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 第8部分

周作仁也是这么认为的，私下流传固然是一桩美谈，可若是不能公之于众，让大家都欣赏到，殊为遗憾。

他已经让那位朗诵的女学生打听消息了，尝试着找到作者。

那位女学生回到家中，找到她的妹妹，让她妹妹到学校寻人，就说是周先生的意思。

这位正在上中学的女孩颇为兴奋。

这些诗作只在她们学校小圈子里流传，如今竟然被大学教授看重，还是在文坛很有声望的周作仁先生，这可是个大新闻，她一口应承下来。

第二天，她就找到了冯程程，说明来意。

冯程程没想到就算是离开了上海，还是摆脱不掉林子轩。

刚开始收到林子轩来信的时候，她很是厌恶，觉得林子轩像是无赖一样纠缠不休，她早已摆明了立场，这人却不知道进退。

她当即就想回信痛斥一番。

不过信中的那些小诗挺有味道，她决定过几天再委婉的拒绝。

然而林子轩的信件一封接着一封，每封信中都有一首诗歌，虽然算不上每天一封，但这两三个月下来，她已经收到了四五十首诗作。

林子轩自然记不得那么多诗作，有时候就随便写首后世的歌词充数。

这些诗作瞒不了冯程程身边的人，她的好友汪月琪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冯程程取信，然后等着看新诗，而且还会时常拿这件事打趣。

久而久之，冯程程也习惯了，若是那一天没收到林子轩的信，反倒有些心绪不宁。

她虽然没有给林子轩回信，却也没有明确的拒绝。

等到七月份从中学毕业，她会回到上海，到那时再解决这件事。

她心中还是想上大学，不过到底是在北平还是上海，她已经没有那么坚持了。

这些诗作通过汪月琪在女校的学生中小范围的流传开来，正是情窦初开的小女生对这种情诗最没有抵抗力，纷纷抄写到本子上，奉为至宝。

冯程程没有阻拦，心里还有些小小的自得。

她也喜欢这些诗作，不过如果不是林子轩写的那就更好了，现在好像是她依靠他显摆似乎，这让冯家大小姐有点小烦恼。

当然这烦恼中也有着小甜蜜。

今天突然有同学来找她，说周作仁先生想要在报刊上刊载这些诗作，想征求作者的意见。

这让冯程程不知道如何是好。

她不想和林子轩联系，不过周作仁是大作家，在学生中很有影响力，她也很敬佩，倒是不好拒绝。

反正这些诗歌是写给她的，不用再去问林子轩，直接发表就好，顶多是署上他的名字。

冯程程烦闷的想着。

可这样做不大好，毕竟是私人信件，也不知道林子轩愿不愿意把诗作刊载到报纸上，何况大部分的诗作都是情诗，写的比较出格。

真是够烦的。

“你就给他写封信问问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汪月琪怂恿道。

“还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或许是花钱雇人写的呢。”冯程程没好气的说道。

“那正好，你一问就露陷了，他以后就不会再纠缠你了。”汪月琪建议道。

“那你以后也看不到新诗了。”冯程程取笑道。

“对啊！那还是不要揭穿他好了。”汪月琪郁闷道。

两个小女生说笑着走在校园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不如这样吧，你考验一下他。”没过多久，汪月琪出了一个主意，“学校正好要排演一出话剧，林少爷不是有才华么，你写信让林少爷写一出话剧，顺便说说诗作刊载的事情，这样就不会显得太刻意了。”

“他是懂得写诗，又不是全才。”冯程程拒绝道。

“啊，你是在帮他说话么？”汪月琪诧异道，“你不是讨厌他么？程程，你变心了。”

“不和你说了。”冯程程快走几步，不让汪月琪看到她羞涩的模样。

当天晚上，冯程程拿着笔在灯下写信。

信中说学校要排演话剧，需要剧本，不知道林子轩能不能写一出话剧，自己不胜感激，最后又说北平文坛的大家周作仁先生欣赏林子轩的新诗，询问林子轩愿不愿意发表。

整封信语言平淡，说的都是正经事，没有一句牵涉到儿女私情。

冯程程把信读了几遍，确信没有半句会引起误解，才把信装到信封里，准备明日寄出。

数日后，她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有一份稿子，稿子上写着两个字：《雷雨》。

第十八章《雷雨》

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是舶来品，以对话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

