场的经历，但是天下谁都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哪个才是这个天下的真正主宰，那上清帝六书中既然这么写，已经隐约之间指向了慈禧太后，自然是要革慈禧太后的“鼎”了。
“还是那句话，翁叔平与康有为不是一路人，翁叔平人老成精心中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他像拿人家当棋子来做出一个局，但是事情的发展未必会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这样的局面是他自己搞出来的，是祸是福他自己必须承担，至于我们就安心看戏好了”
“盛杏荪那边怎么样了？听说他已经到天津了”。
“盛杏荪那边孩儿让沈文渊出面去谈，孩儿已经打算从他手中彻底接管电报局、招商轮船局和华盛纺织总厂的产业，这些产业本身就是北洋的，不能继续放在他的手中肥了他的腰包！至于京汉铁路和汉阳钢铁厂的股份。孩儿也会从他手中弄回来以前他若是老老实实跟着咱们走，看在李合肥地面子上也就放他一马，现在他要改投翁叔平门下，这就由不得他来说话了”
谭钟麟点点头说道：“盛杏荪此人天性凉薄。手段也狠辣。不过他忘记自己身在官场，用商人的那一套在这里可是吃不开的合肥那边有回信了么？”
谭延摇摇头说道：“合肥那边没有任何回音，只是发来电报用两广总督府库存银五十万两购买两艘小型战舰，估计他已经默认了盛杏荪是个人才，可惜朝秦暮楚乃是官场大忌，他跟着合肥保住今天的地位也是轻而易举，无奈这个人心中永远不知足，连合肥也不愿意保他了”
“安儿。你把新军拉到山东去训练也没有什么，怎么将直隶督标也弄到河南去剿匪，这样一来京畿重地岂不是没有新军了么？你是不是感到什么了？！”
“孩儿确实有些感觉不妥，将新军全部放在河南和山东，也是让满清贵族们放心。孩儿觉得我们不应该学李合肥那样，将淮军摆在天津，这对于那些人来说只是送给他们攻击我们地借口。再说这个局面无论如何演化，最终都是帝党和后党之争。孩儿将军队远离京畿重地，也是为了避嫌，他们谁赢了都是要倚重新军地，这样做可以两面都可以捞到好处”
“你说他们会”
谭延冷笑的说道：“父亲应该听说过醇王府中的那两颗大树的故事？老醇王可以说是死的有些不明不白，太后如果下起狠手来。孩儿也不愿意当这个臭名！把军队撤出来，反正这是他们爱新觉罗家的私事，谁到最后赢了再来命令我们，否则孩儿是不愿意进入京师的！”
上一代醇王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据说醇王府是以前明朝一个显贵地府邸的基础上建立的。原先的两棵古树树冠形如华盖。风水先生曾言这两棵树能够保醇王府五百年气运，且生帝王之气。慈禧太后原本不知道有这么一说。后来光绪皇帝成婚之后偶然间得知，这就成了醇王的催命符，据说醇王临死前李鸿章前往看望，准备让西医替醇王医治，结果醇王为了儿子的安全拒绝了，并且说他的一切用药都是太后亲自批准才可以，也不愿连累李鸿章，几天之后醇王便去世了。而醇王死后，醇王府的那两棵大树居然让人连根都给挖走了，可以说风水先生对这两个大树地评价间接害死了老醇王。
传言归传言，但是醇王府中的那两棵百年古树在十年前确实是非常有名，醇王从病发到死亡实在是太快，如果不是李鸿章进京公干，顺便看望老醇王，否则等他知道再从天津赶过来是绝对来不及的。正是因为醇王死亡的原因有太多不明的地方，也就让那两棵古树更加神秘莫测，谭延虽然没有去过醇王府，但是却听说那两棵古树早就没有了，似乎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个传言地真实性。
对于帝国高层皇室之间的八卦传闻，谭延一向都很注意，这些真真假假的传闻背后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既然有这样地传言就必然有与之相对应地人和事。像醇王之死这样的事件本身就透露很多问题，要知道光绪皇帝进宫地时候还小，慈禧太后是将他当亲儿子来养的，人心都是肉长的，抛去这个大时代的背景而言，谭延不相信就因为慈禧太后阻挡了变法，光绪皇帝就要发动宫廷政变来废掉慈禧………宋仁宗也不是刘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是以刘太后的飞扬跋扈，宋仁宗还是尽心孝顺刘太后。
后世历史书对戊戌变法的信息实在是太少，在谭延看来除了写清楚斗争双方谁是赢家之外，其他的那些都值得怀疑，对他而言除了知道往慈禧太后那边倒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现在他身处这个时代，手握重兵的他如果想要参与戊戌变法，自然有着相当重的发言权。历史上袁大头同期也不过才七千新军，而他手中的新军数量已经达到了三万多，直隶省内的军队除了守护京师的禁卫军之外，都归他所节制。这个本钱可是比历史上地袁大头要厉害多了。
