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 第87部分

不过他也不打算修改了，不能说东方不败练了《葵花宝典》之后就变成了真正的女人，而不是太监，那就太玄幻了。

如果删掉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之间的感情，很难解释为什么东方不败那么相信杨莲亭，任由他在黑木崖胡作非为。

而且，那样的东方不败性格中就少了点什么。

所以，就让他们争议去吧！

另一个引起读者关注的话题是在这三部小说中谁的武功更高。

《射雕英雄传》中有五绝和黄裳，《天龙八部》中有无崖子和天山童老，《笑傲江湖》中有风清扬和东方不败。

这些人都身怀绝世武功，有各自的绝学，却很少有交手的记录。

于是，读者发挥想象力，开始从小说的情节中分析这些武林高手武功的高低。

仔细看的话，这三部武侠小说有着不少的联系。

比如丐帮这个门派，乔峰的降龙十八掌和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谁更厉害，还有段誉的北冥神功和任我行的吸星*存在着某种渊源。

号称破尽天下武功的独孤九剑是不是真的天下无敌？东方不败是不是真的不败？

平禁亚看到这个话题很有热度，就在《通俗小说日报》上开辟了一个板块，叫做华山论剑，读者可以来信写出自己认为的高手排名。

林子轩知道后也只是笑了笑，这种事在后世很多读者都争论过。

《天龙八部》中扫地僧还没出现，那才是隐藏的绝世高手，但谁才是天下第一，一直都没有结论，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正如后世《射雕英雄传》电视剧的主题曲中唱的那样。

“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山比天高。论武功，世俗中不知那个高，或者绝招同途异路。”

林子轩暂时没有写武侠小说的打算了，剩下的武侠小说争议性过大。

比如《书剑恩仇录》中指出乾隆是汉人的儿子，这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可能性不大，清朝皇室不是傻瓜。

还有《鹿鼎记》，这部小说在后世看来没什么，但在民国时期写出来绝对不讨喜，甚至会被认为是支持清朝复辟，开历史倒车。

虽然《鹿鼎记》中有反清复明的情节，但韦小宝和康熙的感情，以及韦小宝的选择都是大问题，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经过了东方不败的事情后，现在的林子轩写小说之前都要认真考虑一下和这个时代的观念有没有冲突。

把女主角写死问题不大，顶多被读者骂一顿，可一旦牵扯到政治立场或者道德层面的问题，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第一百九十八章新文学杂志

1923年12月初，徐至摩从北平寄来了新月社的稿子。

这是他和林子轩商量好的，先创办一本文学杂志，用来宣传新月社的文学理念。

正如文学研究会有《小说月报》，创造社有《创造周报》一样，新月社也要有自己的宣传阵地，那就是《新月杂志》。

杂志每月发行一期，以诗歌和散文为主，也刊载文学评论和国外的翻译作品，算是一本纯文学杂志，一般而言，不涉及敏感的政治性话题。

徐至摩负责在北平约稿和编辑，然后寄到上海来由万象书局发行。

这种模式和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类似，郑震铎同样是从北平的新文学作家手里约稿，只是《小说月报》以刊载小说和文学评论为主。

自从新文学启蒙以来，创办的新文学杂志并不多，也就以北大的《新潮》，《小说月报》和《创造周报》较为有名。

大多数新文学作家还在以各大报纸的副刊作为发表文章的首选。

《新潮》杂志早期以“文艺复兴”相号召，刊登了许多鼓吹文学革命的论文和小说、诗歌等白话文学作品。

林子轩的那些诗歌就是刊登在《新潮》杂志上，才得以出名。

但它一开始就存在着否定一切传统、“极端崇外”和“全盘欧化”的倾向。

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逐渐分化，《新潮》杂志在2卷1号以后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关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论文，1922年3月出至3卷2号停刊。

它对于新文学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从鸳鸯蝴蝶派手中抢过来的，沈燕冰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成为了向旧文学发起攻击的主要阵地。

郭沫偌的创造社虽然处境窘迫，却走在了不少文学团体的前面，自己创办了杂志和报纸进行宣传，聚拢了一批年轻的新文学作家。

客观的说，在新文学领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当然。这和他们四处找人论战也有关系。

在任何时代，想要掌握话语权就需要通过媒体进行宣传。

在后世，电视和网络是主要的宣传工具，而在民国时期。报纸和杂志这种纸媒才是重点。

新文学内部的分化已经不可避免，内战早已开始，那么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尤为重要，这就是在争夺话语权。

无论是鲁讯还是胡拾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接下来是新文学刊物繁荣发展的时期。

为了抢占先机。《新月》杂志才要在年底发行。

林子轩翻了翻这一批的稿子，可以看得出徐至摩费了不少心思，创刊号一定要打响名头，那么就需要有份量的稿子。

这个份量既指稿子的质量，也指写稿子的人具有的名望。

第一篇是胡拾的稿子，内容是他对古诗的研究，最后不免提到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这也是他“整理国故”的中心思想。

原本这类稿子都会刊登在北大的《国学季刊》上。

《国学季刊》是北京大学于1923年出版发行的一种研究国学的学术性刊物。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这是胡拾对于“国学”的解释。

第二篇是闻易多的稿子，是一篇诗歌评论，讲的是《律诗的研究》。

这是新月社诗歌的一个发展方向，那就是提倡新诗要进行格律化。

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自从新诗发展起来之后，很多诗人写起了“自由诗体”。

所谓自由诗体和后世的口水诗类似，写的太过随意，没有诗歌应该有的优美。

闻易多在《律诗的研究》中提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绘画美。

此时的闻易多还在美国留学。他是1922年7月前往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

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

第三篇是林子轩的诗歌。就是那首《再见，康桥》。

徐至摩觉得这首诗歌最能展现新月社的诗歌主张，也就是音乐美和绘画美。

整首诗歌带着柔美幽怨的意境，清新飘逸的风格，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而且，这首诗歌还没有在国内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

