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所以就算是冯程程离开上海，也耽误不了两家的合作。
冯敬尧对这门亲事并不死心，他让林子轩等上半年。
半年后，冯程程中学毕业，就会回到上海。
林子轩答应下来，反正他暂时还不想结婚，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对付文艺女青年，他有不少的招数。
他从冯敬尧那里要来了冯程程在北平女校的地址，回家后就开始写信。
在惯例的问候之后，他附上一首小诗。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没错，林子轩准备没事就给冯程程写首情诗。
文艺女青年大多是心思细腻，多愁善感的类型，情诗是打开她们心扉的好东西，特别是在这个思想解放的时代。
他的好室友徐至摩为了追求林徽茵都开始写诗了，他也不能落后。
他打算下一首写《雨巷》。
这个时代新诗刚刚兴起，还没有固定的格式，只要注意韵律和修辞即可，林子轩敏锐的察觉到这是个机会，他或许会开创诗歌的一个派别。
他可以把几十年后朦胧派的诗歌拿过来用。
所谓诗歌，诗和歌是不分家的。
他还能把后世的歌词拿过来，比如《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写出来就是一首诗。
反正诗歌很短，写写也不费什么时间，先剽窃这个时代作家的诗歌，再剽窃以后作家的诗歌，一个都不放过。
林子轩决定每天给冯程程写封情诗，在这种强大的攻势下就不信没有结果。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无数诗人和他在一起。
冯程程绝不会想到，就算是她逃到了北平，也躲不过林子轩的纠缠，而且因为这每天一封的情诗，搅动了整个北平诗坛。
林子轩只是把这当成攻略美女的游戏，他现在关注的是上海文艺界的局势。
其实就是等着别人来骂他。
《寻秦记》的地图缓缓展开，项少龙来到了赵国的都城，进入了乌家堡，和赵穆为代表的势力斗智斗勇，可谓是精彩纷呈。
怎么还没有人来骂我啊！
林子轩焦急的想着。
这不是说他心理有问题，而是有人骂说明小说受到了关注，他知道这种爽文市民们是不会骂的，要骂只能是占据社会主流的文人。
他急切的想知道这个时代主流学者的接受能力，如果《寻秦记》能够获得成功，那他后续写修真类小说就没有压力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林子轩终于等到了骂声。
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个骂他的不是主流学者，而是同样写通俗小说的鸳鸯蝴蝶派作家。
此人叫做平禁亚，常熟人，幼年家贫，常熟简易师范毕业，先在小学做教员，后来闯荡上海，在报刊杂志上撰文为生。
在上海，他和朱源雏、吴虞功组成了“三人卖文小组”，承揽各种写作文稿。
这么说吧，这和后世网文的工作室差不多，当然这种文稿不讲究精品，大多是粗制滥造。
举个例子，当时有一本《清代四十八女侠》很畅销，于是书商找到平禁亚，想让他写一本《清代九十六女侠传》，要求十万字以上，三天交稿，当场给了一百块定金。
他为了赚钱答应了下来，怎么做呢？
他先写了一篇《吕四娘替父报仇》作为范本，然后找上海爱国女中教书的朋友帮忙，让学校的学生按照他的范文模仿其他九十五篇女侠的悲壮故事。
就这样三天之内拼凑成了十万字，交给了书商。
想想看，这样的书稿有什么价值，不过是骗钱罢了。
他之所以骂林子轩，不是因为他针对《寻秦记》，而是有利益瓜葛。
《自由谈》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充斥着各种艳情小说，这些人写小说都是为了赚钱，而报纸的版面就那么大，刊载了《寻秦记》，自然要去掉其他的小说。
这是抢饭碗啊！
刚开始大家没什么反应，是因为这是周瘦绢的决定，周瘦绢在鸳鸯蝴蝶派中颇有地位。
不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随着《寻秦记》的刊载，形式新颖，内容精彩，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读者纷纷要求多更新，如此就会挤占报纸更多的版面。
有些依靠在《自由谈》上撰文的作者就坐不住了，平禁亚就是其中之一。
他首先向着《寻秦记》开炮。
第十一章一场通俗小说之间的内斗
平禁亚抨击《寻秦记》主要有三点。
其一，文辞粗鄙，不堪入目。
在此时的上海，旧派文人写的大多是章回体小说，以文言为主，白话文小说并不多见，北平才是白话文小说的兴盛之地。
而且就算是白话文，也是文白相间。
文言文讲究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
