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丈夫对在婚前答应她继续升学的要求置若罔闻，只许她在金丝笼里过着受限制的生活，更使她不能忍受的是她发现丈夫竟与日本歌姬厮混。
她既失望又悲伤，离开东北，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后，家中兄嫂对她极为不满，不得已，她只好出来自己找工作养活自己。
说实话，在这个年代女性想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并不容易。
她在上海虹口小学教过书，因为报酬很少，入不敷出，为了谋得一个收入较丰厚的职业，她去学习英文打字，三个月后，被录用为四明洋行的打字员。
打字员每月的薪水有30块，除了要交给家中的兄嫂外，她只是勉强够用。
这时候，有位叫做任矜平的同事知道彭简青喜欢看电影，就鼓励她去电影公司拍摄电影。
她容貌姣好，又在圣玛利亚女校上过学，精通中英文。
无论是容貌还是学识，她都不比现在的大明星殷明竹差，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当一个打字员呢，据说拍一部电影有几百块的收入。
就这样，彭简青走进了明星电影公司。
林子轩面试了之后，觉得这个女子的阅历丰富，应该能演好一个母亲的角色。
给她开出了一部电影四百块银元，不拍电影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取三十元的津贴，这是基本的生活费，签约演员才有的待遇。
这个价格自然不能和殷明竹每部片子八百块相比，但对于新人演员来说已经很好了，以后随着名气的增加，薪酬自然会增加。
至于改名字，他尊重彭简青的意见，改成了王汉论。
《妈妈再爱我一次》讲述的是清末民初，一位大户人家的少爷在上海读书期间遇到了一名普通人家的女子。
这名女子容貌美丽，善良贤惠，深得这位少爷的喜爱，两人便私定终身，等到少爷毕业的时候就结婚。
然而，他们的婚事遭到了家族的反对，家中早已给这位少爷定了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
如果他要和那位普通人家的女子结婚，就要放弃家族的产业，被赶出家门。
就在这个时候，这名女子竟然怀了身孕。
最终，这位少爷还是不愿意放弃家中的荣华富贵，当少爷结婚的时候，那位女子在一间破旧的房屋里生下了孩子。
未婚生子在这个时代会遭到社会的唾弃。
这位女子被赶出家门，在外辛苦的劳作，独自养育这个孩子。
七年后，那位少爷因为后来从马上跌落，无法生育，想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个孩子，便找到了这位女子，要把孩子要回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孩子被抢走了，这个女子也疯掉了。
十年后，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那个孩子回到了上海，四处寻访，终于在一家福利院内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一个是孩子的哭声，一个是女主角的悲惨境况。
也就是所谓的苦情戏。
苦情戏是指以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以及家庭苦难为题材创作的戏剧。
林子轩还记得后世这部电影在国内放映时引起的轰动，从电影院里出来的人几乎没有不哭的，当然随着后世影视剧中苦情戏的泛滥，国内观众渐渐习以为常了。
但苦情戏一直都有市场，历久不衰，因为其中有导人向善，悲天悯人的情怀。
这部电影的情节在民国时期较为常见，也算是反应了社会问题，相信一定会引起观众的共鸣，催泪电影绝不是浪得虚名的。
林子轩甚至想到到时候在戏院里卖毛巾一定可以小赚一笔。
1922年10月，徐至摩从英国归来。
他先回了一趟浙江老家，然后就来到上海，和林子轩商议成立文学团体的事宜。
按照他的想法，这个团体要有一个核心，此时鲁讯和胡拾都有自己的一拨人，只有林子轩在新文学的领域没有派别。
有国内的文人认为，林子轩在走有别于鲁讯和胡拾的第三条路。
徐至摩对此表示赞同。
他接受的是西方浪漫主义思想，对鲁讯批判的态度并不认同，也不愿意和胡拾一样向着传统文化靠拢，他要把西方的文化交流方式带入中国。
他要聚拢一批国内顶尖的知识分子，用西方的思维和视角来看待如今的中国。
徐至摩觉得以林子轩目前在新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在西方人中的影响力，可以做这个团体的核心，这不是他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
而且，林子轩有自己的报纸和出版社，可以发表和出版这个文学团体的书籍。
新文学从来都是小众的。
郭沫偌的创造社想要出版书籍为什么那么难，和泰东书局谈判了那么久才出版了《女神》，这是因为这类图书没有什么销量。
上海泰东书局创建于1914年，早期出版具有进步社会思想和论述中国社会问题的书籍。
当时出版这类书籍，在上海乃至全国也不多见，这使得泰东书局一下子就在新书业界赢得了良好声誉。
