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现在管理着一家商业集团，见识了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和各种大人物打交道，气质也随之变化。
不再是那种看到警察就战战兢兢的后世小民，更像是一位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了。
这就是阮玲钰觉得林子轩严肃的原因。因为他身上有了某种上位者的气势。
对这一点林子轩自己的感触不深，他正在奇怪阮玲钰今晚的态度。
对于阮玲钰，他觉得自己既然拐带了她就要负起责任来。
至少要让她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他不缺一位女演员，更何况阮玲钰的年龄还太小。
或许是因为晓玲要留学的消息让这丫头觉得孤单了。
林子轩这样猜想着。他其实有点怀念当初阮玲钰在书房陪他读书的那段时光。
回到房间，冯程程还没有休息，正在看国外的时尚杂志。
女装店已经开门营业了，就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店面位置不错，目前还没有推出自己的服装品牌，殷明竹一边拍摄电影一边设计服装。
有一天，林子轩看了看她的设计图。觉得太倾向于欧美化了，没有东方神韵。
他便随口说了一种女士服装，叫做旗袍。
在后世，旗袍可以说是展现东方女性美好身姿的绝佳服饰，而在民国初年竟然没有出现，使林子轩深以为憾。
旗袍的设计让殷明竹和宋家三小姐对林子轩刮目相看。
在这个时代，中国女性的传统服饰是“上衣下裳”的样式，后来西方时尚服饰传入中国，才有了洋裙和洋装。
林子轩提出的旗袍和清朝妇女的袍子有些类似，但清朝的袍子过于宽松。根本体现不出女性的妖娆身姿。
旗袍则采用了小腰的设计，把腰部收紧，边侧开叉。展现出女性玲珑的美态。
就连旗袍的袖子也可长可短，秋冬时可穿长袖，春夏时穿短袖，非常的方便。
宋家三小姐更认为这种服饰是女性争取男女平等的表现，女性也可以穿和男人的长衫一样的服饰，而且还能如此优美。
殷明竹放弃了原本模仿西方服饰的想法，开始设计这种叫做旗袍的中式女装。
林子轩觉得这家云裳女装店大有可为，光是推出旗袍这种服饰就能够被后世铭记了。
不过，这件事也让他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一个大男人没事琢磨女人穿的衣服，这怎么看都不正常。
冯程程对此倒是习以为常了。林子轩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还要奇怪。
有些事情连她都难以启齿，比如林子轩弄出了一种叫做卫生巾的东西。还说这种东西比较卫生，透气性强，更为舒爽。
有了这种先例，她对自己的丈夫设计出一套女装就没什么好奇怪了。
林子轩前两天还说要设计出一套孕妇装，正在和殷明竹商量细节。
作为女装店的老板，冯程程也不能落后，没事就看看时尚杂志，国外都在流行什么。
她打算以后自己的服装店也出一本服装杂志，专门介绍店内设计的新式女装，每位进店的顾客都免费送上一本，起到宣传的作用。
“怎么了？”她看到林子轩皱着眉头进来，便合上杂志，询问道。
“没什么，就是觉得那丫头怪怪的。”林子轩摇了摇头，把和阮玲钰的对话说了一遍。
冯程程听后不由得轻笑起来，自己的丈夫或许多才多艺，连女装都会设计，只是他真的不懂女孩的心思。
她倒是理解阮玲钰的想法，但没必要解释给林子轩听，就让他继续奇怪下去好了。
最好让他以为其他女子都很奇怪，这样她就能高枕无忧了。
“她年纪还小，以后会想明白的。”冯程程如此说道。
林子轩想想也是，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太早，几年之后再说好了。
进入一月份，《新月》杂志第二期是泰戈尔专刊，梁启朝已经和泰戈尔那边确定了行程，泰戈尔将在三月底从印度前来中国。
这一次，不会出现意外了。
所以，《新月》杂志为泰戈尔的这次来访进行预热，让中国读者全面的了解泰戈尔。
这一期不仅刊载了大量泰戈尔的经典诗歌，还有不少名人写的诗歌评论，以及泰戈尔和中国的渊源等等。
在中国，不少诗人都受到泰戈尔的影响，比如冰欣的诗集《繁星》就有泰戈尔的影子。
1922年，文学研究会的郑震铎翻译过泰戈尔的《飞鸟集》。
这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泰戈尔诗集，从而在中国引起了小诗和哲理诗的流行。
作为诗人的林子轩也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对他的影响，并在最后按照泰格尔诗歌的风格秀了一下他的诗歌才华。
他写了一首叫做《回答》的哲理诗，只有两句话。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第二百零三章让文学归于文学
这首《回答》在后世很有名，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品。
林子轩只用了前两句，也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后世对这两句诗有不同的解读。
主流的观点认为，卑鄙者可以在世界上畅通无阻，如鱼得水，高尚者只能被埋在地下，作者以此控诉这个黑白颠倒，道德沦丧的丑恶社会。
结合《回答》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就能知道作者诗作中所指的年代。