《寻秦记》通篇白话，还白的很彻底，完全不讲究文辞优美，对仗工整。
在老派文人眼中，这就像是小学生写的作文一样，自然不堪入目。
其二，历史常识谬误，故事情节生硬。
平禁亚批判《寻秦记》中各种人物的称谓错乱，随意捏造历史人物，作者对战国时代的风土人情一窍不通，通篇臆想之言。
这些指责很有道理。
《寻秦记》本身就是爽文，不是严肃的历史小说，不可能进行严密的考据，否则写出来通篇古风，也就不成爽文了。
爽文的特征就是爽，其他的都可以忽略。
至于故事情节，想要合情合理比较困难，这毕竟是穿越历史小说，如果情节合理的话，项少龙在古代根本活不下来。
其三，篡改历史，误导民众。
这才是批判的重点。
平禁亚直接对准了穿越这种题材，认为如果这种题材泛滥开来，读者很可能认为这才是历史，从而混淆了真实的历史。
历史是严肃的，绝对不容篡改。
我们要站出来，维护历史的尊严，把《寻秦记》赶出《自由谈》。
以上就是报纸上对《寻秦记》的攻击。
平禁亚虽然在报纸上大肆抨击《寻秦记》，不过他内心里却不这么想。
作为“三人写作小组”的负责人，他有着不同寻找的商业眼光，一旦发现市场上某种题材火了，他就会跟风模仿，和书商勾结，骗取读者钱财。
这是他生存的根本。
眼看着《寻秦记》受到市民的欢迎，他觉得这是给通俗小说打开了一条新出路。
想想看，历史上有多少朝代，有多少精彩的故事，穿越者在其中纵横捭阖，大杀四方，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事情。
只要读者喜欢，这个题材可以无限制的写下去。
不过他深知枪打出头鸟的道理，他可以跟风，却不会出头。
他之所以用笔名炮轰《寻秦记》，除了在《自由谈》上的利益纠葛外，也是为了探路。
和林子轩的想法类似，平禁亚也想看看这个题材能不能被社会接受，反正《寻秦记》不是他写的，骂就骂了。
就算最后《寻秦记》被腰斩了，他也没什么损失。
如果《寻秦记》在社会上的批判声音不大，被社会认可了，他立刻就会换个笔名写一篇《寻唐记》来跟风，而且就用白话文来写。
什么言辞粗鄙啊，情节不合理啊，他才不管呢。
何况用白话文还能写的多些，多赚些稿费。
在上海的报刊杂志上，文言文和白话文的稿酬不同，如果文言文千字三块的话，那么白话文只能千字两块。
不过文言文精炼，白话文可以灌水。
抱着这样的心态，平禁亚向《寻秦记》开出了第一炮，他用的笔名叫网蛛生。
这篇言辞激烈，义正词严的评论得到了强烈的响应。
上海是旧式文人的聚居地，《自由谈》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培养了一批依靠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寻秦记》的异军突起让有些人感觉到了威胁。
旧式文人对白话文有着天然的抵触心理。
他们觉得文言文才是真正的写作，白话文没有文化内涵，而且穿越这种题材太过胡闹，根本算不上小说。
他们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这部分人认死理，不愿意做出改变，并且还要把新生事物扼杀掉，不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
在平禁亚打响第一炮后，这些人成为了攻击《寻秦记》的主力。
一时间，在上海的报纸上出现大量批判《寻秦记》的文章，甚至有人人喊打的趋势。
林子轩看着报纸，心中感慨。
大家都是写通俗小说的，相煎何太急啊。
其中争论最多的有两点，一个是白话文的问题，还有个是篡改历史的问题。
在清朝末年，文坛提出了“新文体”，当时叫做通俗文言文。
五四新文**动，提出了“白话文运动”，意思是大家日常生活里怎么说的就怎么写。
从新诗开始到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刚刚过去三年的时间，如今的报纸上依旧以文言文为主，所以说想要改变数千年的文字习惯任重而道远。
《寻秦记》因为白的彻底，白的不同寻常而备受关注。
相对来说，《射雕英雄传》还在他们的忍受范围，有了《寻秦记》做靶子，《射雕英雄传》反而安全许多。
有些批判《寻秦记》的人还会拿《射雕英雄传》做例子，同样是通俗小说，文辞和故事性差距真大，黄毅应该向金勇好好学习。
至于篡改历史的争论，引起了历史学者的注意。
原本《寻秦记》只是娱乐消遣小说，根本引不起学者的关注，而这场由通俗小说内部作家发起的争论扩大了《寻秦记》的影响力。
上海的历史学者和知名文人分成了两派。
一派意思是这不过是消遣小说，不是历史小说，更不是真正的历史，较真就没意思了。
一派则大肆批判这种试图改变历史的做法，认为这是不尊重历史，绝不能姑息。
似乎整个上海的文化界都没有事情做了，《寻秦记》成了一种现象，不骂两句不舒服。