欧洲各国通称戏剧，在中国话剧最早被称为新剧或者文明戏。

1906年冬天，受日本“新派”剧启示，中国留日学生曾孝孤、李叔桐等人在东京组织建立一个以戏剧为主的综合性艺术团体——春柳社。

同一年，王钟生等人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这标志着中国话剧的奠基和发端。

1907以后至1917年间，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先后出现文艺新剧场、进化团、南开新剧团、新剧同志会等一批新剧团体，演出《热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剧目，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后，文明戏逐渐沉寂下来。

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表演形式的问题，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文明戏的形态成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杂揉混合的过渡形态”。

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从而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其次，一些商人见演文明戏有利可图，便一拥而上，一时间新剧团林立而起，所谓新剧目也纷纷出台。

看似新剧从业人员增多，表面上壮大了队伍，实际上鱼龙混杂，降低了素质。

剧社只顾赚钱，曲意媚俗，使本来就没有站稳脚跟的文明戏艺术质量急剧下降，最终，反倒失去了观众。

最后，文明戏的底蕴不足，思想贫乏。

很多剧社演出前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是根据大致情节在台上让演员自己发挥，甚至是插浑打科，恶俗逗趣，根本无法保证质量。

在五四运动之后，爱美剧走上了历史舞台。

所谓爱美剧不是后世的美剧，而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职业戏剧，先后成立了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

爱美剧注重社会问题，推崇易卜生的话剧，比如《玩偶之家》。

这种话剧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在这个时代属于时尚，他们自己创作剧本，自己演出，不考虑赚钱，只想表达自己的观点。

由于胡拾、陈独绣等人的推荐，在青年学生中引发风潮。

学校里大多都组织有话剧社，青年人拥有无比的热情，他们根本不需要一个大舞台，在教室里，在街头都可以演出。

当然如此创作出来的剧本良莠不齐，很多剧本只想喊出口号，缺少深刻的内涵。

这是中国话剧方兴未艾之时。

在1921年五月份的一天，《雷雨》的稿子出现在了北平的一所女校之中。

冯程程端坐在教室里，翻看着《雷雨》。

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看的是一部伟大的话剧，她只是被剧中的情节所吸引，根本没有听到讲台上的老师在讲什么。

《雷雨》有四幕，集中在两个场景中，剧中情节发展不到二十四小时，却展现出了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情仇。

随着剧情的展开，冯程程觉得越来越压抑。

周朴园的专制、冷酷和伪善；周冲的热情和单纯；以及繁漪对爱情的深挚乃至略显变态的执着；痛悔着罪孽却又不自知地犯下更大罪孽的软弱的周萍；被侮辱的被捉弄的悲苦的鲁妈……

还有家庭的秘密，身世的秘密，所有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

有错的、有罪的，无错的、无辜的人，竟然一起走向了毁灭。

《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不平等的社会里，命运对人残忍的捉弄。

作者以极端的雷雨般狂飙恣肆的方式，发泄被抑压的愤懑，毁谤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此时的冯程程还不能完全理解《雷雨》所要表达的内涵，只是觉得故事怎么能这样悲惨，怎么能这么压抑。

她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想要到教室外边大口的呼吸。

这和她以往接触的话剧完全不同。

作为文艺积极分子，在学校里，她也排演话剧，比如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争取独立自由，或者是来自欧洲的著名戏剧。

她第一次觉得以前排演的话剧是如此的肤浅，故事情节是如此可笑。

她没想到自己只是随口一提，林子轩竟然给了她这样一个剧本，这根本不是中学里的学生能够演出的，只有正规的剧团才行。

冯程程慢慢静下心来，继续翻看林子轩的信件。

后面是林子轩的叮嘱，他对刊载诗词没有意见，可以用真名，不过《雷雨》若是刊载就不能用真名了。

他本身出自一个大家庭，《雷雨》的故事也是如此。

如果被人知道《雷雨》是出自林家少爷之手，难免会引起联想，甚至是影射。

林家是他的根基，他可不想惹麻烦，被逐出家门，说到底他和这个年代的青年并不相同。

正因为如此，冯程程觉得林子轩缺少胆气。

她身处北平，五四运动的中心，感受到这里青年的狂热，整日里被一些热血的口号感染，好像不和封建家庭决裂就不是新青年一样。

她也幻想着毕业后有一份职业，可以独立自主。

绝不能像《玩偶之家》之中的娜拉一样为了丈夫而活，成为生活的玩偶，最后被丈夫抛弃，才幡然悔悟，离家出走。

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眼下她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雷雨》。