历史上的袁世凯只能够当一个下注者。而以谭延手中的本钱，别说是参与赌局，就是在整个赌桌上当庄家来决定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命运也不在话下除了东北三省正在重病之中地总督刘铭传所节制地军队之外，北京周围没有其他不隶属于谭延体系内的军队，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将两派参与赌局的人通杀，自己来扶植一个傀儡皇帝也没有问题！
不管谭延愿不愿意，也许是他一贯的低调和顺从。使得所有人并没有意识到谭延已经具备当曹操的实力了，只是谭延从来没有将这种能力表现出来，甚至在自己手中已经握有相当实力的时候，却还是对荣禄等人恭恭敬敬这并不是忍辱负重。正因为谭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才会很自然的去做，人们在几十年都没有经历辛酉政变那样的宫廷斗争，所有人也都潜意识地将这种可能放到了一边，将谭延和曾国藩、李鸿章画上了等号。
随着各省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渐高。整个中国的变法气氛也是日趋浓厚，中外报纸上基本上每期都是长篇累牍的刊登报道社会明达之士的各种见解。这种举国论变法的舆论态势所造成的影响是空前的，当然形成这种风潮也是有一定地人为因素………康有为等人一直为变法奔走呼号，如果说一两个月没有多少效果，一两年这么下来。所积累的影响就非常可观了，尤其是他的上清帝书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谭延的资助下，设立在天津外国租界内地印刷厂秘密印刷了康有为等人的着作，通过收买流浪汉的方式向社会广为散发，这种情况不仅在天津。在上海、广东、武汉等地也是如此。谭延虽然不愿意和康有为等人一起跳火坑。但是中国民众的思想却需要康有为这样的人去进行启蒙，不得不承认地是。任何一场社会大变革，首先是要从思想领域内进行启蒙教育为发端。
尽管谭延还看不起康有为等人提出地相对“原始”的思想启蒙，不过这个时代却决定了他们思想地市场，而谭延也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阵营问题”不敢轻举妄动，公开自己对变法的见解即便他是变法九要这篇着名的奏折起草人之
谭延看不惯的人很多，不知怎么的，他对康有为的排斥感觉尤甚，但是他又非常敬佩这些变法派的人物。他们也许看不到人头落地的危险，不过历史上有这么多变法的例子摆在面前，他们还前赴后继，这也不能用“功名”来解释他们的动力所在，要给他们非要找个理由的话，那谭延的答案也唯有“爱国”，只有这种朴素的感情才能够让他们无所畏惧。即便后来的戊戌六君子当中的谭嗣同，明知道自己要上断头台，也知道自己可以逃走，但却依然选择了前者，他们也许有很多的错误，但在最基本的爱国心理上却从来未曾动摇过。
在他们面前，谭延已经不止一次的自问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么？要知道在这个人浮于世的时代，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未必是正确的，就像康有为他们在变法不成之后转变成保皇党，在他们心中自己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一般。谭延有些像考试的学生一样，手中明明握着正确的答案，在考试老师的再三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后，即便自己是正确，在心底也有些犹豫了。
第二百一十五章 宪政（）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他在这个世界的旅途，谭氏家族终于再添一名男丁，这对于已经快八十的谭钟麟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自从得知谭延有了儿子之后，直隶总督衙门门口变得车水马龙，天津的本地名士和外地的巨商富贾们都排着队的向谭延送去贺仪，像张之洞、李鸿章这样隔着非常远的关系比较近的官场同僚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除了派人送上礼物之外，还发来了贺电………李鸿章想得最是周到，周馥虽然作为广州按察使，但是在半个月前便带着李鸿章的贺礼来到天津，谭府这边刚有动静，他在知道谭钟麟有了孙子之后立刻在李鸿章写得空白片子上添上，直接到谭府拜访。
为了庆贺自己儿子的出生，谭延联合天津各位名士，在当天决定修建敬老院和养孤院各五所，以赡养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和流浪街头的孩子虽然这座城市并不是谭氏父子的家乡，但是这里是谭延正式步入帝国政坛的，谭延一向重视公益事业，在天津人口中直呼“谭善人”。