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们觉得看的爽就足够了。
此时项少龙来到了魏国，参加龙阳君的宴会，碰到了信陵君、李园、韩非等人，舌战群儒，而他的处境也是危机四伏。
读者看的大呼过瘾，《申报》的发行量大增。
正当林子轩准备反击的时候，在北平《晨报》的副刊“自由论坛”上刊登了一篇短评。
短评中并没有提及《寻秦记》篡改历史的问题，而是认为“《寻秦记》之白话文正是白话文之未来。”
这篇短评的作者叫做鲁讯。
第十二章文学和白话文
林子轩搞不清楚为什么北平的文人会支持他，这其实和如今白话文的困境有关。
北平作为新思潮的发源地，一向大力提倡白话文写作。
想要革新一种文体，打破旧有秩序，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期间肯定要面对旧有势力不断的反扑。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在1920年4月，教育部终于下达了命令，让学校的教材使用语文体，也就是白话文。
这是白话文取得的阶段性胜利。
但在文学写作领域，倡议白话文写作的文人内部也有着不同的意见。
什么是白话文写作？白话文有没有文学性？如何用白话文写出文学经典？白话文该怎么发展下去？
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提倡白话文写作的学者们。
开荒是最难的，需要不断的摸索和试探。
思想激烈的如胡拾，认为白话文想要发展，就要和文言文彻底分割，抛弃传统文学。
周作仁则认为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和革新的过程中没有严格的界限，不能彻底抛弃。
还有学者认为白话文和文言文各有所长。
这个年代的学者大多都经过旧式的私塾教育，学的也是传统典籍，后来留洋，接触西方文化，当两种文化相碰撞的时候，思想上就难免产生矛盾。
是彻底抛弃国学，还是缓缓变革，他们自己也在挣扎。
眼下白话文的困境有两点。
一个是需要证明白话文也具有文学性，也能用白话文写出文学经典来。
文言文学者讽刺白话文是“引车卖浆者言”，就是说用白话文写出来的小说没有文学性和思想性，根本不能称之为文学。
在这方面鲁讯的《狂人日记》拉开了白话文小说的序幕，其他学者陆续开始了白话文文学的创作，想要为白话文打下文学基础。
只有拥有足够多的文学经典，才能证明白话文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传承下去。
当然他们自己也不熟悉这种创作方式，只能摸索着前行。
这也是这个时代极少有白话文长篇小说问世的原因，能够写出中篇小说已经很不错了。
在诗歌方面，白话文的发展也不顺利。
没有了古体诗在形式上的束缚，诗人可以自由的创作，在这个阶段大多是模仿外国诗歌，创出各种派别。
可这种诗歌是否有文学价值，有没有思想性，有没有美学准则，谁也说不清楚。
总体来说，这个时代白话文的文学创作属于纷乱的阶段，没有人能拿出一个固有的标准，告诉大家该怎么写。
这就牵扯到白话文的另一个困境，那就是发展方向的问题。
即便是提倡白话文态度最为激烈的胡拾也给不出一个方向，只能摸索着前行。
此时以胡显骕为主的文人又开始大肆攻击白话文，提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认为白话文是“模仿西人，仅得糟粕”。
新一轮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论战即将开始。
这时在上海发生的炮轰《寻秦记》的风潮传到了北平，其中就有批判白话文的论调。
只能说恰逢其时，《寻秦记》这种长篇白话文小说顿时引起了北平文化界的关注，原本消遣性质的小说，就因为白的彻底，通篇大白话，成为了学者们的读物。
他们关注的不是《寻秦记》的文学价值，而是白话文的发展方向。
有学者认为若是白话文最终沦落到像《寻秦记》这种毫无文采的小说，那是文学的悲哀。
也有人认为这是白话文向着大众语言迈出的关键一步。
我们提倡白话文，不就是为了创造出一种“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适合大众需要的语言么？
《寻秦记》正是这样的小说，只要是略微识字的人都看得懂。
当然若是没有那些艳情描写就更好了，可这给我们的白话文写作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于是，在北平的文坛掀起了有关白话文发展方向的热议。
在这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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