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 第69部分

“等等，你为什么买三张船票？”林子轩不解道。

“那个，我只是想……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被拒绝了。”宋子闻恼火道。

你当然会被拒绝，连林子轩这种情商不怎么高的人都知道，私奔的话两张船票就够了，第三张船票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盛家七小姐还给了宋子闻一把金叶子当作路费，祝他一路顺风。

感情上受到打击的宋子闻终于从儿女情长中清醒了过来，准备到广州做一番事业，他找林子轩是想让林子轩在上海帮忙照顾他的母亲和妹妹。

最后，他还让林子轩注意一下盛家七小姐的动向，如果有其他男人接近就写信告诉他。

看来还是旧情难忘，林子轩真不想搀和这点破事。

不过这位未来的国舅爷这一去将会飞黄腾达，他只好勉强的答应下来，并亲自送宋子闻上了前往广州的邮轮。

望着在邮轮上朝他挥手的宋子闻，他知道宋氏家族就要崛起了。

新年伊始，林子轩非常忙碌。

《大闹天宫》还在戏院放映，收入颇丰，预计会超过15万银元，创造了国产电影新的票房记录，比《上海假日》还要火爆。

其实，在观众人数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毕竟上海的观影人群是固定的，主要是因为有声电影的票价要比默片的票价高出三分之一。

南洋的片商看到有声电影大卖，有人就尝试回去改造戏院，放映有声电影。

这样一来，又为林子轩增加了一笔收入。

在新的一年里，除了继续拍摄《三打白骨精》外，明星电影公司还要开拍其他电影，林子轩初步的规划是拍摄武侠片，也就是《射雕英雄传》。

在古装戏上可以拍摄《梁祝》和《白蛇传》等传说故事，时装戏则拍摄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比如《玉梨魂》和《歇浦潮》等。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上海有广泛的读者基础，拍出来的电影绝对有人看。

在电台广播上，也有了盈利模式。

上次那档介绍上海滩美食和娱乐场所的节目受到了上海听众的欢迎。

这完全是给那些门店免费打广告，刚开始那些店家还很高兴，因为广播，客源开始增多，可他们渐渐的发现电台广播中介绍起其他的门店来。

那些门店都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一下他们坐不住了。

一打听才知道，那些门店给了万象广播电台费用，所以广播中会频繁出现那些门店的名字，这叫做广告费。

林子轩抓住各家门店的竞争心理，先免费为他们广播，等他们看到广播带来的好处，自然心甘情愿的掏钱了。

当然，这件事不能让美国人奥斯邦知道，奥斯邦还在为他的收音机发愁呢。

据说奥斯邦为了进口这些收音机，还挪用了东方无线电公司的公款，他只有低价卖掉收音机，才能保住本钱。

二月份，张军劢游欧归国后，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演讲。

从而拉开了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在这个时代，论战经常发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因为从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想和主义实在是太多了，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都想要说服别人相信，所以论战就在所难免。

这就是思想大碰撞的年代，一个月没有参与几场论战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人。

那么这位张军劢是谁呢？

他出生于江苏宝山县一个儒医兼商人的家庭，他有个妹妹叫做张幼怡，也就是徐至摩的前妻，所以徐至摩是他的妹夫。

张家是个大家族，他们这一代兄弟姐妹共十二人，个个发奋图强，居然有一半成了上海滩乃至现代中国的知名人士。

张军劢的学问很深，可以说是学贯中西。

他15岁时中过秀才，然后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政治学学位。

回国后，他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的末代翰林。

随后，他前往德国留学，继续学习政治学。

1923年2月4日，张军劢应著名学者吴闻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人生观”的演讲。

他演讲的大概意思是科学不是万能的，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同，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

这次演讲在北平这个新文化中心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新文化提倡的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这是新文化的两面旗帜。

现在有人说科学不是万能的，这就是对新文化的攻击，于是，以胡拾为首的新文学健将们展开了一场捍卫科学的大论战。

参与其中的学者非常多，包括梁启朝、胡拾、陈独绣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从哲学层面上说，论战的焦点则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孰是孰非。

这是一次中国思想界的大混战，也代表着日后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

第一百五十八章民族工商业面临的困境

这场论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后世的角度看，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争论，而是牵扯到在那个时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

也可以说是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来改造社会。

这一论战吸引了大部分的学者参与其中，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根基，又有来自西方的科学观念，形成了一种思想风潮。

科学派认为在极度缺乏近代科学理性的中国，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并在这种基础上确立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绝对必要的。

玄学派在中国必须改造、必须进步、需要近代科技、需要富国强兵等认识方面并没有提出异议。

他们倾向于在这之前更需要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的确立，以指导和规范这种近代化的社会转型。

陈独绣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科学派和玄学派都是唯心主义。

各方几乎无法沟通，论战变成了混战。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之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收入二十九篇论战文章，分别请陈独绣和胡拾作序。

陈独绣的序言把论战中各家的观点逐一点评批驳。

胡拾看罢，也写了序言，开始批驳陈独绣的论点，陈独绣不满意，又开始批评胡拾。

由此可见，当时论战的激烈程度。

当初，陈独绣、胡拾和鲁讯编辑《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化的浪潮，如今，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很多人从亲密的战友变得形同陌路。

这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这个问题在上海的林子轩也没能躲得过去，在上海大学上课的时候被学生问了出来。

说实话，他对这种争论没什么兴趣，便直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等哪一天想明白了再告诉你们。