他在征求了林子轩和林徽茵的意见后，就把这首诗放在了《新月》杂志的创刊号上。

第四篇是徐至摩自己写的两首诗，这是他擅长的领域，诗作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接下来是闻易多的《红烛》，这是他在1923年9月份出版的诗集《红烛》中的一首诗。

还有陈愿的一篇文学评论，此人在1912年留学英国，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

他和胡拾是一个阵营的人物。

林子轩最后还看到一首林徽茵的诗歌，写了一位少女在秋日的遐想，有点模仿西方诗歌的意味，带着伤感和忧愁。

这绝对是徐至摩为了讨好林徽茵徇私的结果。

不过林子轩没有说什么，一本纯文学杂志有一位女诗人能够吸引男读者的注意，销量也会好上很多，他甚至有了主推林徽茵的打算。

正如文学研究会的庐音和谢冰欣一样。

庐音虽然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但她的小说风格和创造社接近，擅长写作感**彩浓烈的抒情小说。

文学研究会讲求写实主义，创造社则推崇浪漫主义。

冰欣同样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并在《晨报》和《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多篇诗歌和小说，引起文坛瞩目。

这个时代的女作家本来就不多，这三位都是福建人，所以被称为“闽中三才女”。

第一百九十九章那些书写时代的女作家们

就林子轩所知，沈燕冰主编《小说月报》的时候对冰欣极为看重。︾，

1921年1月，他接手《小说月报》进行革新的第一期，在“创作”这个栏目把冰欣的短篇小说《笑》排在了第一篇，这在注重资历的文坛是很难想象的。

随后，冰欣的小说《超人》仍然排在“创作”栏目的第一篇。

包括王统兆、朱自青、孙梦磊、落花生、庐音女士、叶盛陶都排在了冰欣后面。

这还不算，沈燕冰还专门开辟了一个“读者评论”的专栏，专门讨论冰欣的小说。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中的第一本诗集是冰欣的《繁星》。

“文学研究会丛书”中的第一部小说集也属于冰欣，即1923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短篇小说《超人》。

可以说，《小说月报》如此大幅的版面与大量的评论，使得冰欣一举成名。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作家、文学和文学期刊之间的关系。

文学期刊运用什么方式来推介能代表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家，从而推动自己刊物的发展，这是文学期刊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冰欣的小说能够代表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理念，所以得到了《小说月报》的大力推荐，而冰欣的小说又为《小说月报》带来大量的读者。

这才是双赢的局面。

冰欣是这个时代“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

她于1919年下半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斯人独憔悴》，正式开创了问题小说的创作风气。

一般来说，凡是明确地接触某一社会现实或是人生现象。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小说，都可称为“问题小说”。

这类小说包括个性自由、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妇女解放等社会问题。

还有些作品涉及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军阀混战所带来的灾祸以及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等等。

这正是文学研究会主张的“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

于是，《小说月报》找了冰欣作为他们文学主张的代言人。

林子轩同样需要为《新月》杂志找一位代言人。以杂志的诗歌定位而言，这位代言人最好是位女诗人，还要是美女。

无论怎么说，在社会上，美女总是能受到优待。

比如看一篇小说，如果知道作者是位美女的话，那读者看书的心情绝对不一样，这是人之常情。

林徽茵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林子轩打算在《新月》杂志上推出一个专栏，叫做“人间四月天”。专门刊载林徽茵的诗作和散文，把她捧为民国第一女诗人。

有了这个噱头，不怕杂志不畅销。

就连郭沫偌也知道这个方法，他的创造社同样推出了一位女作家，叫做冯沅珺。

这也是一位才女，家学渊源，自幼喜爱读古文，尤爱读唐诗，十二岁就能作诗填词。

1922年。她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

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小说。

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震动过许多读者。

这几位女性可以说是五四以后中国第一代的女作家。她们所写的小说大多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小说”。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那位喜爱拍电影的丁灵。

丁灵是五四以后第二代的女作家，她更多的是关注女性自身的问题，比如《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

后来的萧虹则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她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小说文体。

那就是小说的散文化，她小说中的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至于张爱灵，她是海派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

她的小说和新文学的关系不大，而是直接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她写出了一个真实而虚幻的上海。

这些女作家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她们，而她们则书写了这个时代。

1923年12月10日，《新月》杂志的创刊号全国发行，掀起了对于新诗的大讨论。

有人认为所谓的新诗格律化是给新诗带上枷锁，是束缚了新诗的“自然”和“自由”，是新文学的倒退。

也有人赞成，诗歌之所以不是小说，不是散文，是因为它应该有旋律，有节奏，不能太过散漫，没有约束。

这其实就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化新诗”的争论。

郭沫偌的《女神》是自由体新诗的代表作，他的诗歌完全是按照自己抒发的感情而定，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无固定格式。

或者说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能把感情表达出来即可。

而徐至摩提倡的诗歌格律化，则是要求诗歌要有一定的节拍，有韵律，有音乐性。

两者的诗歌主张有极大不同。

林子轩没有参与论战，他知道这种争论直到后世也没有消失，不过在后世新格律诗处于边缘地位，自由诗占据了主流。

这不仅是因为自由诗最能体现新诗自由的精神，最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还因为新格律诗比较难写，自由诗写起来较为容易，所以写新格律诗的诗人越来越少，不过那时候诗歌早就没落了，诗人也不值钱了。

鲁讯在1934年说过：“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这或许能说明后世诗歌没落的原因，因为没有韵律，所以读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