但这类书籍的社会需求量毕竟太少，作为一个出版社，不能不顾及书局的经济利益，于是，泰东书局调整了出版思路，有意识地向时尚出版靠拢。
在上海，什么是时尚出版？
“礼拜六小说”，或者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是时尚，泰东书局后来出了好几种“礼拜六派”的小说，才不至于倒闭。
这就是社会现实。
书局宁愿出版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消遣小说，也不愿意出版新文学作品。
因为他们知道会赔钱，新文学诗集和小说集的购买者一般都是进步的青年学生，这些人还需要家里供养，消费能力不高。
举例说明，林子轩的诗集《一代人》销量不超过八千册，这算是很高了，而《射雕英雄传》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十万册。
在这个时期，新文学团体办的杂志为什么办着办着就停刊了，因为没有销量呗。
徐至摩看上了林子轩旗下的书局和报纸，想让万象书局成为新月社的专用书局。
第一百三十三章新月社
徐至摩在回国之前就有了这种打算。
国内的新文学的确在蓬勃发展，可也面临着很多实际的困难，那就是无法被广大的消费群体，也就是读者所接受。
这个年代读书的人不多，而这些读书人中喜欢新文学的则更少，这就造成了一种叫好不叫座的局面。
报纸上很热闹，大家互相争论，看起来新文学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真正愿意出版新文学书籍的书局没有多少。
有些书局出版这类书籍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名声，因为他们只出版像鲁讯和胡拾这类在新文学中有声望的作家的作品。
至于其他新文学作家的作品想要出版极为困难。
这和后世一样，纯文学书籍永远无法和娱乐性书籍相比。
所以不少新文学团体会自己筹钱来办书局，比如后来较为有名的北新书局。
北新书局来自于北京大学的新潮社，由鲁讯在背后支持。
“五四以后，北大成为新思潮领导之中心，当时出版界异常沉寂，多数未能担负出版任务，李晓峰等有鉴及斯，继承北京大学新潮社之精神组织出版机构，定名北新，发行新文艺新思潮书籍，嗣短期内出版书籍风行全国……”
这就是目前新文学书籍出版的现状。
经过三年的发展，新文学做到了从无到有，被大众所熟知，接下来将是一场和旧文学争夺出版市场的硬仗。
为什么文学研究会要和鸳鸯蝴蝶派开战？
除了在文学道路上的不同，争夺市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把鸳鸯蝴蝶派打倒了，才能把读者争取过来，才能让新文学更加的深入人心。
这牵扯到生存和利益，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任务。
事实上，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娱乐消遣类小说从来都没有消亡过，在后世反而更加的兴盛起来。
徐至摩了解眼下新文学的困境，所以要把林子轩拉入伙。
一方面，可以借用林子轩的名声，聚拢一批倾向于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则是借用林子轩的出版发行渠道。
林子轩热情的接待了这位昔日的好室友。
两人闲聊了一些在美国的往事，讲了讲徐至摩在英国和那些英国知识精英们的交往。
林子轩没想到自己一不小心在英国火了一把，这算是无心之举。
其实，随着《老人与海》和《小王子》慢慢被人熟知，他在西方世界会越来越火的。
林子轩对于成立文学团体颇为犹豫，他并不想被限定在某个团体里。
他来自后世，知道徐至摩的新月社，是个成员比较复杂的文学团体，在诗歌创作上有很大的成就，成员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
这两年之内，会有大批的文学团体出现，然后又纷纷解散，能够支撑十年以上的都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可他又不好直接拒绝。
毕竟，徐至摩亲自上门邀请，两人的关系还不错。
他只能含糊其辞，说自己忙于银行事务和电影公司，又身在上海，没有时间参与文学团体的活动，怕造成不好的影响。
至于出版书籍的问题，林子轩答应下来。
只要不是思想过于激进的书籍，万象书局都可以出版，何况徐至摩的诗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这个时代还是很有市场的。
加上他英年早逝，具有传奇色彩……
对了，要不要提醒他不要乘坐廉价的航班呢？
算了，现在还为时过早，谁知道中间会出现什么变故，莫名其妙的说这种话会得罪人的。
林子轩按捺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对着徐至摩微笑起来。
徐至摩看着林子轩突然露出的诡异笑容，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突然一惊。
他并没有在上海逗留多久，便去了北平。
原因很简单，徐至摩已经在三月份和妻子离婚，当然要到北平去追求林徽茵了。
在回国之前，他就给自己找好了工作，在梁启朝创办的松坡图书馆当英文秘书。
