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治主张认为只要好人有奋斗精神，中国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活动，中国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在实践活动上，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政府的第一步，并提出改革政治的三个基本原则和6项具体主张。
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
在召开旧国会、制宪、裁兵、改良选举制度、财政公开等六个条件下实行南北议和。
胡拾联合了其他十五位社会知名人士，准备把这份《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在杂志上，期望引起社会的关注，进而改变这个时代的政府。
这些人包括北大校长蔡元赔、北大图书馆主任李达钊、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形知等人。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具有留学的教育背景，不满此时政府的现状，想要有所改变。
这是胡拾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
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拾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后来在演讲中也多次提及。
他写信给林子轩，是想让林子轩认同这份主张，在下面共同署名。
如此发起一场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
这是因为此时林子轩在国内文坛的影响力大增，有了让胡拾重视的资格，特别是林子轩在美国的名声，可以让他的主张更具有国际性。
林子轩对此颇为犹豫。
胡拾写信给他，说明在北平的那个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圈子接纳了他，把他当作了自己人。
但他知道胡拾的这份主张太过理想主义，根本行不通，后来好像还被鲁讯讽刺了一番。
这也是胡拾和鲁讯两位新文化领袖人物闹翻的开端。
以前，两人互相称赞过对方，不过随着各自的主张和道路的不同，两人越走越远。
署名代表着立场，代表着站队，不能不慎重对待。
在这个年代，新闻界议政之风盛行，从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想、主义都有市场，比如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
林子轩不愿意触碰政治，他内心里对此有很深的抵触。
然而，如果拒绝了胡拾，这份交情恐怕就淡了。
他倒不是害怕胡拾，而是以前胡拾帮过他，这就是人情，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他把胡拾的主张认真的看了一遍，发现除了过于理想化，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外，倒没有太大的问题，重点在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参政议政的权利。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提出这个主张颇为大胆。
老实说，北洋政府其实就是军阀统治，也就是军人干政，胡拾的主张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根本行不通。
事实证明，1922年9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军阀吴佩浮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
他为了不被国人认为是军人干政，就推行了胡拾提出的“好政府主义”。
于是，以王宠晖为国务总理的“好人政府”成立，但这个政府不过是吴佩浮的傀儡罢了，只存在72天就夭折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主张资产阶级改良只是一种理想。
除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这一点外，林子轩没有在这份政治主张中发现什么危险的东西，就给胡拾回信，认同了这份主张。
并婉言指出时局艰难，这种主张怕是难以实现，至于胡拾听不听，那就没法管了。
客观的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林子轩明白，如此一来，他或许就会被人分门别类，套上某个圈子的名牌，而同另外的圈子隔离开来，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不能谁都不得罪，墙头草的结局一向不怎么好。
何况他还和鸳鸯蝴蝶派亲近，写着通俗小说。
如果被人知道他还是《寻秦记》那种艳情小说的作者，恐怕会跌碎一地的眼镜。
在民国的文坛林子轩也算是奇葩的存在了。
给胡拾回信后，他想了想，又给陆小蔓写了一封信。
在邮轮上的时候，洪慎发觉陆小蔓有表演话剧的天赋，众人一起排演《日出》，陆小蔓扮演的陈白露就颇为惊艳。
洪慎想要邀请陆小蔓饰演陈白露，陆小蔓自己也很有兴趣。
不过她还要回到北平向外交部汇报美国一行的工作情况，而且她的家庭背景也很难让她登台演戏。
在学校里排演话剧是兴趣和艺术，在社会上演出就成了演员和戏子。
殷明竹演电影顶住了家庭巨大的压力，陆小蔓是官宦人家，父亲是政府高官，如果是慈善义演倒是无所谓，那是社会名流的交际活动。
洪慎这种可是职业话剧，陆小蔓演出的可能性不大。
陆小蔓离开上海前，林子轩给了她两千块的银行汇票，这是翻译《乱世佳人》的稿酬。
按照国内翻译稿酬的标准，算是很高了。
而且，林子轩还给了她《乱世佳人》英文版百分之二的版税，现在看来不多，但以后将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他这么做是想保障陆小蔓的经济独立。
在这个世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就没有选择的自由。
两人之间是有情愫的，只是谁也没有点破。
林子轩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件，沉默片刻，又附上一首小诗。
“总有些这样的时候，正是为了爱，才悄悄的躲开。躲开的是身影，躲不开的，却是那份默默的情怀。”
“月光下踯躅，睡梦里徘徊。感情上的事情，常常说不明白。不是不想爱，不是不去爱，怕只怕，爱也是一种伤害。”
这是后世诗人汪国珍的一首爱情小诗。
林子轩把信发出去，心中似乎放下了什么，以后的事情谁能说得清呢。
几天后，他接到了私立复旦大学的邀请，让他履行客座教授的义务，能到大学里讲课。
随着林子轩名气的增大，尤其是在国际上扬名，国内不少大学都发出了邀请，让他能前去讲课或者演讲，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鲁讯和胡拾每年都会如此，现在林子轩也有这种待遇了。
第八十五章开讲啦！
私立复旦大学始建于1905年，初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柏，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仲山。
在后世，这是一所林子轩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校，如今能去讲课，他觉得很荣幸。
年前的时候，复旦大学也邀请过他，那时林子轩和郭沫诺因为新诗的争论，和创造社的成员起了不小的矛盾。
如今郭沫偌等人在上海准备发行《创造》季刊，发表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歌小说等作品。
一个新兴的文学团体即将展露锋芒。
这次复旦大学的邀请更为诚心，不像上次那么的形式主义，复旦大学文学系的主任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林子轩能谈谈文学创作和对新文学的见解。
最好是能在复旦大学开设一门课程。
在当今的文坛，北平是新文学的中心，有胡拾和鲁讯这种领袖人物坐镇，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深受新文化的影响。
那里有新文学传播的氛围。
相比较而言，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就显得颇为守旧，而且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都是可供消遣娱乐的文字，没有新文学滋生的土壤。