冯程程决定把那些诗作和《雷雨》交给周作仁先生，刊载到报纸上，让更多的人看到。

两天后，她在北京大学见到了周作仁。

她从诗作中挑选出了十六首，这十六首新诗都是极少涉及情爱的，她可不想把那些略微出格的诗作刊载到报纸上。

其实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并不算出格，只是在这个时代很难被接受而已。

周作仁翻看着诗作，心中感慨不已。

他也是有才学的人，自认不比别人差，不过在诗歌上却不及这位林子轩。

听说林子轩是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他暗暗点了点头，只有接触了欧美文学的人才能写出如此优美的新诗，很多诗作中明显是借鉴了外国诗歌的写法。

接下来，他看到了《雷雨》。

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仁一直沉浸在《雷雨》的故事里。

他内心里激动不已，和冯程程不同，他可是看出了《雷雨》的价值。

他一向主张文学为人生，注重现实主义写作，认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才是真文学，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雷雨》毫无疑问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第十九章新诗兴起之日

鲁讯自然也成了《雷雨》的读者。

“好一场大雷雨，洗去一切丑恶，也洗去一切希望，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一场人生的大悲剧。”他如此评价道。

他决定写一篇文学评论来推荐《雷雨》，然后一起邮寄到《晨报》的副刊上。

有了鲁讯的推荐，《晨报》想必不会拒绝。

至于那十六首新诗，由于数量过多，报纸不是诗刊，所以周作仁决定刊载到《新潮》文学杂志上去。

《新潮》相当于北京大学内部的刊物，是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周作仁是主任编辑。

当周作仁把新诗稿子拿到《新潮》编辑部的时候，编辑部沸腾了。

此时的《新潮》杂志是新诗发表的重要阵地，刊载过包括康白清、俞平波、叶绍均、朱自青、刘半侬等人的新诗作品。

新诗的争论大多在这里进行。

林子轩的新诗风格多样，每一篇都是成熟的作品，而非刻意模仿之作。

这正是让他们惊讶的地方，当他们还在争论新诗该怎么写的时候，有人已经用白话文写出了经典的诗歌。

这里面有浪漫主义，也有现实主义，还有象征主义。

一个诗人的风格怎么能够如此多变？

他们甚至怀疑这是许多诗人一起创作出来的。

周作仁又把那个故事讲了一遍，这只是作者追求女孩子的游戏之作，所以风格变化也不难理解，没人规定诗人只能写一种诗风。

做人的差距啊！

他们发出和平禁亚一样的感慨，不过这些人心中是兴奋的。

这些诗作给新诗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新诗不是不好写，也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要突破旧体诗的枷锁，寻找新的出路。

《新潮》杂志是月刊，可一众编辑迫切的想要把这些新诗刊载出来，和读者分享，所以他们决定加印一份诗歌增刊。

增刊不仅要刊载这些诗歌，还要请北京大学的教授进行点评，并撰文讨论新诗的未来。

有十几位名家教授参与其中，共同讨论新诗的发展，可谓是诗坛的一大盛事。

鲁讯为《一代人》做了深度点评，周作仁解析了《雨巷》的美学内涵，顾颉钢阐述了《断章》的深层意义……

这份临时起意的诗歌增刊后来被称为新诗的《圣经》，奠定了新诗在新文学中的地位，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它影响了后来的湖畔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众多新诗流派。

好在林子轩的这些新诗在这个时候段内发表了，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

今年可是新诗突飞猛进的一年。

1921年6月8日，在郁达浮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创造社正式宣告成立了，成员包括郭沫偌、成仿伍、张资评等人。

创造社到秋天的时候会在上海出版《创造社丛书》，其中就包括了郭沫偌的诗集《女神》。

《女神》是自由诗体的代表作，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的作品。

《女神》的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

其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奇特的想象和夸张，个人英雄主义等等，都影响了一代青年人。

颇有一种《女神》一出，谁与争锋的气魄。

而湖畔派的代表诗人汪静知的《惠的风》也即将出版。

其中对人生价值，大自然的探索与追求，对爱情的渴望等等也为新诗打开了一扇门窗。

还有林子轩的好室友徐至摩，同样在这一年加入了创作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