这倒不是逃避，而是实话，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在后世都没有结束。

在三月份，他陪着冯程程参加了一次慈善活动，是由上海儿童劳工委员会发起的，活动的重点是工厂中的童工问题。

宋家三小姐就在这个部门工作。

上海的工厂中使用童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初步统计应该有超过2万名童工。

1919年，国际劳动会议规定未满十四岁者为童工。

1923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农商部暂行工厂规则》规定：男子未满十岁，女子未满十二岁，工厂不得雇佣。

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只有七八岁的孩子照样在工厂工作，而且劳动强度大，报酬极低，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两角钱的薪酬。

童工分布在各个行业，以纺织行业的童工最为严重，有一半以上的童工在纱厂工作。

其次是印刷厂和火柴厂，机械和食品行业也有童工。

林子轩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林家的纱厂里就有童工。

这是整个社会造成的，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改变的，你不使用童工，这些童工也要想办法生存下去，只是换一家工厂而已。

在中国人的工厂还好一些，至少都是中国人，不会过分的压榨。

在日本人的纱厂里就要严酷很多。

此时，日本国内产能过剩，朝中国大量的倾销各类商品，以纺织品为主。

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纱厂，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冲击中国的纺织行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外国列强顾不上在中国的发展，让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的良机。

如今，战争结束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次慈善活动主要是为童工们捐款，改善童工们的生活条件，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儿童的福利问题，就算是政府也没办法完全杜绝童工。

活动结束，回到家里，林子轩想了想，和林伯清商量一番。

几日后，林家下面的纱厂宣布自4月1日起不得雇佣12岁以下的男女幼工，并在上海纺织行业内部推行这项规定。

林家是上海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表率作用，不少企业纷纷响应。

然而，日本的纱厂却反对这一规定，依旧我行我素。

林子轩发动舆论攻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纱厂是血汗工厂，并披露了日本纱厂内部对中国工人残酷的压榨和剥削。

这个时代没有针孔摄像机，否则他会派人潜入纱厂进行偷拍。

他有这个打算，但无法实现，因为日本纱厂管理严格，工人出入都会进行搜身，防止工人偷盗纱厂的财物。

不过，林子轩懂得吸引读者的眼球，新闻不夸张，那还叫做新闻么？

只要把日本纱厂的工人工作环境说的凄惨一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不仅累死累活的干活，还要忍受侮辱和鞭打，简直是人间地狱。

其实，这也是有事实依据的，根据纱厂工人的口述进行稍许的艺术加工。

果然，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要求日本纱厂停止使用童工，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禁止辱骂和殴打中国工人。

中国的纺织企业也站出来声讨日本纱厂，并全体通过了禁止雇佣十二岁以下童工的声明。

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

他们以日本工厂要按照日本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为由，拒绝外来干涉。

林子轩则提出了“抵制日货，救援华工”的口号，得到了社会上的响应。

这是他和日本人的第二次交锋了。

这件事的起因或许是因为童工，实际上是中国纺织行业和日本纺织业的一场较量。

通过这一次的曝光，上海纺织行业内部的问题也显露出来。

主要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廉。

比如，上海的丝蚕女工就发出呼吁，上海市的丝业女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工资是4角，还要被扣除2角，仅仅够吃饭罢了。

这些问题让那些整日空谈社会改造的学者们震惊不已。

相比较而言，在北平的那场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只是学者们的游戏，而不能真切的改变目前社会的现状。

林子轩也没有办法立刻改变这种现状，他不是上帝，只能借助于政府和民间的救助机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一百五十九章经济绝交

林子轩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起对日本纱厂的攻击，和目前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有关。

在无锡老宅的时候，他听三叔林伯仁谈起了北平的时局，其中有一条就是北洋政府准备从日本人手中收回大连和旅顺。

大连和旅顺两地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

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继承了这个租约。

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

1915年，日本逼迫袁时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时凯巧妙地拖延。

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时凯政府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

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从袁时凯开始，中国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

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将届满之前，中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议案，重申“民四条约”无效，得到无数民间团体支持，要求北洋政府尽快对日交涉，收回旅大。

林子轩虽然不清楚具体的历史进程，但他知道日本人绝不会放弃大连和旅顺。

这个交涉很可能造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大爆发。

果不其然，1923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民四条约”，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绝。

全国一片哗然。

1923年3月17日，上海各界著名人士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

3月24日，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由各路商界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工会等21个团体组成。

通电全国，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

林子轩因为先前对日本的强硬态度，被推选为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的委员。

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发出对日本经济绝交的宣言。

由此，对日经济绝交逐渐席卷全国，在上海、北平、济南、合肥、武汉、长沙、厦门等地相继推行，规模日益庞大。

这个经济绝交不仅是抵制日货，还包括和日本人断绝一切经济来往。

“则凡日人在华所营之事业，吾人皆应与彼脱离关系。如不受日本公司雇聘，不登广告于日本新闻，不载货于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险，不向日本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纸币，不往日本医院治病均是也。”

如此一来，上海虹口区的日本人聚居地成为了隔离区。

原本热闹的虹口冷清下来，犹如鬼域，日本人躲在公共租界内，不敢进入华界。

林子轩明白，就算这样日本也不会归还大连和旅顺，但至少让中国民众意识到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3月28日，日本议员、商人、大学教员等各界代表组成对华国民同盟会。

宣称“旅大是日本国民用鲜血从俄国争来的，中国方面无论如何举动，日本人民即处任何情景，断不允许取消二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