但林子轩是个例外，他一手写新诗，一手写通俗小说。
写新诗成了新诗的奠基人，写武侠小说成了大师级人物，连写外国小说也得到了美国人的追捧，林子轩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人物。
甚至有上海的文人把他和北平的胡拾和鲁讯并称为“新文学的三杰”。
这就有点捧杀的意味了。
说到底林子轩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他没有参与新文学的启蒙工作，在文坛这个讲究资历的地方，胡拾和鲁讯是新文学的领导者，林子轩只能算是跟随者。
没看到郭沫偌想要挑战前辈地位的下场么？
所以林子轩不会在大学里讲什么对新文学的见解，他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引火烧身。
他也不想讲文学创作，有什么好讲的，都是抄袭而已。
那么，讲些什么好呢？
不想惹麻烦，讲历史或者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是最好的办法，谁也不得罪，林子轩记忆里就有这一类的题材。
《品三国》、《红楼梦》、还是《明朝那些事儿》？
《品三国》是后世易仲天在《百家讲坛》上对三国那段历史的重新解读，受到众多媒体的追捧，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
易仲天把正史、野史、小说、戏剧中的三国放在一起讲，用通俗易通的言语来解构三国历史，的确很精彩。
但有学者就认为，历史是严肃的，是专业的，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这也是林子轩需要担心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戏说”历史，需要极大的勇气。
可以想见，一旦他在复旦大学开讲《品三国》，那些历史系教授一定会跳出来批判他一番，甚至认为他数典忘祖。
至于《明朝那些事儿》更不能讲了，也是对历史的重新结构。
林子轩可以用笔名把它们写出来出版成书，看看市场反应，却不能拿到讲台上去讲。
在这个时代，课堂是很神圣的地方，教师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
最后，只能选择《红楼梦》了。
红学可是一门大学问，按照后世的划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清代乾嘉年间至1921年，称为“旧红学”时期。
从1921年到1954年，称为“新红学”时期。
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入“当代红学”时期。
其中又分为各种派别，混乱之极。
大概分为评论派、考证派、索隐派、创作派四大学派。
各派又细化为若干分支，主要包括题咏、评点、鉴赏、百科、批评、曹学、版本学、本事学、脂学、探佚学等等。
民国时期，确切的说是1921年是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分界点。
因为在这一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书，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胡拾也成了新红学的开山祖师。
胡拾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等题目。
从此以后，曹雪芹被绝大多数红学家公认为是《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在后世是公认的事实，但在1921之前，《红楼梦》的作者尚无定论，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清朝王府的某位贝勒或者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
胡拾之所以研究《红楼梦》纯熟偶然。
因为新文学和白话文的推广，在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
于是，各家书局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来印书。
由于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标点符号来断句和分段，需要较为专业的文学学识，很多学者参与到校订的工作中来，其中就包括胡拾和陈独绣。
在这些新标点本小说中，以《红楼梦》的出版最费周折，这是因为该书篇幅大，成本高，且版本较多，情况复杂。
在校订完成之后，书局请胡拾给新版本的《红楼梦》写序文。
胡拾为了写好这个序文，才开始认真研究《红楼梦》，翻阅了各种文献资料，反复推敲，用考据的方法弄清楚了曹雪芹的来历和曹家家世的来龙去脉。
从而认定了曹雪芹才是《红楼梦》的作者。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赔是旧红学的领军人物，索引派的代表，并在1917年9月出版了《石头记索引》一书。
胡拾的《红楼梦考证》绝对是对旧红学的打脸之作。
这个考证一出，把旧红学索引派全部打翻，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不过蔡元赔并没有恼火，反而积极帮助胡拾寻找文献资料，来证明胡拾的考证有理有据。
这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学者，这才是大家风范。
第八十六章如流星一般消失的作家
事实上，蔡元赔一直没有放弃索引派。
索隐派是红学中的猜谜派、秘史派。
以索隐、秘史本位否定文学、历史本位，透过字面，运用谐音、拆字、藏头、谜语、谶纬等文字游戏，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附会《红楼梦》。
从而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编造各种秘史。
鲁讯的评语是：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
比如，蔡元赔在《石头记索隐》中就认为贾宝玉，即传国玉玺之义也，乃影射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
在这个年代，这类宫闱秘史的说法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把《红楼梦》和清朝皇室联系起来，最终得出了《红楼梦》是一本政治小说的结论。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时提出“反对满清”的激情还未退去，人们大多怀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因此《石头记索隐》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
一时间，蔡元赔成为索引派的集大成者。
1921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他的上司蔡元赔。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元赔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
由此开始了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
在这段时间里，胡拾为了树立考据派的地位，曾四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部书，就在他心灰意冷近乎绝望之时，蔡元赔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从此，胡拾建立了《红楼梦》的考据派。
此外，还有评论派和创作派。
鲁讯就属于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对《红楼梦》的杂论。
他认为红学贯串了两条红线：一是方法上坚持文学欣赏，否定考证、索隐、探佚；二是内容上坚持“人情说”，否定“自传说”、“秘史说”。
这是让红学回到《红楼梦》本身，回到文学欣赏上来。
创作派是指在《红楼梦》的基础上再次创作，其实就相当于《红楼梦》的同人小说。
当然，这里不得不提到王国唯，他在1904年出版了《红楼梦评论》一书，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解析《红楼梦》，从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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