那的确是一个暴乱而荒谬的年代，整个社会毫无秩序可言，黑白不分，险恶丛生。
把这两句话放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同样适用。
这一期的《新月》杂志发行后，林子轩的这首《回答》火了起来。
不少诗人或者评论家都进行了解读，认为这是林子轩对于现实社会的披露、怀疑和挑战，这是诗人对这个社会做出的回答。
军阀混战，外国列强欺压，大总统贿选，全国罢工浪潮，残酷的镇压……
这无疑是个混乱的年代。
我们是成为卑鄙者从而苟活下去，还是成为高尚者进行反抗，就算死亡也在所不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林子轩很久没有发表诗歌了，这让他新诗奠基人的名头有点被人遗忘。
上一期《新月》杂志刊载的《再见，康桥》成为了新格律诗的典范，这一期的《回答》是一首内涵深刻的哲理诗。
这时有人才恍然记得，林子轩不仅是位小说家，还是位著名的诗人。
这一期泰戈尔专刊收获了好评，也受到了批评。
《小说月报》的主编郑震铎对此表示欢迎，《小说月报》早在1923年9月和10月就连续发行了两期泰戈尔专刊，全面介绍了泰戈尔的诗作。
这和郑震铎是泰戈尔的追随者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其中也牵扯到了经济利益。
梁启朝在1920年成立讲学社，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利用他的声望延聘西方著名学者来中国讲学。商务印书馆每年赞助5000银元，可垄断演讲稿的出版权。
有了资金。梁启朝的讲学社曾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访问中国。
这一次邀请泰戈尔也是计划之一，泰戈尔一行来中国的吃住行都由讲学社负责，还包括演讲的费用，没有赞助谁来填补这笔钱。
和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一样，都不是无偿的，而且出场费不低。
这一次《新月》杂志发行泰戈尔专刊，和《小说月报》相呼应，也算是万象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一次合作。
所以说。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看有没有利益。
但这种做法遭到了以陈独绣为首的学者反对。
陈独绣发文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戈尔了！”
他忘记了，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上正是他最早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
胡拾对此保持了沉默，他一向推崇西方思想，对于泰戈尔批判西方思想，认为西方文明濒临破产的观点不能认同。
这其实是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
起源于从1923年2月份发起的那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那场大论战讨论到最后变成了谁才能救中国？
是靠东方哲学。还是靠西方科学，还是靠唯物论？各方都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陈独绣是唯物主义者，所以对泰戈尔推崇的东方哲学尤为不满。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评论了，而是牵扯到了其他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少得了郭沫偌。
郭沫偌炮轰道：“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
但他在1916年读到泰戈尔诗作的时候，还不是这种态度。
郭沫偌读了《吉檀迦利》等诗歌，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
这些人由粉转黑。都和文学无关，而是和他们个人的主张有关。
泰戈尔还没有来。中国的文化界已经乱成一锅粥。
当然，中国的文化界就没有安静的时候。总是在论战之中，林子轩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次的论战分为保泰派，批泰派和中立派。
梁启朝和徐至摩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一批人是坚定的保泰派，陈独绣、瞿秋百和郭沫偌则是批泰派，胡拾和鲁讯暂时是中立派。
他们都有自己的倾向和主张，代表着各自的阶级。
可以说，在这场论战中泰戈尔是无辜的，还有林子轩，他其实没什么倾向。
然而，不少人都把林子轩当成支持泰戈尔的一派，在文章中不免攻击林子轩。
林子轩写了篇文章《让文学归于文学，让主义归于主义》，呼吁他们冷静下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泰戈尔，不要掺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抨击。