谭延虽然向朝中显贵大笔行贿，但自身却廉洁，加上他在工商银行的特殊地位，天津的富豪一向都很给他面子。谭延一振臂高呼，他们立刻给予响应，纷纷慷慨解囊，天津的慈善事业在这几年发展地很快，短时间内各种义学、敬老院、养孤院等慈善场所数量和规模很快便超过了上海。虽然还不能说做到老有所养。街头孤儿绝迹，但整个城市面貌却改善了不少，比其他城市中的流浪人口要少的多。
康有为和他地追随者们在报纸上连连发表文章。除了以往的老调子之外，现在又更多了一个新词“宪政”。而热心国事地大臣们也开始接受这一思想。尽管他们中有些人还并不明白“宪政”的含义，但是已经敏锐的感觉到在光绪皇帝无法掌权，而慈禧太后违背祖制独揽大权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从而想以“宪政”来制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
政治是现实的，而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决定推崇“宪政”这并不是没有来由。底层大众都知道“昆明湖换了黄海”这个道理，更何况这些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油条？如果光绪皇帝执掌政权则是名正言顺，他们也许未必会这么热心。而李鸿章前有顶缸地先例，保不准下次就轮到他们的头上他们自问没有谭延的手段可以料敌于先，更没有其手下北洋海陆两军精锐之师，同时谭延在山东做的那套教民和拳民两手都硬的法子他们是觉得好，但总觉得有失权位，直隶三省的教民冲突算是平息下来，不过自己的地头上却是愈演愈烈。
各省督抚中不乏开明之士，与妄自尊大的枢臣不同。他们是直接与洋人接触，碰到地事情也远比枢臣要复杂的多，中央内部的封闭无视于各国列强的威胁，这让各省督抚非常不满，他们对变法强国的苛求也更为迫切。与户部解决财政不足地目光放在银行上不同。各省督抚的目光则选择在宪政限制皇权，这对他们有着更为有利的选择，也更能够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第一个在政坛上掀起“宪政”风暴的是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他从海外得知中国最近地舆论动向后，立刻向国内发电报支持“宪政”。请求立宪。接着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湖广总督王文韶、两广总督李鸿章和云贵总督岑春萱也都发电报请求立宪。因为最近几个月地报纸都是变法维新。宪政的报道也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出乎谭延意料之外。慈禧太后并没有因此而大动干戈。
“宪政”说白了就是皇帝担任国家元首，却无权行使国家元首之权力。这对于各位封疆大吏而言是极为有诱惑力地，要不然张之洞和李鸿章等人也不会如此看好宪政，实在是他们吃中央朝秦暮楚的亏太多的缘故。而谭延却深知慈禧太后对权力的渴望，不过她却没有对各省宪政之请做出任何反映，归结到底在大义上她还是太后，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象征。
各省督抚都上了请立宪折，唯独直隶总督和东北总督没有动静，东北总督刘铭传据闻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不要说处理政事，就是那笔写字正常思考也做不到，刘铭传都病倒这个份上基本上就算是等死了，他不写立宪折还情有可原，但是一直为“北洋新政”前锋的直隶总督一直没有动静，这就实在是太让人费解了。
李鸿章让周馥带着大礼到天津，固然是以祝贺谭钟麟喜得孙子，而实际上更是想要催促谭钟麟能够和李鸿章等地方大员一起站在宪政的战线上，给朝廷施加压力。李鸿章虽然已经带上了汉奸的帽子，但他在两广有面临另外一个麻烦南方革命党的威胁。自从王文韶任上的两广就开始变成了南方革命党的舞台，而广东更成了中国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爆上一次。
也许是王文韶起初在刚到任广州时的软弱手段，使得广州的革命思潮开始泛滥，还没有等这个昔日用贵州少数民族和湖南起义的铁腕人物有所行动，他就被调到湖北就任湖广总督去了。因为李鸿章被胶州湾事件拖在北京，所以两广实际事务是由周馥一手主持，周馥属于开明人士，对于革命者并没有下狠手镇压，有很多参加起义的革命者通过各种路径可以平安保出，这就使得两广的革命形势更加高涨。
广州开放非常早。这里地民风相对其他地区要开明的多，革命党在这里开展起义可以说有相当的民众基础。王文韶当初被调走可以说是始于谭延地策划，因为这个王文韶一面有着点头虫的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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