松坡图书馆有两个院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另一处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他就住在石虎胡同七号的老宅内。
这里还有一件趣事。
梁启朝的儿子梁思城正在追求林徽茵，两人经常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会面，在图书馆里看书幽会。
徐至摩则时常跑过来打搅，这让梁思城非常恼火，就在图书馆的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情人不愿受干扰”。
来到北平后，徐至摩并非只知道追求林徽茵，他还和北平文坛的文人结交，并在胡拾的《努力周报》上发表诗歌。
也许是林子轩没有拒绝的太清楚，也许是徐至摩没有说明白，反正他在拉拢其他文人的时候经常提到林子轩的名字。
于是，很多文人就认为这个新月社是林子轩创建的，新月社的诗歌和文章也由万象书局出版发行。
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创建一个以诗歌为主的文学团体是很自然的事情。
徐至摩成了这个文学团体在北平的代言人，一批被林子轩的名声召集来的诗人或者学者逐渐聚集在了石虎胡同七号。
新月社的雏形就这么形成了。
远在上海的林子轩根本不知道自己创建了一个文学团体，还成了主脑。
他一直都不怎么理会北平文坛上的事情，直到后来《小说月报》的编辑郑震铎和他说起这件事，他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我不做老大好多年！
事已至此，林子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否认也于事无补，这是理不清的事情，只有以后注意点，不要和那些人走的太近就行了。
1922年11月，美国人奥斯邦订购的一套无线电广播发送设备从美国运抵上海。
那帮上海国际无线电协会的业余爱好者们兴奋起来，热心的帮助奥斯邦安装设备，进行调试，他们在楼顶上架设了二座距地面约70米高的大型天线。
随船运送来的还有大量的收音机。
奥斯邦为了赚钱，立刻开始在上海推销他的收音机，声称过几天就能收到广播电台。
林子轩也拿到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他听道格拉斯希拉说过，这东西很容易组装，没什么技术含量。
他暗地里找中国的无线电爱好者，准备研究一下，仿造这种矿石收音机。
我们的口号是：山寨要从民国做起。
第一百三十四章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收音机
林子轩之所以想要山寨收音机，主要是想坑美国人奥斯邦一把。
奥斯邦雄心勃勃，一次性从美国运来一千台收音机，以每台100块银元的价格对外出售。
按照道格拉斯希拉的说法，这种矿石收音机在美国的售价折合银元不过20块，加上运费和利润在上海卖40块银元就算是高价了。
奥斯邦觉得中国人对无线电广播不熟悉，想要借用电台广播这种新鲜玩意来大赚一笔。
反正电台设备是林子轩出钱，他只要把收音机卖出去，至少有数万美元的纯收入。
按照他的想法，上海租界的中国富豪那么多，一千台收音机很容易就能卖出去，一旦赚了钱，可以继续经营收音机的生意。
为此，他加大投入，在上海的英文和中文报纸上打广告，四处推销产品。
林子轩一直想把奥斯邦赶走，如果市面上能有更为廉价的收音机出现，那奥斯邦的收音机就砸在了手里，赔不死他。
而且，廉价的收音机有利于收音机在上海民众中的普及，否则收音机只能成为达官贵人的玩物，无法起到宣传的作用。
在中国，也有培养无线电人才的地方。
1913年，北京交通传习所开始培养无线电话广播人才，设高等电气工程甲班，高等电气工程乙班，无线电速成班。
1917年北京邮电学校，1919年陆军部无线电教练所，1921年上海交通大学等也都培养无线电话广播人才。
到1922年底，累计中国培养的无线电人才达500多人。
当然，这些人才大多都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不过还有很多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
林子轩找到了一位上海同济大学的毕业生，叫做苏组圭。
苏组圭出生于1900年，祖籍福建永定，192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系，业余时间爱好钻研无线电技术。
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广播电台的消息，上海万象广播电台将在11月底向全市进行广播。
这家广播电台是万象书局和美国东方无线电公司合办的，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万象书局，想要毛遂自荐，参与到中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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