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没有纯粹的文学，文学都是为了背后的阶级服务的，那些人不谈文学，只谈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林子轩感觉和后世网络上的骂战一样，不讲道理，只看立场。
如果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一样，他们绝对会对其顶礼膜拜，现在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不一样，就完全否定泰戈尔的一切。
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这就是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
想明白之后，林子轩释然了。
他不再理会这场论战，就像后世在网络上你永远说服不了一个立场坚定的人，他会一遍遍的宣传自己的立场，除了口水战，没什么意义。
他把精力转向了电影市场，明星电影公司准备了多部影片，既有有声电影，也有默片。
林子轩提出了贺岁片的概念，这一次，他推出了一部赌片。
在后世香港的电视剧中，有不少民国时期的赌片，比如《千王群英会》和《千王之王》。
上海滩，十里洋场，赌风盛行，赌片中高超的赌技一定能吸引观众。
这又将是一部卖座的电影，而且可以作为系列一直拍摄下去。
第二百零四章电影的产业链
在林子轩旗下的产业中，出版社和唱片公司还不能盈利，想要发展壮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只能从银行和电影公司挪用了。
所以，电影公司是他资金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拍摄出卖座的电影只是电影产业的一部分，重点在于影院的经营上，而影院想要赚钱就需要大量的片源，光靠国产片远远不够。
现在，上海这几家电影公司每年拍摄的国产电影不到二十部，根本满足不了影院的放映。
那些外商开设的戏院可以直接从国外拿到电影拷贝，获得首轮放映权，不仅观众多，而且票价高，盈利丰厚。
等到他们放映结束，一周到两周之后，才会把电影的放映权卖给其他影戏院。
到那时候，观众早就没有了新鲜感，票价也提不上去，只能算是聊胜于无。
在上海，外商的戏院对于西方电影一直处于垄断地位。
想要打破这种垄断，除了拍摄出质量更好的国产片，还要能够直接和外国的电影公司联系，拿到国外最新的电影拷贝。
但中国的电影公司很难和西方的电影巨头们拉上关系，一般都是通过洋行这类中间人。
比如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就负责法国电影的引进。
不过这些中间人都不怎么靠谱，有时候花了大价钱拿到的可能只是一堆烂片。
没有自己熟悉的人在中间协调，只能是被国外电影公司坑的命运。
林子轩下一步准备在美国和法国开设明星电影公司的办事处，不仅要把欧美电影传入中国，还要把中国电影介绍到欧美等国。
至于院线的经营，他和西班牙人雷玛斯达成了协议，实行片源共享的策略。
明星电影公司的电影都会在雷玛斯的戏院放映，而雷玛斯手里的欧洲电影也会第一时间在林子轩的院线排片。
雷玛斯在上海经营戏院十几年，从一名流浪汉到如今腰缠万贯，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对于外国的商人来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群家伙在自己的国家混不下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开启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创始人依靠在上海街头用留声机播放外国人的笑声。从而赚取了创业资金，而穷困潦倒的雷玛斯从同乡手里接过一台电影放映机，如今成为了戏院大王。
这就是上海，一座充满着各种机遇的大都市。
随着中国时局的恶化，北伐战争即将打响。现在的雷玛斯早已没有了当初打拼的豪情，也不愿意留在中国冒险。
他有了衣锦还乡的打算，可商人逐利，他又放不下影戏院的高额利润，一直犹豫不决。
更何况，他在上海拥有多家影戏院，不是想出手就能出手的，需要一个过程。
雷玛斯很佩服林子轩的眼光，有声电影的确很受欢迎。
目前，上海只有明星电影公司拍摄有声电影。所以和林子轩合作是双赢的局面。
而且，林子轩能够把握住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人喜欢看什么片子。
比如现在正在放映的这一部叫做《千王争霸战》的电影，就在上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电影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民国初年，北方千王带着徒弟来到上海闯荡，和南方千王交手，北方千王的徒弟和南方千王的女儿一见钟情。
然而，赌桌上无父子，双方不仅在赌桌上较量。还有场外的争锋。
最终，北方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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